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时认为，现象学作为哲学方法论是领会存在意义的途径，最终走向审美现象学；而中华美学认为审美是体道的方法，具有现象学的性质；它通过感兴、真情、意象、妙语等环节，使道得以显现。仲霞指出，西方审美现象学具有时间性倾向，经由对现实时间的超越把握存在的意义，最后向空间性审美现象学转化；中华审美现象学则具有空间性倾向，经由对现实空间的超越把握道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向时间性审美现象学转化。毛宣国梳理了80年代以来自觉运用现象学观念与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意象”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叶朗、张祥龙、杨春时：叶朗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整合西方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理论资源，提出了“美在意象”的理论；张祥龙以西方存在论现象学为依据，提出“现象本身是美的”的命题，将之与中国古代“意象”审美经验的阐释紧密联系；杨春时则以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理路与需要出发，提出“审美意象是现象学的现象”的观点，并以此为根据阐发中国“意象”美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