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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我国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猜测：2000年后的外资流入可能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随后，本文在把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测算，与外商直接投资联系起来，并且利用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分析来检验本文分析出的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愈发明显的负面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这验证了本文的猜测：近年来的外资流入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对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两方面具体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FDI；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欠发达经济体，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取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我国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依靠数量巨大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广泛参与国际分工，符合我国禀赋优势的产业发展道路，很大程度的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11）。这个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也对我国产业结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入外资基本属于数量扩张型，利用外资总体规模较大，但技术含量不高。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整体性短缺经济时代，外商直接投资确实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但随着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结构性过剩经济时代的来临，这种利用外资方式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这种外资流入只能弥补我国资本缺口，无法发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导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被称为“外资流入陷阱”（陈明森，2004）。笔者提出一个猜测：2000年后的外资流入可能并没起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本文随后采用计量工具，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分析来检验这个猜测。
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代表性的结论与成果。郭克莎（2000）发现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构成上具有一定倾斜性，其拉宽了我国三次产业总体的结构偏差，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影响。田素华（2004）的文章以我国存量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作为解释变量，已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江锦凡（ 2004）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情况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构建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因果关系的模型，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是否为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通过中国1978年-1999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李雪（2005）根据我国1983年—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恩格尔-格兰杰协整关系检验，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产业结构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不存在。张家平（2013）、周启良（2014）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面板数据模型，得出FDI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
遗憾的是，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研究对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的构建的较为粗糙，大多用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得出的结果自然让人不是很信服。本文如此拓展已有的研究：在把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得基础上，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测算，与外商直接投资联系起来，并且利用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分析来检验本文分析出的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愈发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FDI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制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分析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杨大楷，2003）：一是通过资本、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变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而直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二是因FDI流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使得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改变了我国的消费结构，间接地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三是跨国公司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对本地企业形成的竞争与示范双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四是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对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带来的引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广泛的影响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供给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多种途径表现出来的。
1、FDI通过资本供给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外商投资进入我国生产领域，促进我国的资本形成，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反过来带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我国的消费结构，导致产业之间关联方式不断变化，产业结构便也不断优化升级（许慧青，2004）。
2、FDI通过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影响产业结构。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合作，直接向合作一方转移技术，二是外商投资资本内含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技术创新等，其中来自人员流动的技术外溢效应最是明显（赵海虹，2014）。
3、FDI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必然与我国企业存在上下游关系，形成一种产业关联效应（赵海虹，2014）。
4、FDI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迫于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我国企业必须更有效的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或者开发新的技术，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来维持和扩大其市场份额。这种竞争效应的结果是提高了该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竞争效应还会进一步引发示范效应。外资企业与我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导致我国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王勇，2014）。 5、FDI还通过产业集群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供给、技术转移和溢出等渠道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进一步推动该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周启良，2014）。
（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效应
产业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其本质动因是逐利，并不是以东道国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是被动的、非自愿的行为结果。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促进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与我国引资目标的错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时代，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是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那个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属于适应性调整，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发展是以外延的数量型扩张为主；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以数量型比例调整为主。外资的进入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对修正我国产业结构轻重工业两级分化严重的失衡状况起到了重要的优化效应。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与经济发展，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已经从整体性短缺经济逐步转变为结构性过剩经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从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了战略性调整，引导外商投资的方向从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就实际情况来看，运行情况不理想，一个根本的局限是外资基于商业利润的出发点与我国引资目标和战略不一致，造成两者的错位，进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负面效应。
2、外资对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的限制。
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技术的领先及垄断是跨国公司与集团对外投资的基础，保持与我国企业一定的技术差距，是跨国公司维持竞争优势、获取利润的关键。因此，跨国公司对其技术的转移与溢出进行严格的限制。
三、基于2003年至2012年26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
（一）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在钱纳里提出的“标准结构”产业结构变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计量模型的构建如下：
