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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与阮籍在人生际遇上有相似之处，其《感遇》与阮籍的《咏怀》在表达方式和思想情感方面也有类似之处。由于各自生活的时代和思想不同，两人的诗歌又有一些差异。和阮籍相比，陈诗情感指向更加明确，情感表达更为直接。
陈子昂阮籍咏怀诗子昂感遇之作，历代论者多以之比于阮嗣宗咏怀诗。唐大历年间的赵儋在为陈子昂撰写的《旌德碑》小字注中，便说“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其后之僧皎然，更明确地指出“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明时胡应麟也说“四杰，梁、陈也；子昂，阮也”。陈子昂自己也曾有“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因而，阮陈的渊源关系自是不言而喻。陈诗学阮，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哲学思想有相似性。陈子昂生活于武后当政时期，政局混乱恐怖，斗争激烈。这与魏晋易代之时，臣僚名士动辄得咎，少有全者，多有忧生之嗟的境况是相类的。二人皆不得志，受道家思想影响，内心忧苦，又不免有怨时伤世之感和消极求仙的颓靡情绪。因而，在用词上，在思想情绪上，阮陈二人皆有许多相似之处。籍“本有济世志”，史载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语，其感情与阮籍之叹何其相似。
但陈阮二人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陈子昂生活的大唐王朝，自非魏晋时代可比，因而，唐人特有的张扬与自信是魏晋时人所难以比拟的。在魏晋易代之时，统治者内部斗争比较严格地划分为两派，一是与司马氏合作者，一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者。在司马氏一手遮天之时，不与合作，自然难以免祸；与其合作，又无异助纣为虐。而司马氏又要逼使士人明确态度。于是，嵇康最终因不合作而丧失性命，七贤之中，大多转变态度而附司马。因此，在阮籍的时代，难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既不愿依附司马氏，又要保全性命的阮籍，就必然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进退失据，上下无依。
在哲学思想上，阮籍是把名教与自然严格对立起来的，在《达庄论》中，他主张崇尚自然，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由自然而生。在《大人先生传》中，他严厉抨击礼法制度，至于“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外仁。”“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因而，身在司马朝的阮籍，不可能像向秀、郭象那样因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从而身处庙堂而心安理得。他内心总是充满忧苦，不知路之所在。“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正是他内心矛盾痛苦无处发泄，无处诉说的表现。其咏怀诗之特点，为人所共知的还是如钟嵘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及如李善所评：“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读阮籍咏怀诗，总让人感觉其中有某种若有若无的情绪，某种欲说还休的感慨。遮遮掩掩，虚虚实实。情感复杂，而底气不足，缺少曹刘诗中的那种慷慨激昂之气。
处于大唐王朝的陈子昂，与阮籍的生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气氛恐怖，但斗争的双方主要是武则天与唐氏宗族及朝廷勋旧。一般的朝臣，对于忠李还是忠武并不特别在意。武后称帝，又本是顺理成章，自然过渡，无须彻底换血，大杀臣僚。因而臣下只要不让武后感到有反心，一般都能免于祸害。武后信佛，曾禁天下杀生，但对吃了人家的羊肉又告密求媚的补阙杜肃，仍是毫不客气，竟当廷出示杜肃的上表，加以讥讽。可见武后对于巩固自己统治没有价值的告密行为也是非常反感的。告密者欲得逞，便“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既深受太宗贞观之风的浸濡，又受着大唐特殊环境的影响，其气量也有非等闲人可比的一面。她也需要忠于她的骨鲠之臣以巩固天下，因而对于真正的人才，也是求之若渴。重用奸臣酷吏，不过是她夺取和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而已。尽管有杀戮，有恐怖，但人心向上，社会从未停止向前发展，这与阮籍时代，人人自危，颓靡之风漫于天下是不可等同相观的。
陈子昂作为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大可能参与当时的政权之争。其相对宽容的思想意识和时人对于政局的一般态度也使他对于武后称帝不以为怪。加上武后对他有知遇之恩，因而，他忠于武后是很自然的。子昂入仕不久，朝中即发生一系列大事，武后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在不到两月的时间内，废中宗、置睿宗于别殿、立武氏七庙、杀故太子贤。老臣裴炎以命力争，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叛。裴炎被定罪后，“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然多受牵连，名将程务挺亦因此得罪，“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朝野震动。子昂对裴程之冤应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他在《谏刑书》《谏用刑书》中只提徐敬业等乃“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认为对他们的镇压是“顺天行诛”。对裴炎和程务挺之冤，殊未提及。甚至有笼统地将他们与徐敬业等同之嫌。观子昂两次上书，盛赞武后，反对滥施刑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同情，对武后统治的忧虑。但他对阻挠武后称帝者，即便其确有冤情，也不加申诉。正反映了他忠于武后，同时又希望武后能像真正的明君一样，擢拔贤才，慎用刑罚，安抚百姓的心理。他拥戴武后，是真心实意的，少有违心的成分。
