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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日本同为亚洲主要大国和中国的重要邻国，均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的争端。近年来，印日关系在战略层面不断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由虚转实，渐行渐近，两国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有向三边或多边方向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看，印日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两国安全合作的增强，明显有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大背景，势必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产生复杂的影响。
一、辛格访日与印日关系动力
2013年5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邀访日，被视为印日提升双边关系的重大外交举动。在访问中，印日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与经济合作。辛格称，在全球范围出现不稳定、变革和挑战的时期，印度和日本是“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已建立以共享价值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关系，正致力促进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他表示，印日对全球和地区问题的看法相同，印度重视与日本加强政治对话与战略磋商，寻求不断增进双方包括海军演练和国防技术协作在内的防务关系。安倍则声称，印度和日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利益高度一致，“印度在西，日本在东”，两个民主国家必须肩负确保亚洲和平的重要使命。[1]
访问期间，印日双方签署总数为424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孟买地铁线路改造工程及其他八个项目；日本同意帮助印度实施德里—孟买铁路提速计划；共同提议通过开展高科技、航天、能源安全和稀土开采等领域的合作，以丰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印日支持加强双方海上安全合作和扩大防务关系，决定定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并建立联合工作组磋商日本向印出售尖端US—2两栖作战飞机等事宜；双方宣布将基于国际法准则确保航行自由和贸易不受阻断，进一步扩大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双边与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在反恐问题上，印日两国重申，双方将通过反恐联合工作组和多边框架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推动制定和实施《联合国全面国际反恐公约》。[2]此外，双方宣布从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讨论日本天皇明仁夫妇年底对印度的访问。
根据访问结束前发表的《印日联合声明》，双方将努力创造条件使印度成为国际军控管控机制的正式成员，其中包括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控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协议。在共同关心的核问题上，日方呼吁印度早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核不扩散条约》（NPT），而印度继续强调两项条约的歧视性。双方的民用核合作谈判尚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如此，辛格重申印度将单边和自愿终止核试爆；两国重申双边民用核合作的重要性，赞同加快缔结民用核合作协议的谈判，同时强调维护核设施安全是两国面对的当务之急。
辛格访日体现了印日双方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意愿。印日两国存在重要共识与共同利益，主要包括：一、两国自诩为亚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共享民主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对构建所谓“亚洲地区民主国家联盟”表现出极大兴趣；二、双方对国际海域航行自由持相同的观点和相似立场，印度试图充分利用对日关系以放大“东向”政策的地缘政治机遇，日本则重视印度能保护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贯通印度洋的海上能源通道；三、双方高度重视扩大两国经济合作及共同参与地区经济互动；四、双方均极力推动联合国改革，寻求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该共识近年来已成为两国的政治利益共同点之一；五、双方领导层近年来保持高层互动，签署多项重要双边协议，已构筑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六、日本、印度分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为双方协调各自的地区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七、担心“中国威胁”，防范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带来严峻挑战，试图对中国实施制衡或围堵。
需要注意的是，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奥巴马政府将强化地区伙伴关系作为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实施步骤，极力推动印日提升经济与安全关系。印日发展关系则将有助于美国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印日关系近年来进展显著，美国的政策起有重要作用。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首轮美印日三边对话于2011年12月举行。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除致力于与日本、印度发展安全关系外，也打算与印度、澳大利亚发展三边安全合作。[3]印度尽管对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有所顾虑和犹豫，但对美国的主动姿态感到鼓舞，回应称已有与美、日在东亚海域进行海上联合军演的经验，加强三方安全合作只是时间问题。[4]
