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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人出来揭示真相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跟你挑战，你拿了一个枪出来，没有人来回应你，你变成一个傻子似的。我愿意做这个傻子。
2008年，是艺术家陈丹青在社会上倍受关注的一年。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这使得他的影响越过了文化艺术界，他的言说不再是自己书房和大学的教室，而是城市的中心广场。
这种因媒介放大而引起的普遍关注影响了陈丹青的日常生活。电话、手机响个不停。众多大学生、中学生，还有文学界、美术界、教育界、建筑界等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或者发手机短信给他，向他申诉遭遇的个人问题……这让陈丹青感到意外。他当初完全没有预料个人的言说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回应。一个在书斋里安静写作的人，就此走上了社会的前台。
其实，陈丹青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的双重性，早在他回国初期就使人感到好奇：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在艺术圈视野中消失了将近二十年，被视为一个隐居的人。即便在他归国后无所不谈的文字著作中，也很少谈他自己，始终保持自嘲、自贬的姿态。另一方面，当他回国出现在媒体前，他就相当坦率地、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调侃和种种异常个人化的见解。
这让陈丹青陷入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他被公众当作是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媒体把他称作是中国知识界里的“最佳知道分子”，围追堵截采访他；另一方面，对陈丹青的非议随之而来。美术圈内有人批评他江郎才尽、不务正业，吹牛比写文章好，写文章比绘画好。说他到处作秀，发布奇谈怪论。而美术圈外的人都在为他叫好，认为他的言论与书写比他画画更重要。
公众与媒体视陈丹青为一位“老愤青”。“‘文革’中长大的人，对苦难和侮辱特别敏感。我为什么对表格愤怒？从小填表格：填政治身份，填出身。只看你表格，不当你是个人，可是回国后发现还在一张表决定一个人！”陈丹青说，“‘文革’的另一份遗产是‘怀疑’，我们都不肯接受被告知的真理，我们要自己想想，‘文革’一代比今天的青年敢说话。”所以当记者问他敢于批评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他立刻回答：“我出国前脾气就是这样啊！”
一谈到社会问题，陈丹青就会变得脸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在那上面。2008年以后，他将回到书斋，彻彻底底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写写文章作作画。“虽然有大学请我去，也有人劝我自己办学校。但我不会去，我也不会办学校，我只想自己一个人，讲讲真话，但这到今天还是个难事！这不是很沮丧吗？”
中国的创造力在哪里
《新民周刊》：今年，你参与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开幕式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化现状？前半部分的文化都是中国原创的，后半部分就彻底是西方引进来的。
陈丹青：百年来中国一切新玩意儿全是西方的。奥运会开幕式表面很中国，骨子里也非常西化。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画卷当然是一个中国符号，但是一个画卷打开，就有人在那儿打滚，这完全是西方的现代舞，中国古典里没有人这样跳舞。这种方阵，还有后半场所有聚合的队形，完全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国古代的庆典，中国古代皇家出巡，队列不是这么安排的。
就算唐装、汉服，古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不要说唐女裙摆，连汉儒底下的裙摆都是从欧洲宫廷拿过来的设计。我们所谓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其实是用一种西化的手段来包装的，包括灯光，包括电子团体操。
《新民周刊》：中国的文化处于一个创造力比较低下的时代吗？为什么看上去表面那么繁荣？有人甚至预言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
陈丹青：要论国家民族的大复兴，目下形势空前大好，照唐德刚教授说法，今时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扬眉吐气、国运大开的好时光；李敖则放言今日中国是“开汉唐以来所未有”之“盛世”，想想也是，因强盛如汉唐，也始终为边患所苦，故以李敖“中国不再挨打、中国不再受穷”的标准看，说得并没错——问题是今日中国的文化与艺术。
从国际上的反映来看，中国文艺在国外受到好评和追捧，一是确实因为国家的强大，二是对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奖赏，三是随着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西方的那一点东西我们不仅学熟了，还举一反三，用得得心应手。我告诉你，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就是我们省掉了一个创造的过程。
西方走到今天，它真的是一路苦过来的，从印象派苦斗，然后到现代主义苦斗，再到它的这个抽象啊，极简啊，普普啊，它都是一场一场仗地打下来的。我们不要打这个仗，我们用的都是现成的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工具、材料，包括构思，包括样式，我们就是拿来，这非常简单。
所以后现代对亚洲的文化有一个定义，是“盗版文化”，中国现在这个后起之秀，后来居上，一个大规模的盗版。观念上可以盗版，样式上可以盗版，同时在这个盗版当中，中国人这种聪明智慧用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盗版过程当中焕发的一个——我不能叫创造力，就是一个新意。这个新意是西方人看不懂的，就我们这一套资源怎么到你们那里变成这样呢？但问题前提是我们拿来了这个资源。
《新民周刊》：如何恢复我们的创造力？
陈丹青：在目前的状态下，很难出现真正原创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中国人原来的那套东西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们的住宅、汽车、电话、飞机等等，全部是西方发明的，然后推广到全世界的。现在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想完全、彻底地独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自己传统的资源，失落很久了，就算找回来，它中间有一个断层，中国传统资源里面有多少是能够把它转换成现代性、具有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西方资源，西方资源我们拼命在学，学得也很快，但是西方资源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也很难学到，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个人，是自由，而且它没有禁忌，学习它非常困难，转化就更加困难。
我愿意做说真话的傻子
《新民周刊》：你现在反复讲的问题，很多都是常识，很多人也明白这一点，但更多的人是“视而不见”，只有你在一而再地呐喊，为什么？
