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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提出我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型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是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其之后日本经济“10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汇率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以进口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律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
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和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而危机中不断推高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不利于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从经济和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当年日本为何引发泡沫经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渊源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因而不得不和它谈。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
其实汇率升值并不会显著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也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长。日本实行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使得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诟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上升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四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上升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汇率上升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N20世纪80年代的汇率上升，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上升。
日本1985年的汇率上升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当然也有其他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汇率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以进口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律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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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和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而危机中不断推高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不利于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从经济和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当年日本为何引发泡沫经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渊源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因而不得不和它谈。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
其实汇率升值并不会显著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也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长。日本实行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使得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诟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上升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四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上升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汇率上升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N20世纪80年代的汇率上升，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上升。
日本1985年的汇率上升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当然也有其他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