印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有明显的中国因素考虑。尽管双方在外交场合闪烁其词，但彼此心照不宣。安倍重任首相后曾表示，只有强化与印度等亚太伙伴国家的安保合作，才能遏制中国的抬头。辛格此次访日演讲中则明确表示印度不接受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并刻意突出中印之间的争端。由于辛格访日紧接李克强总理访印和中印边境帐篷对峙，很难不让媒体揣测为印度对中国的平衡外交。印度一位外交分析家坦言，“显而易见，发生的这一切均以中国为背景，因为日本和印度都将中国视为威胁。”[5]对安倍的“大亚洲”计划，印度有评论表示，“安倍向印度表示将在中日领土争端中采取强硬立场。无论情况如何发展，他的‘大亚洲’观对印日关系都富有战略意义，可能改变亚洲的局势”。[6]
二、战略合作由虚转实
印度与日本日渐走进有较为稳固的基础，是近年来双方战略利益不断磨合的产物。在双边关系发展中，两国政治高层保持频繁的互访，政治互信持续增强。2006年9月，刚刚担任首相的安倍便邀请辛格访日，而辛格执政以来已先后五次访日。辛格首次访日期间，印日启动防务合作对话与交流机制。同年12月，两国宣布建立印日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同意在防务、海上联合军演、反海盗、救灾、高科技、运输、基础设施、能源和反恐及跨国犯罪等领域开展合作。安倍于2007年8月回访印度，与辛格共同宣布启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
安倍是“大亚洲”构想的狂热兜售者，该地缘政治构想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但将中国排除在外。安倍在2007年访印时就极力鼓动印度参与“大亚洲”计划，称：“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他在印度议会表示：“太平洋与印度洋是自由和繁荣的海域。‘大亚洲’将打破地缘政治界限，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出现。我们两国有能力和责任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为了实施“大亚洲”构想，安倍提议印、美、澳、日携手合作，共同保护对全球贸易意义重大的海上交通通道。[7]安倍提出在地缘上整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与美国近年来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构想高度吻合。日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标，而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则是重要步骤之一。同期，美、日、印、澳曾共同讨论四方安全合作方案，后因意见分歧而中断。2007年4月，印度与美、日海军在日本近海举行联合军演，同年9月又与美、日、澳和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2012年底，安倍重返首相宝座，对印日关系而言具有颇为特殊的政治意义。 近年来，印日经济关系呈迅速发展态势。双边贸易额2012—2013财年为188亿美元，但据预测到2014年有望达到250亿美元。2011年，两国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定双方大幅互免关税。日本的投资和技术输出使印度获益匪浅，除雄厚的资本注入外，也为印度创造了获取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条件。印度也被日本认为是投资和技术的安全选择。日本是印度的最大经援国，即使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衰退，日本在过去10年内向印提供近350亿美元的海外发展援助和贷款，表现出参与印度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铃木、丰田等日本产业巨头已在印度建立子公司，许多日本中小企业也纷纷进军印度资本和产品市场。
战略对话是印日关系提升的重要内容。2007年3月，印日在东京启动首轮战略对话，被认为是日本“安倍外交”和印度“东向”政策的重要一环。2012年5月，日外相玄叶光一郎赴印参加第六轮战略对话，双方就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同意建立海上安全与网络安全对话机制，并决心排除政治障碍促成民用核合作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同年6月，印日在日本海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在2013年3月举行的第七轮战略对话期间，日外相岸田文雄表示对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感到满意，强调日本愿增强与印度的政治对话，提升双边对话和日印美三边对话的规格，希望在年内举行有关网络安全、海事的双边对话，并提议举行第二次海上联合军演。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对日方的提议回应积极，赞同深化双边安全合作。
机制化正成为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特征，两国在多种正式对话机制中的互动日益密切，涵盖广泛的讨论话题。双边对话机制除双方外长（外务相）主持的战略对话外，还包括工商部长（经济产业相）间的政策对话和印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与日经济产业相间的能源对话等。此外，印日双方在2009年11月开始启动防长年度互访计划。同年12月，两国宣布启动2 2（双方外交与防务）高官对话机制，提升双边安全合作层次。2010年7月6日，首轮2 2对话在印度举行（迄今已举行数轮），双方分别由外秘、防务秘书和外务省次官、防务省次官出席。在对话中，双方相互提供了防务和安全政策信息，重点讨论在海上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海上联合军演和在亚丁湾开展合作打击海盗的行动。在亚太地区层面，印度与日本加强协调和合作的重要平台主要包括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及其他地区性多边合作机制。
三、民用核合作前景已趋积极
现阶段的民用核合作谈判是反映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走向的重要侧面。日本历来强调反扩散立场，督促印度签署国际禁核和反扩散条约，并以此作为与印谈判核能合作的先决条件。但日方的这一立场近年来有松动迹象。2007年安倍访印期间，曾回避对有争议的印美民用核协议加以评论，但他后来表示日本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从而决定是否支持该协议。事实上，随着核供应国集团2008年批准给予印度特殊待遇，日印双方对双边民用核能合作的态度已趋积极。在2011年12月的一份联合声明中，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向辛格表示希望印度尽早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辛格则重申印度对单方面和自愿中止核试爆的承诺。印日领导人重申将共同致力尽快启动和尽早完成有关裂变物质禁产条约（FMCT）的谈判进程。从措辞看，日本原有的强硬立场似已松动，对印度要求更公平的国际条约表示出某种理解。在战略对话中，双方反复表示要排除政治上的困难，促进民用核合作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在近期辛格访日发表的《印日联合声明》中，双方赞同加快早日缔结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谈判进程。