陈丹青：呐喊？言重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胡说，我也知道为什么众人不说，为什么呢？这一层意思，恕我不说。不过就我见闻，许许多多人在说真话，做实事，只是没得虚名，无缘“作秀”——为什么有名位的人物不肯开口说几句呢？
《新民周刊》：有人称赞你是童话《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孩子，敢说真话；也有人说你讲的问题都是大家看见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陈丹青：我还是做不了那个小孩，毕竟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的很多话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但问题是除了真话和假话之外，说话还有好多种方式，我们今天话语方式太单一了，就是是和非，黑和白，对和错，还有好多说话的方式，还有好多听别人说话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听也不会说，所以就弄得不好玩了。
《新民周刊》：问题是说了真话以后又怎么样呢？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中，激起波澜一会又成了死水。
陈丹青：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人出来揭示真相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跟你挑战，你拿了一个枪出来，没有人来回应你，你变成一个傻子似的。我愿意做这个傻子。
《新民周刊》：到现在为止，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你的行为，为什么是你跳出来批评社会现实问题呢？
陈丹青：是有这个问题。在我身上遭遇到一个错位，大家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整天呆在家里画画，而现在我跳出了学校，也跳出了美术圈，当了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
对我的变化这里面比较认同的反而是绘画圈以外的人，绘画圈以内的人认为我有点不务正业，我会公开承认这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我不太愿意说，就是我并不同意大众对艺术家的这种定位。
我在美国碰到的艺术家都是政治意识非常强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而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我也不大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像中国这样当艺术家，我宁可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的艺术家往往把艺术和社会和整个时代分离出来，这我绝对不能同意的。我一直用我个人的行动来反对这样的定位，包括现在艺术家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冷漠和无视。
《新民周刊》：你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不要成为任何角色。”你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批评者的身份转变？
陈丹青：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无能阻止别人在我名字前面添加各种形容词。
《新民周刊》：你不在乎是一个知识分子，也不在乎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画家。你在乎什么？
陈丹青：我在乎我能不能说话，我还是不是我自己，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但是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是和他们不同的一个人。
2008年，是艺术家陈丹青在社会上倍受关注的一年。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这使得他的影响越过了文化艺术界，他的言说不再是自己书房和大学的教室，而是城市的中心广场。
这种因媒介放大而引起的普遍关注影响了陈丹青的日常生活。电话、手机响个不停。众多大学生、中学生，还有文学界、美术界、教育界、建筑界等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或者发手机短信给他，向他申诉遭遇的个人问题……这让陈丹青感到意外。他当初完全没有预料个人的言说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回应。一个在书斋里安静写作的人，就此走上了社会的前台。
其实，陈丹青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的双重性，早在他回国初期就使人感到好奇：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在艺术圈视野中消失了将近二十年，被视为一个隐居的人。即便在他归国后无所不谈的文字著作中，也很少谈他自己，始终保持自嘲、自贬的姿态。另一方面，当他回国出现在媒体前，他就相当坦率地、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调侃和种种异常个人化的见解。
这让陈丹青陷入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他被公众当作是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媒体把他称作是中国知识界里的“最佳知道分子”，围追堵截采访他；另一方面，对陈丹青的非议随之而来。美术圈内有人批评他江郎才尽、不务正业，吹牛比写文章好，写文章比绘画好。说他到处作秀，发布奇谈怪论。而美术圈外的人都在为他叫好，认为他的言论与书写比他画画更重要。
公众与媒体视陈丹青为一位“老愤青”。“‘文革’中长大的人，对苦难和侮辱特别敏感。我为什么对表格愤怒？从小填表格：填政治身份，填出身。只看你表格，不当你是个人，可是回国后发现还在一张表决定一个人！”陈丹青说，“‘文革’的另一份遗产是‘怀疑’，我们都不肯接受被告知的真理，我们要自己想想，‘文革’一代比今天的青年敢说话。”所以当记者问他敢于批评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他立刻回答：“我出国前脾气就是这样啊！”
一谈到社会问题，陈丹青就会变得脸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在那上面。2008年以后，他将回到书斋，彻彻底底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写写文章作作画。“虽然有大学请我去，也有人劝我自己办学校。但我不会去，我也不会办学校，我只想自己一个人，讲讲真话，但这到今天还是个难事！这不是很沮丧吗？”
中国的创造力在哪里
《新民周刊》：今年，你参与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开幕式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化现状？前半部分的文化都是中国原创的，后半部分就彻底是西方引进来的。
陈丹青：百年来中国一切新玩意儿全是西方的。奥运会开幕式表面很中国，骨子里也非常西化。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画卷当然是一个中国符号，但是一个画卷打开，就有人在那儿打滚，这完全是西方的现代舞，中国古典里没有人这样跳舞。这种方阵，还有后半场所有聚合的队形，完全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国古代的庆典，中国古代皇家出巡，队列不是这么安排的。
