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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作家写中国的不多，美国的赛珍珠算是比较著名的一位。而创作了《名门》等畅销书的谢福芸，堪称“英国的赛珍珠”。谢福芸曾创作了四部关于中国经历的长篇小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畅销欧美。据考证，谢福芸这四部小说所描述的故事，除了人名虚构之外，都反映了非虚构的历史情节，纪实的成分很浓，从而使她的作品具有特殊的韵味。
谢福芸（1885—1959）是赴华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威廉·爱德华·苏西尔，1861—1935）之长女。当年，苏慧廉为了传教，千里迢迢从英国来中国，于1882年11月到达浙江省宁波。在宁波已有循道会传教士阚斐迪传教多年，苏慧廉在阚斐迪的住处住了两个多月，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然后他们乘坐商轮“永宁号”前往目的地浙江省温州，到达温州是1883年1月12日。
而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1），可以说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生于小康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擅长作画，略通音乐。1884年，苏路熙作为未婚妻跟随苏慧廉从英国渡海前往温州，然后在中国结婚、生孩子，一直是苏慧廉得力助手和相知伴侣。“苏路熙”是她后来自己取的中文名，据谢福芸说，“这名字在中文里是光明大道的意思”。
1885年11月21日，谢福芸生于宁波。当时苏慧廉夫妻已经生活在温州，为何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要到宁波生孩子？据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温州还没有妇产医院，而宁波开埠早，拥有西医院妇产科，再说宁波距离温州又最近。这一年，距苏慧廉抵达温州还不满三年。其实，苏慧廉一家在初到中国的几年里，与宁波有着密切联系：苏慧廉和苏路熙从英国来到温州时，通常在宁波进行中转;苏慧廉与苏路熙在宁波结婚;其女儿谢福芸生于宁波;其儿子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因是在苏路熙去宁波的轮船上出生，所以他的中文名为“海生”。
谢福芸的闺名是多罗西娅·苏西尔（Dorothea Soothill），苏西尔（Soothill）来自她的父亲;婚后姓名是弗罗伦斯·何西（Florence Hosie），何西（Hosie）来自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何西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而中文名“谢福芸”，其中姓氏“谢”来自于她丈夫的中文名谢立山，“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这是后来由其义父给她取的名字。
谢福芸尚在襁褓时就随父母来到温州，在这个南方城市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由于父母忙，照顾她的保姆是一个温州老妪，所以后来谢福芸说起汉语时，仍然帶有温州口音。保姆乳名叫“守冬”，在谢福芸的记忆里，她是个穿着蓝色棉裤和棉衣的“阿姆”——温州人至今还把保姆叫“阿姆”。
谢福芸曾回忆起自己五岁时的一段趣事：当时她害怕学习英文字母。后来在保姆的“启发”下，谢福芸觉得，“也许我把字吃进去，我就会变聪明了”。于是，她俩撕下了有字母的半张纸，并将它揉得小小的，谢福芸真的将纸片吃下去了。据说，这样的方法还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星期之内，谢福芸已经能认识几个字母了。不过，谢福芸的母亲一次拿着被撕坏的书来找她：“我很好奇，书是怎么被撕坏的？”保姆和谢福芸都保持了沉默。想不到这个不爱学习的“笨”小孩，后来居然成为知名的作家。
在温州谢福芸一直待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正规教育。回英国后，因父母在海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与弟弟维克多一起寄居在约克郡的亲戚家，并有几年的时间住在伦敦东部近郊的贫民区。十余年后，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又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同时在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充当护士。谢福芸后来说，自己在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
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又离开温州，为了深造，她负笈剑桥，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三年后的1909年，谢福芸以“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专业优等生毕业。而也是在1909年，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最具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7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而后膺任此职的。在山西大学堂，苏慧廉还兼任世界历史与世界宗教等课的教学。
