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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伪新民学院是沦陷下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1938年初由华北方面军和外务省创建于北平。伪新民学院教育目的是“培养与友邦提携先知先觉的兴亚官吏”，因为其大都充任伪临时政府中级以上的官员，所以其活动对整个沦陷下的华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伪新民学院的消亡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终结。
【关键词】伪新民学院研究部;奴化教育;终结;华北沦陷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至同年8月底，华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为了更好地统治华北沦陷区，日军进行了各种尝试与努力，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和训练“亲日亲满”的汉奸。伪国立新民学院（以下简称“伪新民学院”）是最主要和训练的培养机构，主要培养和训练进入伪政权的“中坚官员”，其毕业生在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被公认为最主要的汉奸。
本文以伪新民学院的消亡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终结，主要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当时伪新民学院发行的刊物，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
一、伪国立新民学院的消亡
关于1943年中期日本太平洋战争恶化后的伪新民学院的情况，建国后任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的白林有如下回忆。
“日本侵略者物资和兵力日渐缺乏，不管是退役的军人还是文官，不断被送往前线而成为炮灰，伪新民学院的日本人，除了副院长佐藤调往华北政务委员会担任顾问外，辅导部部长平井在日军占领的缅甸担任最高顾问后不久也被炸死。其他的学生队长、科长、教授和教官等都不断被送往东南亚前线，他们留下的职务便全部由中国人来接替。这时随着日本侵略者渐渐退败，无暇顾及新民学院，学生人数也逐渐减少，新民学院陷入了麻痹状态。”
将以上的回忆录与其他资料进行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伪新民学院的部分日本教职员工征兵后被送往前线。比如，“石田教官赶赴菲律宾前线”。此外，随着战局的恶化，1943年8月伪新民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
从改组后的人数来看，“退职者”中日本人比中国人要多很多。但新老师中，中国人比日本人要多。特别是“嘱托讲师”中中国人有8人，日本人却一名都没有。从职位来看，重要职务“秘书长”与“教授部长”由中国人担任，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现象。
伪新民学院这时为什么录用了很多中国教职员工呢？这是为了尽可能让中国人抛头露面，以及因战况的恶化日本人被大量征兵。
1944年8月1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命令到，“国立新民学院即时废除，其相关事务与文书移交该院（‘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自此，伪新民学院在表面上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出现
为什么要废除伪新民学院，新设了“国立华北行政学院”（以下简称“伪华北行政学院”）呢？伪华北行政学院与伪新民学院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 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4年8月12日颁布的。从该条例来看，不仅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办学精神、教育目的、组织结构与伪新民学院大致相同，还继续使用伪新民学院的校园，老师也没有被更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伪华北行政学院是伪新民学院的延续。对于此延续，我们可以从中日双方的历史当事人，比如徐孔、铃木传三郎等的回忆录中得到确认。
虽然两所学院的相似之处如上所述有很多，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伪华北行政学院是以培养“中坚政治人才”为教育目的，但这个“中坚政治人才”并不是“提携友邦、恢弘东亚的先觉官吏”，而仅仅是“华北地方各行政机关的中坚政治人才”。因此，就没有将伪新民学院作为日本在占领区树立汉奸官员训练所样本的意图。
此外，除了负责教学的教授部、负责庶务的庶务部、负责秘密研究的研究部，伪新民学院还设有负责图书管理的图书馆、负责在校生管理的学生队、负责毕业生管理的辅导部，但伪华北行政学院却只有总务处、教务处、研究部三个部门。不仅如此，伪新民学院发行的期刊也全都停刊了。也就是说，与伪新民学院相比，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组织结构更加简化。
两学院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教育与学生。伪华北行政学院废除了伪新民学院设置的专业——司法科与行政科。伪新民学院的本科、预科、特科也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别设立了学制1年的“高级行政人员学习班”与学制6个月的“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举行入学考试的主体不是伪新民学院，而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的委员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从这一点来看，伪华北行政学院已经不再是一所独立的学校，而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教育机关。伪华北行政学院“高级行政人员学习班”的报考条件与伪新民学院本科的要求大同小异，不仅要求是在职官员，也包括“高考”那样的官吏选拔考试中的合格者。
三、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特征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几个特征。