陈子昂的家庭，有儒家传统而又杂有黄老、阴阳、豪侠等各家思想。其父曾考取功名最后却“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陈子昂也深受儒道侠诸家思想的影响，曾结方外十友，“晚好黄老之言，尤耽昧易象”。子昂时的道家，已与阮籍时的道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向秀、郭象、葛洪、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之下，道家思想转而成了为世家大族服务的工具。葛洪在其《抱朴子·明本篇》中就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并且曾说过“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晋时，王康琚甚而有了“大隐隐朝市，小隐隐江海”之语。道家思想的泛化和入世之论，使士人在官和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子昂的隐逸思想，也是以经世为核心。因而，在能看到希望时，他积极入世，为则天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在对前途绝望时，便欲退隐山林。因此，他没有如阮籍那样尖锐的内心矛盾，没有不敢说的话，可以走一条不问政事的道路，尽管走这条路有违他的本意，常使他感到很痛苦。
表现在诗中，子昂的感情常常是单纯的，其诗句则大多质直，不加掩饰。尤其是在仕途失意之时，其诗常表现为一种大悲痛、大绝望。有时又直接拷问天人之际，探索大化之道。将空前绝后的失落与悲伤融于对万物无穷循环的追问之中。其评议时局的诗，则写得犹如奏议一般，直奔主题，没有多少婉曲和掩饰。因而他的诗，有一种特有的刚直之气，风骨骏朗。当然，同时也往往使得他的诗缺少一些诗味，过于直白，甚至有說教之感。
参考文献：
[1]马国军.论陈子昂《感遇》诗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革新.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7，（2）.
[2]吴在庆.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4）.
[3]陶东风，陈燮卿.为生命忧与替社会悲——阮籍《咏怀》与陈子昂《感遇》比较分析.社会科学，1985，（9）.
陈子昂阮籍咏怀诗子昂感遇之作，历代论者多以之比于阮嗣宗咏怀诗。唐大历年间的赵儋在为陈子昂撰写的《旌德碑》小字注中，便说“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其后之僧皎然，更明确地指出“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明时胡应麟也说“四杰，梁、陈也；子昂，阮也”。陈子昂自己也曾有“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因而，阮陈的渊源关系自是不言而喻。陈诗学阮，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哲学思想有相似性。陈子昂生活于武后当政时期，政局混乱恐怖，斗争激烈。这与魏晋易代之时，臣僚名士动辄得咎，少有全者，多有忧生之嗟的境况是相类的。二人皆不得志，受道家思想影响，内心忧苦，又不免有怨时伤世之感和消极求仙的颓靡情绪。因而，在用词上，在思想情绪上，阮陈二人皆有许多相似之处。籍“本有济世志”，史载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语，其感情与阮籍之叹何其相似。
但陈阮二人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陈子昂生活的大唐王朝，自非魏晋时代可比，因而，唐人特有的张扬与自信是魏晋时人所难以比拟的。在魏晋易代之时，统治者内部斗争比较严格地划分为两派，一是与司马氏合作者，一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者。在司马氏一手遮天之时，不与合作，自然难以免祸；与其合作，又无异助纣为虐。而司马氏又要逼使士人明确态度。于是，嵇康最终因不合作而丧失性命，七贤之中，大多转变态度而附司马。因此，在阮籍的时代，难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既不愿依附司马氏，又要保全性命的阮籍，就必然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进退失据，上下无依。
在哲学思想上，阮籍是把名教与自然严格对立起来的，在《达庄论》中，他主张崇尚自然，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由自然而生。在《大人先生传》中，他严厉抨击礼法制度，至于“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外仁。”“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因而，身在司马朝的阮籍，不可能像向秀、郭象那样因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从而身处庙堂而心安理得。他内心总是充满忧苦，不知路之所在。“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正是他内心矛盾痛苦无处发泄，无处诉说的表现。其咏怀诗之特点，为人所共知的还是如钟嵘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及如李善所评：“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读阮籍咏怀诗，总让人感觉其中有某种若有若无的情绪，某种欲说还休的感慨。遮遮掩掩，虚虚实实。情感复杂，而底气不足，缺少曹刘诗中的那种慷慨激昂之气。
