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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7日，一场大雨轻易地夺走了35个“学工”知青的生命……
几天后，在乌鲁木齐二宫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出现了一片新的坟地，35座坟头排列成行，其中，有两座特殊的坟墓，一个是相对独立地立在一旁的李姓男知青的墓，他是唯一的一个男性，还有一个是36岁的陈氏，她是这里所有人的大姐姐，她和她腹中6个月的胎儿一起遇难，其余的33座坟墓，都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
以后每年清明节，这里重复上演着“白发人哭黑发人”的悲剧。
不知从何时起，这里被人们习惯地称作“知青坟”。
2003年，因为“知青坟”所在地要用作草场，35座坟墓被集体迁往东山公墓。
时过境迁，弹指一挥已是33年。
“如果这些孩子活着，也都是50来岁的人了，他们的孩子都比他们当年的年龄大了……”当年这些孩子的家人回忆起33年前的那场噩梦，依然有太多的惋惜和悲哀。
不堪回首的悲惨一幕
“当年，我还在铁二小上小学，我的母亲是铁路医院的医生，家在医院家属区。记得那个下午，我正在操场玩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脸色很难看，说话语无伦次，‘快去看，出事了，死了好多人……’
我们一口气跑到铁路医院门口，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远远的就能听到哭叫声，特让人揪心。医护人员抬着空担架奔跑着出来，一辆卡车开到大门口，打开后车板，露出的居然是一具具泥浆漉漉的尸体。所有人涌了过去，那些被搀扶着的白发奶奶爷爷，不顾一切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拼命地要冲到最前面。有人凄惨地哀嚎着名字、有人晕死过去。确认不是自己亲人的人，又赶快向另一具抬下来的尸体冲过去……一辆辆车开过来，一具具尸体抬下来，一群群人涌上去。所有的家人，根本无法知道下一个抬过来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亲人。因为，尸体浑身上下都被泥浆裹着，很难分辨面目。
那晚，正好是我母亲值夜班，我如常去医院陪母亲值班，听母亲和同事议论，那35具尸体停放在一楼放射科的走廊里。那里有个阿姨很喜欢我，所以，我常去‘串门’，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去了，就是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脑子里都在想像着那个熟悉的走廊躺着30多具尸体的场面。因为尸体浑身都是泥巴，人又太多，很难处理，第二天，医护人员只好穿着胶鞋，用皮管接上水龙头冲洗尸体……”今年已经40来岁的陈女士回忆当年的所见所闻。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乌鲁木齐铁路局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铁路局所属的各家属区几乎都有惨遭不幸的家庭，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哭声。铁路医院汽车房加班加点做棺材，那里灯火通明，锯木头声、刨子、锤子、钉子声响成一片，夜深人静时，那声音格外刺耳。
35个没有了生命的知青，是穿着一色的蓝色铁路制服“上路”的，这一身装束曾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为，穿上了制服，他们就有了正式工作。
35辆解放大卡车，开过来，然后一家家轮着钉棺材、出殡，家家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在鞭炮声和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中，棺材被抬上卡车，送行的人爬上大卡车，车缓缓驶离人山人海，驶向二宫火车站附近的那个山坡，据说，头一辆车已经到了基地，最后一辆车还没有驶出。
深夜来了“夺命雨”
这一批知青都是七二届、七三届铁三中、铁路汽配厂子校、地窝堡子校的初中毕业生，有近200人。1974年11月底，经过了三年的等候，他们终于被分配到一个叫做轻铁处的知青点。当时，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上山下乡去学农，所以，能学工似乎是一件吃香的事。
他们也是轻铁处知青点的第一批知青，到那里的任务就是跟着师傅把从乌鲁木齐到小黄山这一段约110公里的轻铁改修成重铁，把木枕改成水泥枕。垫土方、筛沙子、卸石渣、运片石、抬钢轨、扛枕木……铺铁道的所有活他们都干过来了，早出晚归，每天累得躺下就不愿意动了。
铁路一路改修到了距阜康30公里处的甘泉堡。这时候已经进入到1975年夏季，因为离大本营远了，所以，就在甘泉堡车站旁就近住宿。男生被安排住帐篷，在靠山的一面和干枯的河岸之间搭起了六个帐篷，每个帐篷里住着十来个人。考虑到地窝子比较凉快和隐蔽，他们就利用在帐篷和干枯河道之间的一个排洪渠道，用钢轨做梁，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地窝子，中间用帆布隔了两档子，分做三个女生班的宿舍，每个班都住着二三十个人。
知青们住了三个多月，都相安无事。
然而，就在9月7日这天深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夜里，外面奇迹般地下起了雨，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大约凌晨三点左右，他们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就像火车从远处开过来，早已熟悉了火车声音的他们，觉得这个时候不该有火车经过，于是，值班男知青李群良提着马灯出去观看。雨还在下，他举灯向发声的方向照去，他惊呆了，那声音居然是从山那边滚滚而来的洪水!他呼喊起来，随即，钟声响起，民兵鸣枪告急!