首先，伪华北行政学院是由伪新民学院精简而来的，其组织机构、学制、专业等均比新民学院简化。通过这种简化，弱化甚至中止了原伪新民学院的部分功能。因为以上组织机构的撤销，图书保管与学生管理等也只能维持在最低限度。
为什么占领当局把“国立新民学院”改为“国立华北行政学院”呢？虽然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但我们可以从以上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特征中窥探出占领当局的意图。
随着日本战局日渐恶化，华北地区也开始患上了“末期综合症”。在政治上，日本及其盟国的败退使华北地区民心动摇，伪临时政府的汉奸官员们也开始寻求出路。在经济上，从1944年开始，伪政府滥发货币，大量物资外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在军事上，共产党敌后武装十分活跃，根据地发展壮大。
因此，军部优先速成教育，缩短学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尽可能多的汉奸官员。也就是说，为了使华北政务委员会行政系统正常运转，不得不加速让比较信任的毕业生替换下原国民政府的官员。此外，因为华北地区财政困难，不得不大幅削减开支，无法再进行像之前的巨大资源投入，这种主观上的意图和客观的限制使得1944年9月成立了伪华北行政学院。 由上可知，伪华北行政学院显示出很浓的临时性色彩，并从成立开始就带有“末期综合症”的特点。现在已经无法找到与伪华北行政学院开学仪式有关的资料。有关伪华北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伪华北政府委员会只发布行政命令，“根据条例，九月九日该组织（伪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成立了。” 之后，“九月九日院长就职并开始执行政务”，并发表通告“发放‘国立华北行政学院印’、院长印、副院长印各一枚。九月二十八日开始正式生效。”
此外，入学考试也大幅简化，虽然考试科目和伪新民学院并无不同，但减少了考试内容。
最后是新生。伪新民学院每年录取本科、预科、特科新生共200人以上。但伪华北行政学院成立后，有关学生录取的资料仅有《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及考试法》。其入学定额为“四十四”，这比伪新民学院少了很多。
四、伪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的消亡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1944年7月之前向各机关抄发了一份题为《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及考试法》的通告。其中明确规定“入学日期：九月五日”。但是在12月再次改发通告说，“（伪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入学定额为四十四人，但因健康问题和未具备考试资格的人数多达二十七人。报名而未参加考试的，以及连名都不报的也不少。”
我们由上可以看出，“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没有按照预期1944年9月入学。原因是各机关推荐的入学生中，有很多人未具备考试资格。也就是说，随着日本战败的显性化，进入伪华北行政学院接受成为汉奸官员的教育不仅不受普通青年的欢迎，就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在职官员也敬而远之。在此背景下，各行政机关为了完成分配指标，推荐了一些不具备考试资格的人员。例如，北京市社会局请求北京市公署，“社会科风化宗教股科员王贻懋虽未具备考试资格，但为了保护其入学积极性，让他填写了考试申请书，请求允许……”。
虽然伪华北行政学院消亡的具体情况不明，但随着日本华北方面军投降，伪临时政府也解体了。因此，伪华北行政学院也不得不消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日本战局的恶化，其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的能力也越来越弱，直至消亡。也就是说，这种奴化教育完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其他任何的社会基础。伪华北行政学院不过是伪新民学院走向消亡的一个过渡，显示出很浓的临时性色彩，并从成立开始就带有“末期综合症”的特点。最后，自愿接受奴化教育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随着日本战局恶化，报名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1]白林.《训练汉奸的新民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P.297-P298
[2]新民学院同学会编《汇报》第五卷第十期.1943年7月30日.P.9
[3]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10-001-00862《河北省政府，华北行政学院.北京地方法院等单位关于成立机构启用印件及负责人到职视事的公函》.1944年
[4]徐孔.《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直言获罪（一）》《炎黄春秋》.2004年1期.P.19
[5]（日）铃木传三郎.《延安俘虜日記》《延安俘虏日记》国书刊行会.1983年.P.3
[6]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7]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8]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9]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02—001-00459.《市政府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生及选送办法的通令和社会局的呈復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函》.1944年
[10]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02—001-00366.《华北行政学院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办法及社会局所属各单位选送学员的报告》.1944年
【作者简介】
彭程（1978—），男，湖南怀化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近代教育史、抗战史、文献学。