经济因素可能促使日本认真考虑与印度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日本的巨额政府外债目前已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敲响警钟，进军海外核市场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如果印日签署核协议，将为日本企业打开印度的核市场，为日本带来可观的海外收益。并且，日本已于2008年9月在美国极力劝说下放弃核禁令，在核供应国集团投票赞成向印度开放绿灯，双边核合作不存在法理上和逻辑上的障碍。尤其眼看着美欧俄着手抢滩印度核市场，日本很难说服自己以政策原因甘落人后。
尽管如此，一些不确定因素将继续影响印日民用核合作的前景，现有阻力仍主要来自日方。[8]首先，由于2011年发生福岛核泄露事件，日本国内的反核团体反对向海外转移核技术，要求全面禁用和出口核技术和核物质。《印日联合声明》专门强调核设施安全，表明双方将核安全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但日本不可能关闭核电站并停止和平核能利用，也就不存在核技术、核设施本土禁用而出口海外的问题。因此，核安全考虑不会成为双方核合作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从现有政治力量布局看，日本国会可能阻止安倍推动与印缔结核合作协议。但随着2013年7月21日参议院选举的结束，安倍的地位得到稳固，可能促使他采取更大胆的外交动议。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批评印度核扩散的势力，如果安倍想与印度达成有效交易，必须说服这些派别。此外，新近《印日联合声明》并未反映双方在高科技贸易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日本近年来虽已开始放宽对印出口管制，包括从禁运终端用户清单删除印方机构，但印度目前仍受到日本出口控制的诸多限制。印日高科技贸易谈判仍在进行，日本表示愿制定更对路的出口管制措施，满足与印度开展高科技贸易的需求，但这些政策表述仍有待转化为实际进展。然而，作为辛格此次访日的收获之一，日本明确支持印度加入国际多边军控机制。这表明，相对日本国内要求严厉对待印度核发展的强硬观点，主张加强日印关系的声音已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结 语
综上所述，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渐行渐近、由虚转实正成为不争的事实。印日在战略层面不断靠拢既是各自的利益需求使然，存在多种双边动力，也与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从中不难发现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从印日关系的现有进展和发展趋势看，印度在对日关系上将会表现得更加主动，尤其是在增进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方面尤为突出。日本出于总体战略需要的考虑，将日益深化对印战略合作关系，并将改变此前对印关系中的谨慎立场，包括可能在核合作等重大问题上迁就印度。此外，印日两国是否会在钓鱼岛、中印边界等问题上公开支持对方需要密切关注，印日安全合作提升是否最终会在美国主导下转变为针对中国的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也值得警惕。 （作者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张伟杰）
[1] Donald Kirk， “India’s Love Affair With Japan Fueled By Disputes With China”， Forbes， May 29，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donaldkirk/2013/05/29/indias-love-affair-with-japan-fueled-by-disputes-with-china/
[2] Rajiv Nayan， “India-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DSA Comment， June 11， 2013，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IndiaJapanStrategicPartnership_rnayan_110613
[3] Andrew Quinn， “U.S.， India， Japan to meet after Obama’s Asia ‘pivot’”， Reuters News， Dec 5 2011，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2/05/us-usa-asia-talks-idUSTRE7B42EQ20111205
[4] Manjeet S. Pardesi， “India， US In East Asia： Eme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 Analysis”， Euraisa Review， April 12， 2011，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2042011-india-us-in-east-asia-emerging-strategic-partnership-analysis/
[5] Rama Lakshmi and Chico Harlan， “India， Japan draw closer， with an eye on China” ，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13
[6] Sanjaya Baru， “What new Japanese PM Abe means for India”， December 19， 2012， http：//www.iiss.org/en/iiss voices/blogsections/2012-6d11/december-2012-a370/japan-abe-india-eb32
[7] Sudhanshu Tripathi， “New thrust to India-Japan relations： A ‘Broader Asia’ likely”，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December 25， 2012， Paper No. 5337， http：//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103