就算唐装、汉服，古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不要说唐女裙摆，连汉儒底下的裙摆都是从欧洲宫廷拿过来的设计。我们所谓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其实是用一种西化的手段来包装的，包括灯光，包括电子团体操。
《新民周刊》：中国的文化处于一个创造力比较低下的时代吗？为什么看上去表面那么繁荣？有人甚至预言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
陈丹青：要论国家民族的大复兴，目下形势空前大好，照唐德刚教授说法，今时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扬眉吐气、国运大开的好时光；李敖则放言今日中国是“开汉唐以来所未有”之“盛世”，想想也是，因强盛如汉唐，也始终为边患所苦，故以李敖“中国不再挨打、中国不再受穷”的标准看，说得并没错——问题是今日中国的文化与艺术。
从国际上的反映来看，中国文艺在国外受到好评和追捧，一是确实因为国家的强大，二是对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奖赏，三是随着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西方的那一点东西我们不仅学熟了，还举一反三，用得得心应手。我告诉你，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就是我们省掉了一个创造的过程。
西方走到今天，它真的是一路苦过来的，从印象派苦斗，然后到现代主义苦斗，再到它的这个抽象啊，极简啊，普普啊，它都是一场一场仗地打下来的。我们不要打这个仗，我们用的都是现成的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工具、材料，包括构思，包括样式，我们就是拿来，这非常简单。
所以后现代对亚洲的文化有一个定义，是“盗版文化”，中国现在这个后起之秀，后来居上，一个大规模的盗版。观念上可以盗版，样式上可以盗版，同时在这个盗版当中，中国人这种聪明智慧用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盗版过程当中焕发的一个——我不能叫创造力，就是一个新意。这个新意是西方人看不懂的，就我们这一套资源怎么到你们那里变成这样呢？但问题前提是我们拿来了这个资源。
《新民周刊》：如何恢复我们的创造力？
陈丹青：在目前的状态下，很难出现真正原创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中国人原来的那套东西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们的住宅、汽车、电话、飞机等等，全部是西方发明的，然后推广到全世界的。现在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想完全、彻底地独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自己传统的资源，失落很久了，就算找回来，它中间有一个断层，中国传统资源里面有多少是能够把它转换成现代性、具有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西方资源，西方资源我们拼命在学，学得也很快，但是西方资源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也很难学到，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个人，是自由，而且它没有禁忌，学习它非常困难，转化就更加困难。
我愿意做说真话的傻子
《新民周刊》：你现在反复讲的问题，很多都是常识，很多人也明白这一点，但更多的人是“视而不见”，只有你在一而再地呐喊，为什么？
陈丹青：呐喊？言重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胡说，我也知道为什么众人不说，为什么呢？这一层意思，恕我不说。不过就我见闻，许许多多人在说真话，做实事，只是没得虚名，无缘“作秀”——为什么有名位的人物不肯开口说几句呢？
《新民周刊》：有人称赞你是童话《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孩子，敢说真话；也有人说你讲的问题都是大家看见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陈丹青：我还是做不了那个小孩，毕竟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的很多话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但问题是除了真话和假话之外，说话还有好多种方式，我们今天话语方式太单一了，就是是和非，黑和白，对和错，还有好多说话的方式，还有好多听别人说话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听也不会说，所以就弄得不好玩了。
《新民周刊》：问题是说了真话以后又怎么样呢？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中，激起波澜一会又成了死水。
陈丹青：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人出来揭示真相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跟你挑战，你拿了一个枪出来，没有人来回应你，你变成一个傻子似的。我愿意做这个傻子。
《新民周刊》：到现在为止，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你的行为，为什么是你跳出来批评社会现实问题呢？
陈丹青：是有这个问题。在我身上遭遇到一个错位，大家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整天呆在家里画画，而现在我跳出了学校，也跳出了美术圈，当了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
对我的变化这里面比较认同的反而是绘画圈以外的人，绘画圈以内的人认为我有点不务正业，我会公开承认这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我不太愿意说，就是我并不同意大众对艺术家的这种定位。
我在美国碰到的艺术家都是政治意识非常强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而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我也不大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像中国这样当艺术家，我宁可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的艺术家往往把艺术和社会和整个时代分离出来，这我绝对不能同意的。我一直用我个人的行动来反对这样的定位，包括现在艺术家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冷漠和无视。
《新民周刊》：你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不要成为任何角色。”你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批评者的身份转变？
陈丹青：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无能阻止别人在我名字前面添加各种形容词。
《新民周刊》：你不在乎是一个知识分子，也不在乎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画家。你在乎什么？
陈丹青：我在乎我能不能说话，我还是不是我自己，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但是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是和他们不同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