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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名叫郑玉国，今年七十多了。说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胜似亲兄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两家在牙林线上的一个养路工区住隔壁邻居，直到如今定居在哈尔滨，算起来也有半个世纪了。每每坐在一起，聊起过去的那些事，看看现在的好日子，老郑总是感慨：“没想到，真没想到，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一家老小还能从山沟里来到大城市！”
老郑原籍是山东招远的，祖辈闯关东来到了大兴安岭林区。他出生在林区的西尼气镇，18岁那年入路，在牙林线上的“农田养路工区”当上了养路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那昝的牙林线，可真是苦啊。“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火车没有牛车快，五月六月吃干菜”的顺口溜成为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工友们上道（线路）干活时，渴了，喝得是草甸子上渗出的水;饿了，啃得是揣在怀里的高粱米面馒头或玉米饼子，吃得是卜留克咸菜。特别是冬天，山里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在线路上一干就是大半天，风雪把他们都塑成了一个个雪人、冰人。从线路上回来，个个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像是背了一个重重的盔甲;被大雪灌满的棉靰鞡里能倒出水来。到了工区，他们把狗皮帽子往桌子上一扔，抹一把脸上的雪水，围在地中间那个铁皮做的火炉前烤火。新鲜的木头柈子“吱吱——”地响着，红红的火苗映红了男子汉们古铜色的脸膛。
历经岁月，有的师傅退休了，有的就长眠在了这里。当年的小郑，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当上了班长，成了分局的标兵。
后来，沿线工区合并，家属们搬到了镇上。老郑不再年轻，腿脚也不听使唤了，就从地上到车上，在列车段跑车，当过炊事员、厨师长，家也从沿线工区搬到了铁路分局所在地的伊图里河镇上居住，后来又分到了楼房。直到2007年退休，他也没有离开过牙林线。两个儿子也先后在林区成家，子承父业，儿子和媳妇都在铁路上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过苦、受过累、流过血，淌过汗的老郑，觉得心满意足，“这辈子哪也不去了”。
可是到了2004年夏天，老郑本还安逸的生活被哈尔滨铁路局的一项利好惠民政策改变了。
决策：大迁移
转眼间，车轮驶进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和铁路生产力布局的持续调整，牙林线（潮乌线）工作量发生了很大变化，运量逐年减少，岗位富余人员增多。下岗、轮岗或待岗成为必然。
“绝不能把为哈局奋斗一生的山里人扔下不管！”2004年6月，大兴安岭刚刚从冰雪中苏醒过来，路局党政联席会做出了一项自1946年建局以来的重大决策：“大迁移”！在局管内跨分局、跨地域有规模、有组织地安置牙林线上的富余职工。
“能走咱就走”
“咱要出沟（山沟）啦！”6月28日，这消息爆炸式传开，“这不是做梦吧？”人们都不敢相信。
老郑的大儿子郑发森，当时正在牙林线上的煤田站车辆检修驻在点帮班检修。突然接到了媳妇从段上打来的电话：“知道不？要大迁移啦？”“啥迁移，往哪迁移？”“别那么多废话了。我看铁路局电报了，咱够条件，到底走不走？”
郑发森“一下子懵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就这样，他和媳妇之间你来我往地打了一遍又一遍电话，问亲戚问朋友，反复商量该不该走。
解铃还须系铃人，职工心里的纠结，路局领导早就意料到了。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铁路局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头一份文件，提前摸底，问有没有想走的？第二份文件，给你具体的工作单位和地方，给房子、落户口等优惠条件;第三份文件下来的时候，就让报名了，给各家具体的优惠条件，各有各的选择。
走有走的想法，不想走或不够条件走的，也都有疑虑，各种想法在一个晚上都冒了出来。
路局派出8名专业人员组成调研组，利用10天时间，数次深入到牙林线、潮乌线等，分系统、专业工种，逐个单位、站区、岗位进行工作量和岗位定员查定，“绝不错测一个数、绝不漏测一个人、绝不少测一个岗。”
摸底后的报告又一次摆到了路局党政会议桌上，“大迁移”方案进一步细化，拍板定下了“四个优先安置原则”，给职工吃了“定心丸”。
“能走咱就走”，郑发森和媳妇的决定最终如愿了！
出山：专列一路向东
2004年7月13号下午四点，伊图里河站这个牙林线上的二等站沸腾了：路局开行的“大迁移”专列，满载700名迁移职工和随行的家属，要一路向东出山了。