[8] Rajiv Nayan， “India-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DSA Comment， June 11， 2013，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IndiaJapanStrategicPartnership_rnayan_110613
一、辛格访日与印日关系动力
2013年5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邀访日，被视为印日提升双边关系的重大外交举动。在访问中，印日双方宣布将进一步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与经济合作。辛格称，在全球范围出现不稳定、变革和挑战的时期，印度和日本是“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已建立以共享价值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关系，正致力促进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他表示，印日对全球和地区问题的看法相同，印度重视与日本加强政治对话与战略磋商，寻求不断增进双方包括海军演练和国防技术协作在内的防务关系。安倍则声称，印度和日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利益高度一致，“印度在西，日本在东”，两个民主国家必须肩负确保亚洲和平的重要使命。[1]
访问期间，印日双方签署总数为424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孟买地铁线路改造工程及其他八个项目；日本同意帮助印度实施德里—孟买铁路提速计划；共同提议通过开展高科技、航天、能源安全和稀土开采等领域的合作，以丰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印日支持加强双方海上安全合作和扩大防务关系，决定定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并建立联合工作组磋商日本向印出售尖端US—2两栖作战飞机等事宜；双方宣布将基于国际法准则确保航行自由和贸易不受阻断，进一步扩大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双边与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在反恐问题上，印日两国重申，双方将通过反恐联合工作组和多边框架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推动制定和实施《联合国全面国际反恐公约》。[2]此外，双方宣布从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讨论日本天皇明仁夫妇年底对印度的访问。
根据访问结束前发表的《印日联合声明》，双方将努力创造条件使印度成为国际军控管控机制的正式成员，其中包括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控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协议。在共同关心的核问题上，日方呼吁印度早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核不扩散条约》（NPT），而印度继续强调两项条约的歧视性。双方的民用核合作谈判尚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如此，辛格重申印度将单边和自愿终止核试爆；两国重申双边民用核合作的重要性，赞同加快缔结民用核合作协议的谈判，同时强调维护核设施安全是两国面对的当务之急。
辛格访日体现了印日双方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意愿。印日两国存在重要共识与共同利益，主要包括：一、两国自诩为亚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共享民主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对构建所谓“亚洲地区民主国家联盟”表现出极大兴趣；二、双方对国际海域航行自由持相同的观点和相似立场，印度试图充分利用对日关系以放大“东向”政策的地缘政治机遇，日本则重视印度能保护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贯通印度洋的海上能源通道；三、双方高度重视扩大两国经济合作及共同参与地区经济互动；四、双方均极力推动联合国改革，寻求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该共识近年来已成为两国的政治利益共同点之一；五、双方领导层近年来保持高层互动，签署多项重要双边协议，已构筑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六、日本、印度分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为双方协调各自的地区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七、担心“中国威胁”，防范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带来严峻挑战，试图对中国实施制衡或围堵。
需要注意的是，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奥巴马政府将强化地区伙伴关系作为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实施步骤，极力推动印日提升经济与安全关系。印日发展关系则将有助于美国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印日关系近年来进展显著，美国的政策起有重要作用。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首轮美印日三边对话于2011年12月举行。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除致力于与日本、印度发展安全关系外，也打算与印度、澳大利亚发展三边安全合作。[3]印度尽管对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有所顾虑和犹豫，但对美国的主动姿态感到鼓舞，回应称已有与美、日在东亚海域进行海上联合军演的经验，加强三方安全合作只是时间问题。[4]
印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有明显的中国因素考虑。尽管双方在外交场合闪烁其词，但彼此心照不宣。安倍重任首相后曾表示，只有强化与印度等亚太伙伴国家的安保合作，才能遏制中国的抬头。辛格此次访日演讲中则明确表示印度不接受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并刻意突出中印之间的争端。由于辛格访日紧接李克强总理访印和中印边境帐篷对峙，很难不让媒体揣测为印度对中国的平衡外交。印度一位外交分析家坦言，“显而易见，发生的这一切均以中国为背景，因为日本和印度都将中国视为威胁。”[5]对安倍的“大亚洲”计划，印度有评论表示，“安倍向印度表示将在中日领土争端中采取强硬立场。无论情况如何发展，他的‘大亚洲’观对印日关系都富有战略意义，可能改变亚洲的局势”。[6]