处于大唐王朝的陈子昂，与阮籍的生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气氛恐怖，但斗争的双方主要是武则天与唐氏宗族及朝廷勋旧。一般的朝臣，对于忠李还是忠武并不特别在意。武后称帝，又本是顺理成章，自然过渡，无须彻底换血，大杀臣僚。因而臣下只要不让武后感到有反心，一般都能免于祸害。武后信佛，曾禁天下杀生，但对吃了人家的羊肉又告密求媚的补阙杜肃，仍是毫不客气，竟当廷出示杜肃的上表，加以讥讽。可见武后对于巩固自己统治没有价值的告密行为也是非常反感的。告密者欲得逞，便“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既深受太宗贞观之风的浸濡，又受着大唐特殊环境的影响，其气量也有非等闲人可比的一面。她也需要忠于她的骨鲠之臣以巩固天下，因而对于真正的人才，也是求之若渴。重用奸臣酷吏，不过是她夺取和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而已。尽管有杀戮，有恐怖，但人心向上，社会从未停止向前发展，这与阮籍时代，人人自危，颓靡之风漫于天下是不可等同相观的。
陈子昂作为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大可能参与当时的政权之争。其相对宽容的思想意识和时人对于政局的一般态度也使他对于武后称帝不以为怪。加上武后对他有知遇之恩，因而，他忠于武后是很自然的。子昂入仕不久，朝中即发生一系列大事，武后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在不到两月的时间内，废中宗、置睿宗于别殿、立武氏七庙、杀故太子贤。老臣裴炎以命力争，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叛。裴炎被定罪后，“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然多受牵连，名将程务挺亦因此得罪，“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朝野震动。子昂对裴程之冤应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他在《谏刑书》《谏用刑书》中只提徐敬业等乃“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认为对他们的镇压是“顺天行诛”。对裴炎和程务挺之冤，殊未提及。甚至有笼统地将他们与徐敬业等同之嫌。观子昂两次上书，盛赞武后，反对滥施刑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同情，对武后统治的忧虑。但他对阻挠武后称帝者，即便其确有冤情，也不加申诉。正反映了他忠于武后，同时又希望武后能像真正的明君一样，擢拔贤才，慎用刑罚，安抚百姓的心理。他拥戴武后，是真心实意的，少有违心的成分。
陈子昂的家庭，有儒家传统而又杂有黄老、阴阳、豪侠等各家思想。其父曾考取功名最后却“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陈子昂也深受儒道侠诸家思想的影响，曾结方外十友，“晚好黄老之言，尤耽昧易象”。子昂时的道家，已与阮籍时的道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向秀、郭象、葛洪、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之下，道家思想转而成了为世家大族服务的工具。葛洪在其《抱朴子·明本篇》中就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并且曾说过“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晋时，王康琚甚而有了“大隐隐朝市，小隐隐江海”之语。道家思想的泛化和入世之论，使士人在官和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子昂的隐逸思想，也是以经世为核心。因而，在能看到希望时，他积极入世，为则天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在对前途绝望时，便欲退隐山林。因此，他没有如阮籍那样尖锐的内心矛盾，没有不敢说的话，可以走一条不问政事的道路，尽管走这条路有违他的本意，常使他感到很痛苦。
表现在诗中，子昂的感情常常是单纯的，其诗句则大多质直，不加掩饰。尤其是在仕途失意之时，其诗常表现为一种大悲痛、大绝望。有时又直接拷问天人之际，探索大化之道。将空前绝后的失落与悲伤融于对万物无穷循环的追问之中。其评议时局的诗，则写得犹如奏议一般，直奔主题，没有多少婉曲和掩饰。因而他的诗，有一种特有的刚直之气，风骨骏朗。当然，同时也往往使得他的诗缺少一些诗味，过于直白，甚至有說教之感。
参考文献：
[1]马国军.论陈子昂《感遇》诗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革新.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7，（2）.
[2]吴在庆.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4）.
[3]陶东风，陈燮卿.为生命忧与替社会悲——阮籍《咏怀》与陈子昂《感遇》比较分析.社会科学，19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