（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抗战时期沦陷区汉奸训练的研究”（13C40），以及湖南工业大学校级科研课题“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汉奸官员训练的研究”（2012HSX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伪新民学院研究部;奴化教育;终结;华北沦陷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至同年8月底，华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为了更好地统治华北沦陷区，日军进行了各种尝试与努力，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和训练“亲日亲满”的汉奸。伪国立新民学院（以下简称“伪新民学院”）是最主要和训练的培养机构，主要培养和训练进入伪政权的“中坚官员”，其毕业生在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被公认为最主要的汉奸。
本文以伪新民学院的消亡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终结，主要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当时伪新民学院发行的刊物，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
一、伪国立新民学院的消亡
关于1943年中期日本太平洋战争恶化后的伪新民学院的情况，建国后任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的白林有如下回忆。
“日本侵略者物资和兵力日渐缺乏，不管是退役的军人还是文官，不断被送往前线而成为炮灰，伪新民学院的日本人，除了副院长佐藤调往华北政务委员会担任顾问外，辅导部部长平井在日军占领的缅甸担任最高顾问后不久也被炸死。其他的学生队长、科长、教授和教官等都不断被送往东南亚前线，他们留下的职务便全部由中国人来接替。这时随着日本侵略者渐渐退败，无暇顾及新民学院，学生人数也逐渐减少，新民学院陷入了麻痹状态。”
将以上的回忆录与其他资料进行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伪新民学院的部分日本教职员工征兵后被送往前线。比如，“石田教官赶赴菲律宾前线”。此外，随着战局的恶化，1943年8月伪新民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
从改组后的人数来看，“退职者”中日本人比中国人要多很多。但新老师中，中国人比日本人要多。特别是“嘱托讲师”中中国人有8人，日本人却一名都没有。从职位来看，重要职务“秘书长”与“教授部长”由中国人担任，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现象。
伪新民学院这时为什么录用了很多中国教职员工呢？这是为了尽可能让中国人抛头露面，以及因战况的恶化日本人被大量征兵。
1944年8月1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命令到，“国立新民学院即时废除，其相关事务与文书移交该院（‘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自此，伪新民学院在表面上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出现
为什么要废除伪新民学院，新设了“国立华北行政学院”（以下简称“伪华北行政学院”）呢？伪华北行政学院与伪新民学院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组织条例》 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4年8月12日颁布的。从该条例来看，不仅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办学精神、教育目的、组织结构与伪新民学院大致相同，还继续使用伪新民学院的校园，老师也没有被更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伪华北行政学院是伪新民学院的延续。对于此延续，我们可以从中日双方的历史当事人，比如徐孔、铃木传三郎等的回忆录中得到确认。
虽然两所学院的相似之处如上所述有很多，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伪华北行政学院是以培养“中坚政治人才”为教育目的，但这个“中坚政治人才”并不是“提携友邦、恢弘东亚的先觉官吏”，而仅仅是“华北地方各行政机关的中坚政治人才”。因此，就没有将伪新民学院作为日本在占领区树立汉奸官员训练所样本的意图。
此外，除了负责教学的教授部、负责庶务的庶务部、负责秘密研究的研究部，伪新民学院还设有负责图书管理的图书馆、负责在校生管理的学生队、负责毕业生管理的辅导部，但伪华北行政学院却只有总务处、教务处、研究部三个部门。不仅如此，伪新民学院发行的期刊也全都停刊了。也就是说，与伪新民学院相比，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组织结构更加简化。
两学院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教育与学生。伪华北行政学院废除了伪新民学院设置的专业——司法科与行政科。伪新民学院的本科、预科、特科也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别设立了学制1年的“高级行政人员学习班”与学制6个月的“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举行入学考试的主体不是伪新民学院，而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的委员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从这一点来看，伪华北行政学院已经不再是一所独立的学校，而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教育机关。伪华北行政学院“高级行政人员学习班”的报考条件与伪新民学院本科的要求大同小异，不仅要求是在职官员，也包括“高考”那样的官吏选拔考试中的合格者。
三、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特征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伪华北行政学院的几个特征。
首先，伪华北行政学院是由伪新民学院精简而来的，其组织机构、学制、专业等均比新民学院简化。通过这种简化，弱化甚至中止了原伪新民学院的部分功能。因为以上组织机构的撤销，图书保管与学生管理等也只能维持在最低限度。