二、战略合作由虚转实
印度与日本日渐走进有较为稳固的基础，是近年来双方战略利益不断磨合的产物。在双边关系发展中，两国政治高层保持频繁的互访，政治互信持续增强。2006年9月，刚刚担任首相的安倍便邀请辛格访日，而辛格执政以来已先后五次访日。辛格首次访日期间，印日启动防务合作对话与交流机制。同年12月，两国宣布建立印日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同意在防务、海上联合军演、反海盗、救灾、高科技、运输、基础设施、能源和反恐及跨国犯罪等领域开展合作。安倍于2007年8月回访印度，与辛格共同宣布启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
安倍是“大亚洲”构想的狂热兜售者，该地缘政治构想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但将中国排除在外。安倍在2007年访印时就极力鼓动印度参与“大亚洲”计划，称：“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他在印度议会表示：“太平洋与印度洋是自由和繁荣的海域。‘大亚洲’将打破地缘政治界限，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出现。我们两国有能力和责任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为了实施“大亚洲”构想，安倍提议印、美、澳、日携手合作，共同保护对全球贸易意义重大的海上交通通道。[7]安倍提出在地缘上整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与美国近年来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构想高度吻合。日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标，而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则是重要步骤之一。同期，美、日、印、澳曾共同讨论四方安全合作方案，后因意见分歧而中断。2007年4月，印度与美、日海军在日本近海举行联合军演，同年9月又与美、日、澳和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2012年底，安倍重返首相宝座，对印日关系而言具有颇为特殊的政治意义。 近年来，印日经济关系呈迅速发展态势。双边贸易额2012—2013财年为188亿美元，但据预测到2014年有望达到250亿美元。2011年，两国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定双方大幅互免关税。日本的投资和技术输出使印度获益匪浅，除雄厚的资本注入外，也为印度创造了获取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条件。印度也被日本认为是投资和技术的安全选择。日本是印度的最大经援国，即使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衰退，日本在过去10年内向印提供近350亿美元的海外发展援助和贷款，表现出参与印度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铃木、丰田等日本产业巨头已在印度建立子公司，许多日本中小企业也纷纷进军印度资本和产品市场。
战略对话是印日关系提升的重要内容。2007年3月，印日在东京启动首轮战略对话，被认为是日本“安倍外交”和印度“东向”政策的重要一环。2012年5月，日外相玄叶光一郎赴印参加第六轮战略对话，双方就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同意建立海上安全与网络安全对话机制，并决心排除政治障碍促成民用核合作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同年6月，印日在日本海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在2013年3月举行的第七轮战略对话期间，日外相岸田文雄表示对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感到满意，强调日本愿增强与印度的政治对话，提升双边对话和日印美三边对话的规格，希望在年内举行有关网络安全、海事的双边对话，并提议举行第二次海上联合军演。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对日方的提议回应积极，赞同深化双边安全合作。
机制化正成为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特征，两国在多种正式对话机制中的互动日益密切，涵盖广泛的讨论话题。双边对话机制除双方外长（外务相）主持的战略对话外，还包括工商部长（经济产业相）间的政策对话和印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与日经济产业相间的能源对话等。此外，印日双方在2009年11月开始启动防长年度互访计划。同年12月，两国宣布启动2 2（双方外交与防务）高官对话机制，提升双边安全合作层次。2010年7月6日，首轮2 2对话在印度举行（迄今已举行数轮），双方分别由外秘、防务秘书和外务省次官、防务省次官出席。在对话中，双方相互提供了防务和安全政策信息，重点讨论在海上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海上联合军演和在亚丁湾开展合作打击海盗的行动。在亚太地区层面，印度与日本加强协调和合作的重要平台主要包括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及其他地区性多边合作机制。
三、民用核合作前景已趋积极
现阶段的民用核合作谈判是反映印日战略伙伴关系走向的重要侧面。日本历来强调反扩散立场，督促印度签署国际禁核和反扩散条约，并以此作为与印谈判核能合作的先决条件。但日方的这一立场近年来有松动迹象。2007年安倍访印期间，曾回避对有争议的印美民用核协议加以评论，但他后来表示日本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从而决定是否支持该协议。事实上，随着核供应国集团2008年批准给予印度特殊待遇，日印双方对双边民用核能合作的态度已趋积极。在2011年12月的一份联合声明中，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向辛格表示希望印度尽早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辛格则重申印度对单方面和自愿中止核试爆的承诺。印日领导人重申将共同致力尽快启动和尽早完成有关裂变物质禁产条约（FMCT）的谈判进程。从措辞看，日本原有的强硬立场似已松动，对印度要求更公平的国际条约表示出某种理解。在战略对话中，双方反复表示要排除政治上的困难，促进民用核合作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在近期辛格访日发表的《印日联合声明》中，双方赞同加快早日缔结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谈判进程。
