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创作者剖析自己的作品，无异于脱光了站在那儿对镜自怜或被人看，而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自信。因此，一开始，我拒绝写作诸如“创作谈”之类的玩意儿。尽管我非常喜欢看作家们写的创作谈——通过那些酒醒之后的文字，我拥有了八卦小报记者的乐趣。在这种双标之下，我经受着煎熬。不过，凭着我的善良，我还是回首了一遍，因为这三篇小说诞生在很久之前，久到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写了啥。
　　《消弭模仿的戏法》中的一些观点基本回答了我对于写作和好小说的态度。尝试在虚构的情节中增添精确的描写和判断，是一种坐过山车般的心跳加速。我一直不敢忘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于好小说的要求——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我有意地在我的写作中去注入这些东西，当然，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驾驭，说不定弄巧成拙。作为一个经过文学研究基本训练的人，等到自己动笔创作，任何理论却都烟消云散了。让我去评价一部小说，我也会无从下手，只好拿出当年读书时的笔记本，开始套理论，像个孩子开始拼积木，最终拼成什么很难说，这实在是一件不好玩的事。
　　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位小说家，因为我曾被天赋的光环笼罩，而且我还相信天赋这种东西会如胎记一般长伴此生。可惜，还存在着天性这种东西。
　　成年之前，我把多余的能量、过剩的情绪和可怜的时间大多交给了写作，也不全是因为热爱，而是写作几近成了一种可以淋漓尽致展现自己的方式，它不需要一张美艳的面孔，不需要符号和象征，甚至不需要开口，便能毫不畏惧地告诉别人：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成年之后，我离家远行，念书玩乐，着迷于研究世俗生活的美妙，写作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微粒。习惯了无需担忧的日子，也习惯了没有思考的长夜，青春期时的悲欣被逐渐遗忘，朝九晚五的生活让容颜保持从容的状态，自己的世界似乎不再需要文字那凛冽、骄傲的陪伴。
　　2017年秋天，我又开始了小说创作，好像也没有来由，就开始利用零碎的时间写起了故事。我尽量抛弃现成的观念，去创造一些从未有过的东西，当然，这很难。在《我欲乘风归去》这个故事中，我试图讨论一个潜在的病例，但是我拒絕对此做出评价，我为其套了一个类似社会侦探故事的壳，但于其中保持恰当的缄默。现实如何进入文本是文学写作无法避免的问题，对写作者来说，冷静的观察和对细节永恒的执着显得尤为可贵，事实上，写作者置身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不同状态下，如何寻找独特且由内在力量驱动的东西、普遍而有深刻意义的东西也成为了一个具体而实际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在荒漠种树的过程，需要考虑树种的选育、浇灌的方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等，还有金钱、体力等的付出，这还不完善，在整个过程中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眼前一片郁郁葱葱，仍会忐忑不安。这些年来，我写了一些故事，因为羞怯和不自信，这些故事都被束之高阁，偶尔会给信任的朋友看一下，收到他们的鼓励和批评，让我有了写下一篇的动力。过去，我从不知道文学创作是有圈子的，创作者、小说家、批评家等组成了这个棱镜似的世界，这似乎可以让我荒漠种树的过程少去一些孤独。
　　然而，写作本身是一件极其孤独的事。原本我认为“勤奋”最为重要，后来我把“忍受孤独”放在了前面。“忍受孤独”最终会演变成“享受孤独”，在《托拉查进行曲》中，我的主人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孤独”这个议题广而深，不可能只是字面上简单的“独处”，它应该指向自我世界的圆满。我的很多小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形形色色的人生，最终都为了解决自我与自己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最终望着自我的圆满。但是，我从来不敢给出答案，毕竟，答案在风中飘。
　　这三篇小说均提到了“死亡”，故事都发生在冬天，有关于文学作品的叙述，其中两篇出现了英语系男教师，它们没有任何指征性意义，出现在这种组合中，纯属巧合。
　　原本，我准备给这篇小文取名《一个写作者的独白》，觉得过于平淡，就把“写作者”变成了“未来小说家”，这里的“未来”可能是未来某个时刻，也可能在被遗忘的角落，也可能在想象中。这算是我给自己的鼓励。重要的是，我必须忍受孤独，也要更加勤奋，才能在荒漠种下一棵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