也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也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也许是剑桥大学给她的熏陶，而剑桥大学毕业生、25岁的谢福芸，又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因此当这位年轻人于1910年重返中国时，她志向明确，就是希望能像父亲那样，在教育领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她说：“我要尽我所能去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如果我能，我愿意把剑桥移到中国去。”她计划办一所如母校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式的女校，此举也得到了苏慧廉的支持。
谢福芸有个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的校友叫包哲洁（中文名），她是一个英国军官的女儿，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也是英国中华圣公会女传教士。当时，包哲洁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即培华女校，她后来任校长;于是，谢福芸加盟该校办学创业，自任英文教习。这所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1911年秋学校开始招生。据称，梅贻琦、洪业等都把女儿送到这里来;林徽因、赵曾玖（历史学家瞿同祖的夫人）也毕业于该校。
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北京城的统治者就换了人。在各派角力下，民国肇始时局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曹锟发动“北京兵变”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国使馆。其后，她们又避居天津，在苏慧廉的老友翁斌孙家中做客数月。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在客居期间，谢福芸与翁斌孙一家老小结下了终身友谊。翁斌孙的儿子翁之熹，一直与她姐弟相称;谢福芸还与翁之菊（翁斌孙三女）结拜为姐妹。
常熟翁氏为江南望族，世代书香。祖籍常熟的翁斌孙十七岁便高中进士，苏慧廉执掌山西大学堂那几年，翁斌孙在山西为官，因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民国后翁斌孙不仕，隐居津门，好友的女儿要来，他当然张开双臂欢迎。但当时还是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循故袭常，一个外国女性竟然要在名门家族中起居生活，这可让很多人跌掉眼镜。不过，开明的翁斌孙喜欢这个率真、大胆并有抱负的年轻人，收她做义女，还给她取名“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这倒是符合谢福芸欲在中国培育“花朵”的志向。 加盟培华女校，这是谢福芸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国的生活。虽然做教育家的梦想因北京城改换门庭而落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中国行的尾声，竟然奏出了一个浪漫的强音——谢福芸爱上了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和探险家谢立山爵士（1853—1925），这是一个比她大三十二岁、比她父亲还要大八岁的男人。1912年，五十九岁的谢立山返回英国，定居于怀特岛的桑当。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谢福芸与六十岁的谢立山正式结婚。据说度蜜月时，她身上就穿着用漂亮丝绸做的中国式衣服。
其实，谢福芸父母很早就认识了谢立山。谢立山自1876年被任命为“驻华学生翻译”开始，他在中国的领事生涯，可以用闯荡东西南北来形容，足迹所至，包括芜湖、重庆、温州、曲阜、厦门、九江、梧州等地，还担任过四川总领事。1905年他升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事。1888年到1891年，他在温州任职，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苏慧廉夫妇。谢立山还是一个探险家，他在领事任内，到处游历，写了好几本在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满洲勘察的书。1913年，谢立山跟谢福芸结婚，谢福芸是他的第二任夫人。
位于英国南部的怀特岛阳光丰沛、海滩迤逦，堪称安居胜地。谢福芸在岛上很活跃，她服事教会，也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可是谢福芸与谢立山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在定居怀特岛六年后戛然而止。1919年，英國政府聘请谢立山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特别馆员。于是在1920年，六十七岁的谢立山带着妻子再度来到中国，这也是谢福芸第四次来华。
1923年，中国大部分国土遭遇水灾。谢福芸在来华的欧洲人圈子中为此募捐。她在教堂的演讲声情并茂，但只有一个领养老金的老者捐了一个先令。谢立山建议她写文章，谢福芸于是为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撰写一篇文章以劝募，结果收到了三十英镑。由此，谢福芸走上了作家之路。她开始为报刊撰写时评、见闻。
1925年3月10日，谢立山在英国桑当去世。谢福芸在怀特岛安葬了七十二岁的丈夫，步入人生低谷的她，到牛津和父母同住。没过几个月，谢福芸于1926年作为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与父母一起再次旅华，这也是谢福芸第五次来华。