经济因素可能促使日本认真考虑与印度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日本的巨额政府外债目前已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敲响警钟，进军海外核市场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如果印日签署核协议，将为日本企业打开印度的核市场，为日本带来可观的海外收益。并且，日本已于2008年9月在美国极力劝说下放弃核禁令，在核供应国集团投票赞成向印度开放绿灯，双边核合作不存在法理上和逻辑上的障碍。尤其眼看着美欧俄着手抢滩印度核市场，日本很难说服自己以政策原因甘落人后。
尽管如此，一些不确定因素将继续影响印日民用核合作的前景，现有阻力仍主要来自日方。[8]首先，由于2011年发生福岛核泄露事件，日本国内的反核团体反对向海外转移核技术，要求全面禁用和出口核技术和核物质。《印日联合声明》专门强调核设施安全，表明双方将核安全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但日本不可能关闭核电站并停止和平核能利用，也就不存在核技术、核设施本土禁用而出口海外的问题。因此，核安全考虑不会成为双方核合作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从现有政治力量布局看，日本国会可能阻止安倍推动与印缔结核合作协议。但随着2013年7月21日参议院选举的结束，安倍的地位得到稳固，可能促使他采取更大胆的外交动议。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批评印度核扩散的势力，如果安倍想与印度达成有效交易，必须说服这些派别。此外，新近《印日联合声明》并未反映双方在高科技贸易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日本近年来虽已开始放宽对印出口管制，包括从禁运终端用户清单删除印方机构，但印度目前仍受到日本出口控制的诸多限制。印日高科技贸易谈判仍在进行，日本表示愿制定更对路的出口管制措施，满足与印度开展高科技贸易的需求，但这些政策表述仍有待转化为实际进展。然而，作为辛格此次访日的收获之一，日本明确支持印度加入国际多边军控机制。这表明，相对日本国内要求严厉对待印度核发展的强硬观点，主张加强日印关系的声音已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结 语
综上所述，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渐行渐近、由虚转实正成为不争的事实。印日在战略层面不断靠拢既是各自的利益需求使然，存在多种双边动力，也与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从中不难发现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从印日关系的现有进展和发展趋势看，印度在对日关系上将会表现得更加主动，尤其是在增进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方面尤为突出。日本出于总体战略需要的考虑，将日益深化对印战略合作关系，并将改变此前对印关系中的谨慎立场，包括可能在核合作等重大问题上迁就印度。此外，印日两国是否会在钓鱼岛、中印边界等问题上公开支持对方需要密切关注，印日安全合作提升是否最终会在美国主导下转变为针对中国的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也值得警惕。 （作者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张伟杰）
[1] Donald Kirk， “India’s Love Affair With Japan Fueled By Disputes With China”， Forbes， May 29，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donaldkirk/2013/05/29/indias-love-affair-with-japan-fueled-by-disputes-with-china/
[2] Rajiv Nayan， “India-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DSA Comment， June 11， 2013，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IndiaJapanStrategicPartnership_rnayan_110613
[3] Andrew Quinn， “U.S.， India， Japan to meet after Obama’s Asia ‘pivot’”， Reuters News， Dec 5 2011，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2/05/us-usa-asia-talks-idUSTRE7B42EQ20111205
[4] Manjeet S. Pardesi， “India， US In East Asia： Eme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 Analysis”， Euraisa Review， April 12， 2011，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2042011-india-us-in-east-asia-emerging-strategic-partnership-analysis/
[5] Rama Lakshmi and Chico Harlan， “India， Japan draw closer， with an eye on China” ，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13
[6] Sanjaya Baru， “What new Japanese PM Abe means for India”， December 19， 2012， http：//www.iiss.org/en/iiss voices/blogsections/2012-6d11/december-2012-a370/japan-abe-india-eb32
[7] Sudhanshu Tripathi， “New thrust to India-Japan relations： A ‘Broader Asia’ likely”，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December 25， 2012， Paper No. 5337， http：//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103
[8] Rajiv Nayan， “India-Jap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DSA Comment， June 11， 2013，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IndiaJapanStrategicPartnership_rnayan_11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