专列好像有15、6节，站台上挤满了人，各单位送站的职工穿着制服、排好队，敲锣打鼓，放鞭炮;几个秧歌队在站台上下助威，唢呐声声，好像过年一样热闹。笑声、哭声、嘱咐声，队伍集合的喇叭声一阵高过一阵。
“滴——”风笛一声长鸣，把人们从梦中惊醒，“走了，真的要走啦！”人群开始慌乱起来，列车徐徐启动，刚才的欢闹场面突然变得宁静起来。乐曲不响了，秧歌不扭了，好像山风也都骤然停下了，接着是阵阵的告别声、哭泣声。
故土难离，大雁飞去尚能飞回。可是，他们这一迁移，意味着很难再轻而易举地回来。
再见了，大山;再见了，故乡。
列车向着东山口开去，以至不见了车尾，还有人在站台上挥手送行。专列沿着伊加（伊图里河至加格达奇）线一路向东。专列清一色安排的硬卧，每一节车厢、车厢的每一个铺位都贴着到站和迁移职工及随行家属的姓名，井井有条。到了就餐点，沿线各车站、公寓给送来免费的盒饭;加格达奇、齐齐哈尔、让胡路、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凡是有迁移职工下车的地方，都敲锣打鼓到车站来接。
入夜了，车厢里依然是灯火通明。离开了大山的人们，憧憬着、想象着、猜测着，甚至还有些徘徊或者是迷茫。是啊，他们喝着山泉水长大，伴着山风与雨雪工作，彼此间也都很熟悉。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前路无知己”，人生地不熟，工作、安家、孩子上学等等，更多的考验还在前面。他们唠着、想着，有的媳妇或孩子们哭了。
郑发森和他爱人报的是绥化地区的两个铁路单位。一路上，两口子话语不多，但是希望大于了迷茫。“我以前没见过，可能这辈子也没这待遇了。”至今，郑发森还津津乐道那个时刻，那个不眠之夜。
在省城过上团圆年
郑发森和媳妇在绥化的两个铁路单位落下了脚。更幸运的是，在绥化工作了不到两年时间，因生产布局调整，他们双双到了哈尔滨，并很快住进了路局新建的哈南新区。这是铁路局专门为迁移人员建的住宅区，有350多户，80%是迁移过来的，人均一户。职工家属高兴地给这里起了个新名字，叫“幸福新村”。
铁路发展驶上快车道，旅客列车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大的机务段亟需技术工人，而且打破壁垒，面向全局招聘。老郑的二儿子和媳妇也被招聘到了哈尔滨，经过几年打拼在省城买了房，也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儿子们都稳定下来了，两年后，闲赋在家的老郑和老伴搬了过来，和两个儿子一大家人子在省城团聚了。
转眼过年了。老郑跑超市、购海鲜、买年画，置办年货，还特意让我给他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出山沟到省城改天换地;下联是：好政策赢民心尽随人愿;横披是：幸福满堂。
这个年，从来不喝酒的老郑喝了点酒，而且有些醉了。
2014年4月初，老郑又有了好消息：在大儿子住的小区里，自己买了个二手房，有了自己的“窝”。同年8月，老郑的孙女考上了吉林理工大学，又是双喜临门。
老郑逢人就说：“干了一辈子铁路，知足，老知足啦！”
老郑原籍是山东招远的，祖辈闯关东来到了大兴安岭林区。他出生在林区的西尼气镇，18岁那年入路，在牙林线上的“农田养路工区”当上了养路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那昝的牙林线，可真是苦啊。“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火车没有牛车快，五月六月吃干菜”的顺口溜成为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工友们上道（线路）干活时，渴了，喝得是草甸子上渗出的水;饿了，啃得是揣在怀里的高粱米面馒头或玉米饼子，吃得是卜留克咸菜。特别是冬天，山里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在线路上一干就是大半天，风雪把他们都塑成了一个个雪人、冰人。从线路上回来，个个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像是背了一个重重的盔甲;被大雪灌满的棉靰鞡里能倒出水来。到了工区，他们把狗皮帽子往桌子上一扔，抹一把脸上的雪水，围在地中间那个铁皮做的火炉前烤火。新鲜的木头柈子“吱吱——”地响着，红红的火苗映红了男子汉们古铜色的脸膛。
历经岁月，有的师傅退休了，有的就长眠在了这里。当年的小郑，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当上了班长，成了分局的标兵。
后来，沿线工区合并，家属们搬到了镇上。老郑不再年轻，腿脚也不听使唤了，就从地上到车上，在列车段跑车，当过炊事员、厨师长，家也从沿线工区搬到了铁路分局所在地的伊图里河镇上居住，后来又分到了楼房。直到2007年退休，他也没有离开过牙林线。两个儿子也先后在林区成家，子承父业，儿子和媳妇都在铁路上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过苦、受过累、流过血，淌过汗的老郑，觉得心满意足，“这辈子哪也不去了”。
可是到了2004年夏天，老郑本还安逸的生活被哈尔滨铁路局的一项利好惠民政策改变了。
决策：大迁移