为什么占领当局把“国立新民学院”改为“国立华北行政学院”呢？虽然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但我们可以从以上伪华北行政学院的特征中窥探出占领当局的意图。
随着日本战局日渐恶化，华北地区也开始患上了“末期综合症”。在政治上，日本及其盟国的败退使华北地区民心动摇，伪临时政府的汉奸官员们也开始寻求出路。在经济上，从1944年开始，伪政府滥发货币，大量物资外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在军事上，共产党敌后武装十分活跃，根据地发展壮大。
因此，军部优先速成教育，缩短学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尽可能多的汉奸官员。也就是说，为了使华北政务委员会行政系统正常运转，不得不加速让比较信任的毕业生替换下原国民政府的官员。此外，因为华北地区财政困难，不得不大幅削减开支，无法再进行像之前的巨大资源投入，这种主观上的意图和客观的限制使得1944年9月成立了伪华北行政学院。 由上可知，伪华北行政学院显示出很浓的临时性色彩，并从成立开始就带有“末期综合症”的特点。现在已经无法找到与伪华北行政学院开学仪式有关的资料。有关伪华北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伪华北政府委员会只发布行政命令，“根据条例，九月九日该组织（伪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成立了。” 之后，“九月九日院长就职并开始执行政务”，并发表通告“发放‘国立华北行政学院印’、院长印、副院长印各一枚。九月二十八日开始正式生效。”
此外，入学考试也大幅简化，虽然考试科目和伪新民学院并无不同，但减少了考试内容。
最后是新生。伪新民学院每年录取本科、预科、特科新生共200人以上。但伪华北行政学院成立后，有关学生录取的资料仅有《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及考试法》。其入学定额为“四十四”，这比伪新民学院少了很多。
四、伪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的消亡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1944年7月之前向各机关抄发了一份题为《国立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及考试法》的通告。其中明确规定“入学日期：九月五日”。但是在12月再次改发通告说，“（伪华北行政学院——笔者注）入学定额为四十四人，但因健康问题和未具备考试资格的人数多达二十七人。报名而未参加考试的，以及连名都不报的也不少。”
我们由上可以看出，“华北行政学院第一期高级行政人员”没有按照预期1944年9月入学。原因是各机关推荐的入学生中，有很多人未具备考试资格。也就是说，随着日本战败的显性化，进入伪华北行政学院接受成为汉奸官员的教育不仅不受普通青年的欢迎，就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在职官员也敬而远之。在此背景下，各行政机关为了完成分配指标，推荐了一些不具备考试资格的人员。例如，北京市社会局请求北京市公署，“社会科风化宗教股科员王贻懋虽未具备考试资格，但为了保护其入学积极性，让他填写了考试申请书，请求允许……”。
虽然伪华北行政学院消亡的具体情况不明，但随着日本华北方面军投降，伪临时政府也解体了。因此，伪华北行政学院也不得不消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日本战局的恶化，其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的能力也越来越弱，直至消亡。也就是说，这种奴化教育完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其他任何的社会基础。伪华北行政学院不过是伪新民学院走向消亡的一个过渡，显示出很浓的临时性色彩，并从成立开始就带有“末期综合症”的特点。最后，自愿接受奴化教育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随着日本战局恶化，报名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1]白林.《训练汉奸的新民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P.297-P298
[2]新民学院同学会编《汇报》第五卷第十期.1943年7月30日.P.9
[3]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10-001-00862《河北省政府，华北行政学院.北京地方法院等单位关于成立机构启用印件及负责人到职视事的公函》.1944年
[4]徐孔.《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直言获罪（一）》《炎黄春秋》.2004年1期.P.19
[5]（日）铃木传三郎.《延安俘虜日記》《延安俘虏日记》国书刊行会.1983年.P.3
[6]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7]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8]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183—002-20703.《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收学生及职雇员训练班教练所学员成绩单，教育实施计划的训令》.1944年
[9]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02—001-00459.《市政府关于华北行政学院招生及选送办法的通令和社会局的呈復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函》.1944年
[10]北京市档案馆资料：J002—001-00366.《华北行政学院高级行政人员，训练班学员选送办法及社会局所属各单位选送学员的报告》.1944年
【作者简介】
彭程（1978—），男，湖南怀化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近代教育史、抗战史、文献学。
（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抗战时期沦陷区汉奸训练的研究”（13C40），以及湖南工业大学校级科研课题“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汉奸官员训练的研究”（2012HSX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