其中，lncie为取对数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lnhins为取对数后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CIE：本文借鉴张抗私和高东方（2013）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来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CIE并测算，具体公式为：
其中，I表示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E表示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j=1.2...n表示三次产业。CIE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而CIE越接近于0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该指标可以较好的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hins：本文借鉴戴魁早（2014）的做法，采用第三次产业产值占第一次产业产值与第二次产业产值之和的比例（即第三次产业产值/（第一次产业产值+第二次产业产值））来度量产业结构高度化（用符号HINS表示），这一指标能够明确的反映出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化的趋势，因此它能较好的度量产业结构高度化。HINS值增大，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
核心解释变量FDI规模指数：本文使用FDI与GDP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更为合理。
本文选取了两个控制变量分别是各省市生产总值GDP与从业人员总数POP。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除港澳台、相关统计数据不可用的五个省份（黑龙江、宁夏、西藏、云南和贵州）之外26个省和直辖市的相关年度的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stata11软件，使用静态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Hausman检验的结果认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有效的，而非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表。
对于第一个模型方程的检验结果，lnfdi前的系数显著为负，t值为-1.84，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lnfdi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ncie降低0.0112个百分点。
对于第二个模型方程的检验结果，lnfdi前的系数显著为负，t值为-4.69，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lnfdi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nhins降低0.0652个百分点。
这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这验证了本文的猜测：近年来的外资流入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对于这种负面效应的产生，本文分析认为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第一，在我国经济已经从整体性短缺经济逐步转变为结构性过剩经济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从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了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外资基于商业利润的出发点与我国引资目标和战略不一致，外商投资的方向却没能从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这种错位使得外资流入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起到负面效应。第二，技术的领先及垄断是跨国公司与集团对外投资的基础，保持与我国企业的技术差距，是跨国公司维持竞争优势、取得利润的关键所在，跨国公司对其技术的转移与溢出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外资无法通过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四、建议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利用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两点建议：
摒弃数量型扩张的引资战略，“以我为主”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当前的引资战略与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应该“以我为主”，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客观要求，主动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甄别，强调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地区流向，使得外资产业流向结构和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一致，才可能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上使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继续得到发挥。
顺应国际产业转移方式由垂直FDI转变为国际外包的趋势，积极参与外包，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全世界范围的信息传递成本、通讯成本以及跨区域的组织协调成本都大幅降低，而且集装箱运输的快速发展，国际运输成本也不断降低，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愈来愈多的跨国公司集团逐渐放弃FDI模式转变为采用国际外包的模式。因此，我国应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利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外包快速发展的机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2] 陈明森，《产业升级外向推动与利用外资战略调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 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0年第2期
[4] 田素华，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5] 江锦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
[6] 李雪，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第1期
[7] 张家平，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外资，2013年6月下
[8] 周启良，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关键词：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FDI；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欠发达经济体，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取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我国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依靠数量巨大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广泛参与国际分工，符合我国禀赋优势的产业发展道路，很大程度的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11）。这个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也对我国产业结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入外资基本属于数量扩张型，利用外资总体规模较大，但技术含量不高。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整体性短缺经济时代，外商直接投资确实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但随着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结构性过剩经济时代的来临，这种利用外资方式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这种外资流入只能弥补我国资本缺口，无法发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导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被称为“外资流入陷阱”（陈明森，2004）。笔者提出一个猜测：2000年后的外资流入可能并没起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本文随后采用计量工具，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分析来检验这个猜测。
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代表性的结论与成果。郭克莎（2000）发现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构成上具有一定倾斜性，其拉宽了我国三次产业总体的结构偏差，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影响。田素华（2004）的文章以我国存量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作为解释变量，已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江锦凡（ 2004）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情况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构建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因果关系的模型，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是否为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通过中国1978年-1999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李雪（2005）根据我国1983年—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恩格尔-格兰杰协整关系检验，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产业结构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不存在。张家平（2013）、周启良（2014）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面板数据模型，得出FDI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
遗憾的是，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研究对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的构建的较为粗糙，大多用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得出的结果自然让人不是很信服。本文如此拓展已有的研究：在把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得基础上，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测算，与外商直接投资联系起来，并且利用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分析来检验本文分析出的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愈发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FDI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机制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分析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杨大楷，2003）：一是通过资本、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变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而直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二是因FDI流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使得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改变了我国的消费结构，间接地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三是跨国公司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对本地企业形成的竞争与示范双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四是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对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带来的引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广泛的影响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供给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多种途径表现出来的。