转眼间，车轮驶进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和铁路生产力布局的持续调整，牙林线（潮乌线）工作量发生了很大变化，运量逐年减少，岗位富余人员增多。下岗、轮岗或待岗成为必然。
“绝不能把为哈局奋斗一生的山里人扔下不管！”2004年6月，大兴安岭刚刚从冰雪中苏醒过来，路局党政联席会做出了一项自1946年建局以来的重大决策：“大迁移”！在局管内跨分局、跨地域有规模、有组织地安置牙林线上的富余职工。
“能走咱就走”
“咱要出沟（山沟）啦！”6月28日，这消息爆炸式传开，“这不是做梦吧？”人们都不敢相信。
老郑的大儿子郑发森，当时正在牙林线上的煤田站车辆检修驻在点帮班检修。突然接到了媳妇从段上打来的电话：“知道不？要大迁移啦？”“啥迁移，往哪迁移？”“别那么多废话了。我看铁路局电报了，咱够条件，到底走不走？”
郑发森“一下子懵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就这样，他和媳妇之间你来我往地打了一遍又一遍电话，问亲戚问朋友，反复商量该不该走。
解铃还须系铃人，职工心里的纠结，路局领导早就意料到了。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铁路局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头一份文件，提前摸底，问有没有想走的？第二份文件，给你具体的工作单位和地方，给房子、落户口等优惠条件;第三份文件下来的时候，就让报名了，给各家具体的优惠条件，各有各的选择。
走有走的想法，不想走或不够条件走的，也都有疑虑，各种想法在一个晚上都冒了出来。
路局派出8名专业人员组成调研组，利用10天时间，数次深入到牙林线、潮乌线等，分系统、专业工种，逐个单位、站区、岗位进行工作量和岗位定员查定，“绝不错测一个数、绝不漏测一个人、绝不少测一个岗。”
摸底后的报告又一次摆到了路局党政会议桌上，“大迁移”方案进一步细化，拍板定下了“四个优先安置原则”，给职工吃了“定心丸”。
“能走咱就走”，郑发森和媳妇的决定最终如愿了！
出山：专列一路向东
2004年7月13号下午四点，伊图里河站这个牙林线上的二等站沸腾了：路局开行的“大迁移”专列，满载700名迁移职工和随行的家属，要一路向东出山了。
专列好像有15、6节，站台上挤满了人，各单位送站的职工穿着制服、排好队，敲锣打鼓，放鞭炮;几个秧歌队在站台上下助威，唢呐声声，好像过年一样热闹。笑声、哭声、嘱咐声，队伍集合的喇叭声一阵高过一阵。
“滴——”风笛一声长鸣，把人们从梦中惊醒，“走了，真的要走啦！”人群开始慌乱起来，列车徐徐启动，刚才的欢闹场面突然变得宁静起来。乐曲不响了，秧歌不扭了，好像山风也都骤然停下了，接着是阵阵的告别声、哭泣声。
故土难离，大雁飞去尚能飞回。可是，他们这一迁移，意味着很难再轻而易举地回来。
再见了，大山;再见了，故乡。
列车向着东山口开去，以至不见了车尾，还有人在站台上挥手送行。专列沿着伊加（伊图里河至加格达奇）线一路向东。专列清一色安排的硬卧，每一节车厢、车厢的每一个铺位都贴着到站和迁移职工及随行家属的姓名，井井有条。到了就餐点，沿线各车站、公寓给送来免费的盒饭;加格达奇、齐齐哈尔、让胡路、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凡是有迁移职工下车的地方，都敲锣打鼓到车站来接。
入夜了，车厢里依然是灯火通明。离开了大山的人们，憧憬着、想象着、猜测着，甚至还有些徘徊或者是迷茫。是啊，他们喝着山泉水长大，伴着山风与雨雪工作，彼此间也都很熟悉。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前路无知己”，人生地不熟，工作、安家、孩子上学等等，更多的考验还在前面。他们唠着、想着，有的媳妇或孩子们哭了。
郑发森和他爱人报的是绥化地区的两个铁路单位。一路上，两口子话语不多，但是希望大于了迷茫。“我以前没见过，可能这辈子也没这待遇了。”至今，郑发森还津津乐道那个时刻，那个不眠之夜。
在省城过上团圆年
郑发森和媳妇在绥化的两个铁路单位落下了脚。更幸运的是，在绥化工作了不到两年时间，因生产布局调整，他们双双到了哈尔滨，并很快住进了路局新建的哈南新区。这是铁路局专门为迁移人员建的住宅区，有350多户，80%是迁移过来的，人均一户。职工家属高兴地给这里起了个新名字，叫“幸福新村”。
铁路发展驶上快车道，旅客列车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大的机务段亟需技术工人，而且打破壁垒，面向全局招聘。老郑的二儿子和媳妇也被招聘到了哈尔滨，经过几年打拼在省城买了房，也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儿子们都稳定下来了，两年后，闲赋在家的老郑和老伴搬了过来，和两个儿子一大家人子在省城团聚了。
转眼过年了。老郑跑超市、购海鲜、买年画，置办年货，还特意让我给他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出山沟到省城改天换地;下联是：好政策赢民心尽随人愿;横披是：幸福满堂。
这个年，从来不喝酒的老郑喝了点酒，而且有些醉了。
2014年4月初，老郑又有了好消息：在大儿子住的小区里，自己买了个二手房，有了自己的“窝”。同年8月，老郑的孙女考上了吉林理工大学，又是双喜临门。
老郑逢人就说：“干了一辈子铁路，知足，老知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