1931年早春，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去世。苏路熙写有回忆录《中国纪行》，不过该书是在她去世的当年，由女儿谢福芸整理完成，并交英国著名的霍德
出生在宁波，童年在温州
谢福芸（1885—1959）是赴华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威廉·爱德华·苏西尔，1861—1935）之长女。当年，苏慧廉为了传教，千里迢迢从英国来中国，于1882年11月到达浙江省宁波。在宁波已有循道会传教士阚斐迪传教多年，苏慧廉在阚斐迪的住处住了两个多月，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然后他们乘坐商轮“永宁号”前往目的地浙江省温州，到达温州是1883年1月12日。
而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1），可以说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生于小康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擅长作画，略通音乐。1884年，苏路熙作为未婚妻跟随苏慧廉从英国渡海前往温州，然后在中国结婚、生孩子，一直是苏慧廉得力助手和相知伴侣。“苏路熙”是她后来自己取的中文名，据谢福芸说，“这名字在中文里是光明大道的意思”。
1885年11月21日，谢福芸生于宁波。当时苏慧廉夫妻已经生活在温州，为何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要到宁波生孩子？据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温州还没有妇产医院，而宁波开埠早，拥有西医院妇产科，再说宁波距离温州又最近。这一年，距苏慧廉抵达温州还不满三年。其实，苏慧廉一家在初到中国的几年里，与宁波有着密切联系：苏慧廉和苏路熙从英国来到温州时，通常在宁波进行中转;苏慧廉与苏路熙在宁波结婚;其女儿谢福芸生于宁波;其儿子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因是在苏路熙去宁波的轮船上出生，所以他的中文名为“海生”。
谢福芸的闺名是多罗西娅·苏西尔（Dorothea Soothill），苏西尔（Soothill）来自她的父亲;婚后姓名是弗罗伦斯·何西（Florence Hosie），何西（Hosie）来自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何西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而中文名“谢福芸”，其中姓氏“谢”来自于她丈夫的中文名谢立山，“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这是后来由其义父给她取的名字。
谢福芸尚在襁褓时就随父母来到温州，在这个南方城市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由于父母忙，照顾她的保姆是一个温州老妪，所以后来谢福芸说起汉语时，仍然帶有温州口音。保姆乳名叫“守冬”，在谢福芸的记忆里，她是个穿着蓝色棉裤和棉衣的“阿姆”——温州人至今还把保姆叫“阿姆”。
谢福芸曾回忆起自己五岁时的一段趣事：当时她害怕学习英文字母。后来在保姆的“启发”下，谢福芸觉得，“也许我把字吃进去，我就会变聪明了”。于是，她俩撕下了有字母的半张纸，并将它揉得小小的，谢福芸真的将纸片吃下去了。据说，这样的方法还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星期之内，谢福芸已经能认识几个字母了。不过，谢福芸的母亲一次拿着被撕坏的书来找她：“我很好奇，书是怎么被撕坏的？”保姆和谢福芸都保持了沉默。想不到这个不爱学习的“笨”小孩，后来居然成为知名的作家。
在温州谢福芸一直待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正规教育。回英国后，因父母在海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与弟弟维克多一起寄居在约克郡的亲戚家，并有几年的时间住在伦敦东部近郊的贫民区。十余年后，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又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同时在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充当护士。谢福芸后来说，自己在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
负笈到剑桥，初创到北京
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又离开温州，为了深造，她负笈剑桥，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三年后的1909年，谢福芸以“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专业优等生毕业。而也是在1909年，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最具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7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而后膺任此职的。在山西大学堂，苏慧廉还兼任世界历史与世界宗教等课的教学。
也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也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也许是剑桥大学给她的熏陶，而剑桥大学毕业生、25岁的谢福芸，又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因此当这位年轻人于1910年重返中国时，她志向明确，就是希望能像父亲那样，在教育领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她说：“我要尽我所能去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如果我能，我愿意把剑桥移到中国去。”她计划办一所如母校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式的女校，此举也得到了苏慧廉的支持。