1、FDI通过资本供给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外商投资进入我国生产领域，促进我国的资本形成，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反过来带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我国的消费结构，导致产业之间关联方式不断变化，产业结构便也不断优化升级（许慧青，2004）。
2、FDI通过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影响产业结构。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合作，直接向合作一方转移技术，二是外商投资资本内含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技术创新等，其中来自人员流动的技术外溢效应最是明显（赵海虹，2014）。
3、FDI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必然与我国企业存在上下游关系，形成一种产业关联效应（赵海虹，2014）。
4、FDI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迫于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我国企业必须更有效的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或者开发新的技术，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来维持和扩大其市场份额。这种竞争效应的结果是提高了该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竞争效应还会进一步引发示范效应。外资企业与我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导致我国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王勇，2014）。 5、FDI还通过产业集群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供给、技术转移和溢出等渠道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进一步推动该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周启良，2014）。
（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效应
产业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其本质动因是逐利，并不是以东道国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是被动的、非自愿的行为结果。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促进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与我国引资目标的错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时代，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是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那个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属于适应性调整，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发展是以外延的数量型扩张为主；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以数量型比例调整为主。外资的进入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对修正我国产业结构轻重工业两级分化严重的失衡状况起到了重要的优化效应。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与经济发展，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已经从整体性短缺经济逐步转变为结构性过剩经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从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了战略性调整，引导外商投资的方向从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就实际情况来看，运行情况不理想，一个根本的局限是外资基于商业利润的出发点与我国引资目标和战略不一致，造成两者的错位，进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负面效应。
2、外资对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的限制。
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技术的领先及垄断是跨国公司与集团对外投资的基础，保持与我国企业一定的技术差距，是跨国公司维持竞争优势、获取利润的关键。因此，跨国公司对其技术的转移与溢出进行严格的限制。
三、基于2003年至2012年26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
（一）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在钱纳里提出的“标准结构”产业结构变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计量模型的构建如下：
其中，lncie为取对数后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lnhins为取对数后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CIE：本文借鉴张抗私和高东方（2013）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来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CIE并测算，具体公式为：
其中，I表示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E表示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j=1.2...n表示三次产业。CIE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而CIE越接近于0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该指标可以较好的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hins：本文借鉴戴魁早（2014）的做法，采用第三次产业产值占第一次产业产值与第二次产业产值之和的比例（即第三次产业产值/（第一次产业产值+第二次产业产值））来度量产业结构高度化（用符号HINS表示），这一指标能够明确的反映出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化的趋势，因此它能较好的度量产业结构高度化。HINS值增大，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
核心解释变量FDI规模指数：本文使用FDI与GDP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更为合理。
本文选取了两个控制变量分别是各省市生产总值GDP与从业人员总数POP。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除港澳台、相关统计数据不可用的五个省份（黑龙江、宁夏、西藏、云南和贵州）之外26个省和直辖市的相关年度的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stata11软件，使用静态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Hausman检验的结果认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有效的，而非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表。
对于第一个模型方程的检验结果，lnfdi前的系数显著为负，t值为-1.84，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lnfdi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ncie降低0.0112个百分点。
对于第二个模型方程的检验结果，lnfdi前的系数显著为负，t值为-4.69，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lnfdi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nhins降低0.0652个百分点。
这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这验证了本文的猜测：近年来的外资流入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对于这种负面效应的产生，本文分析认为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第一，在我国经济已经从整体性短缺经济逐步转变为结构性过剩经济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从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了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外资基于商业利润的出发点与我国引资目标和战略不一致，外商投资的方向却没能从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这种错位使得外资流入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起到负面效应。第二，技术的领先及垄断是跨国公司与集团对外投资的基础，保持与我国企业的技术差距，是跨国公司维持竞争优势、取得利润的关键所在，跨国公司对其技术的转移与溢出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外资无法通过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四、建议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利用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两点建议：
摒弃数量型扩张的引资战略，“以我为主”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当前的引资战略与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应该“以我为主”，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客观要求，主动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甄别，强调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地区流向，使得外资产业流向结构和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一致，才可能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上使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继续得到发挥。
顺应国际产业转移方式由垂直FDI转变为国际外包的趋势，积极参与外包，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全世界范围的信息传递成本、通讯成本以及跨区域的组织协调成本都大幅降低，而且集装箱运输的快速发展，国际运输成本也不断降低，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愈来愈多的跨国公司集团逐渐放弃FDI模式转变为采用国际外包的模式。因此，我国应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利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外包快速发展的机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2] 陈明森，《产业升级外向推动与利用外资战略调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 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0年第2期
[4] 田素华，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5] 江锦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
[6] 李雪，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年第1期
[7] 张家平，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外资，2013年6月下
[8] 周启良，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