谢福芸有个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的校友叫包哲洁（中文名），她是一个英国军官的女儿，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也是英国中华圣公会女传教士。当时，包哲洁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即培华女校，她后来任校长;于是，谢福芸加盟该校办学创业，自任英文教习。这所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1911年秋学校开始招生。据称，梅贻琦、洪业等都把女儿送到这里来;林徽因、赵曾玖（历史学家瞿同祖的夫人）也毕业于该校。
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北京城的统治者就换了人。在各派角力下，民国肇始时局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曹锟发动“北京兵变”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国使馆。其后，她们又避居天津，在苏慧廉的老友翁斌孙家中做客数月。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在客居期间，谢福芸与翁斌孙一家老小结下了终身友谊。翁斌孙的儿子翁之熹，一直与她姐弟相称;谢福芸还与翁之菊（翁斌孙三女）结拜为姐妹。
常熟翁氏为江南望族，世代书香。祖籍常熟的翁斌孙十七岁便高中进士，苏慧廉执掌山西大学堂那几年，翁斌孙在山西为官，因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民国后翁斌孙不仕，隐居津门，好友的女儿要来，他当然张开双臂欢迎。但当时还是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循故袭常，一个外国女性竟然要在名门家族中起居生活，这可让很多人跌掉眼镜。不过，开明的翁斌孙喜欢这个率真、大胆并有抱负的年轻人，收她做义女，还给她取名“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这倒是符合谢福芸欲在中国培育“花朵”的志向。 加盟培华女校，这是谢福芸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国的生活。虽然做教育家的梦想因北京城改换门庭而落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中国行的尾声，竟然奏出了一个浪漫的强音——谢福芸爱上了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和探险家谢立山爵士（1853—1925），这是一个比她大三十二岁、比她父亲还要大八岁的男人。1912年，五十九岁的谢立山返回英国，定居于怀特岛的桑当。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谢福芸与六十岁的谢立山正式结婚。据说度蜜月时，她身上就穿着用漂亮丝绸做的中国式衣服。
其实，谢福芸父母很早就认识了谢立山。谢立山自1876年被任命为“驻华学生翻译”开始，他在中国的领事生涯，可以用闯荡东西南北来形容，足迹所至，包括芜湖、重庆、温州、曲阜、厦门、九江、梧州等地，还担任过四川总领事。1905年他升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事。1888年到1891年，他在温州任职，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苏慧廉夫妇。谢立山还是一个探险家，他在领事任内，到处游历，写了好几本在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满洲勘察的书。1913年，谢立山跟谢福芸结婚，谢福芸是他的第二任夫人。
谢福芸一生六次旅华
位于英国南部的怀特岛阳光丰沛、海滩迤逦，堪称安居胜地。谢福芸在岛上很活跃，她服事教会，也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可是谢福芸与谢立山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在定居怀特岛六年后戛然而止。1919年，英國政府聘请谢立山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特别馆员。于是在1920年，六十七岁的谢立山带着妻子再度来到中国，这也是谢福芸第四次来华。
1923年，中国大部分国土遭遇水灾。谢福芸在来华的欧洲人圈子中为此募捐。她在教堂的演讲声情并茂，但只有一个领养老金的老者捐了一个先令。谢立山建议她写文章，谢福芸于是为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撰写一篇文章以劝募，结果收到了三十英镑。由此，谢福芸走上了作家之路。她开始为报刊撰写时评、见闻。
1925年3月10日，谢立山在英国桑当去世。谢福芸在怀特岛安葬了七十二岁的丈夫，步入人生低谷的她，到牛津和父母同住。没过几个月，谢福芸于1926年作为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与父母一起再次旅华，这也是谢福芸第五次来华。
1931年早春，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去世。苏路熙写有回忆录《中国纪行》，不过该书是在她去世的当年，由女儿谢福芸整理完成，并交英国著名的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