53岁的崔军亲历了当年的这场“夺命雨”、“我被喊声惊醒，爬起来，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地上漂着鞋子和脸盆，我抱起被子就跑。跑到车站，突然有人喊，女生还没有出来呢，快去救人!我们纷纷跑了回去，向着地窝子摸去。等我顺着几盏马灯摸过去时，已经看到沾满了泥水的女生被拖了出来，场面一片混乱。我感到一股凉气一下子窜到了脚跟，这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涌过来的山洪全都灌进了地窝子。我们手拉着手下去的时候，水已经超过了胸部，我走了两步，就感觉脚踩到了人，大家把人从水底捞起来，然后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一切抢救已经徒劳，但谁都不愿放弃一丝丝希望……”
知青救助知青
他们再一次清点了人数，4班少了18人、5班少了10人，6班少了6人。其中，36岁的陈大姐是带队干部，她住在5班，当时正怀有身孕。
在捞出来的尸体中，人们在4班意外地发现了男生李群良的尸体。后来，有两个男生回忆起来，当时他们三人一起摸着去救人，因为场面很混乱，没有人在意李群良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尸体都是工人师傅和男生一个个捞上来的。
洪水是携带着一路的泥草和牲畜粪便奔涌而来的，把地窝子里的大通铺整个漂起。
清点过人数后，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长时间的连续作战，早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在9月的雨天里长时间地在水里泡着，寒气逼人。
为了找到最后一个人，他们一遍遍地喝酒来暖和身子，一遍遍地搜寻。最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密密地“梳子”，终于把最后一个女生“算”了出来，打捞的人冻得全身抽筋。
天终于亮了，远处飞来了直升飞机，但因为一片汪洋，没有办法降落，子弟兵也来了，给他们送来了军鞋：铁路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领导赶来了、有的家长也赶来了……
经尸检，遇难的知青几乎都是因被浑浊不堪的洪水“呛”着窒息而丧命的。大家把最宝贵的逃生时间用在了找衣服和穿衣服上，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孩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可能衣冠不整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后来有人回忆，“明明在上面见了她啊，后来怎么又死在了窝子里呢?是回去穿衣服?还是回去救人?不得而知啊!”
事发三个月后，知青们回到了轻铁处知青点继续接受再教育。直到1978年12月，被一一分配到正式的工作岗位。
其间，这次事件的幸存者曾一起去那片“知青坟”为同学扫墓，活着的人彼此间因为有了这次生死经历而更加亲密。只要是聚会，这个伤疤每每都会被揭起，这一段记忆将伴随他们一生。
几天后，在乌鲁木齐二宫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出现了一片新的坟地，35座坟头排列成行，其中，有两座特殊的坟墓，一个是相对独立地立在一旁的李姓男知青的墓，他是唯一的一个男性，还有一个是36岁的陈氏，她是这里所有人的大姐姐，她和她腹中6个月的胎儿一起遇难，其余的33座坟墓，都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
以后每年清明节，这里重复上演着“白发人哭黑发人”的悲剧。
不知从何时起，这里被人们习惯地称作“知青坟”。
2003年，因为“知青坟”所在地要用作草场，35座坟墓被集体迁往东山公墓。
时过境迁，弹指一挥已是33年。
“如果这些孩子活着，也都是50来岁的人了，他们的孩子都比他们当年的年龄大了……”当年这些孩子的家人回忆起33年前的那场噩梦，依然有太多的惋惜和悲哀。
不堪回首的悲惨一幕
“当年，我还在铁二小上小学，我的母亲是铁路医院的医生，家在医院家属区。记得那个下午，我正在操场玩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脸色很难看，说话语无伦次，‘快去看，出事了，死了好多人……’
我们一口气跑到铁路医院门口，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远远的就能听到哭叫声，特让人揪心。医护人员抬着空担架奔跑着出来，一辆卡车开到大门口，打开后车板，露出的居然是一具具泥浆漉漉的尸体。所有人涌了过去，那些被搀扶着的白发奶奶爷爷，不顾一切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拼命地要冲到最前面。有人凄惨地哀嚎着名字、有人晕死过去。确认不是自己亲人的人，又赶快向另一具抬下来的尸体冲过去……一辆辆车开过来，一具具尸体抬下来，一群群人涌上去。所有的家人，根本无法知道下一个抬过来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亲人。因为，尸体浑身上下都被泥浆裹着，很难分辨面目。
那晚，正好是我母亲值夜班，我如常去医院陪母亲值班，听母亲和同事议论，那35具尸体停放在一楼放射科的走廊里。那里有个阿姨很喜欢我，所以，我常去‘串门’，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去了，就是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脑子里都在想像着那个熟悉的走廊躺着30多具尸体的场面。因为尸体浑身都是泥巴，人又太多，很难处理，第二天，医护人员只好穿着胶鞋，用皮管接上水龙头冲洗尸体……”今年已经40来岁的陈女士回忆当年的所见所闻。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乌鲁木齐铁路局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铁路局所属的各家属区几乎都有惨遭不幸的家庭，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哭声。铁路医院汽车房加班加点做棺材，那里灯火通明，锯木头声、刨子、锤子、钉子声响成一片，夜深人静时，那声音格外刺耳。
35个没有了生命的知青，是穿着一色的蓝色铁路制服“上路”的，这一身装束曾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为，穿上了制服，他们就有了正式工作。
35辆解放大卡车，开过来，然后一家家轮着钉棺材、出殡，家家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在鞭炮声和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中，棺材被抬上卡车，送行的人爬上大卡车，车缓缓驶离人山人海，驶向二宫火车站附近的那个山坡，据说，头一辆车已经到了基地，最后一辆车还没有驶出。
深夜来了“夺命雨”
这一批知青都是七二届、七三届铁三中、铁路汽配厂子校、地窝堡子校的初中毕业生，有近200人。1974年11月底，经过了三年的等候，他们终于被分配到一个叫做轻铁处的知青点。当时，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上山下乡去学农，所以，能学工似乎是一件吃香的事。
他们也是轻铁处知青点的第一批知青，到那里的任务就是跟着师傅把从乌鲁木齐到小黄山这一段约110公里的轻铁改修成重铁，把木枕改成水泥枕。垫土方、筛沙子、卸石渣、运片石、抬钢轨、扛枕木……铺铁道的所有活他们都干过来了，早出晚归，每天累得躺下就不愿意动了。
铁路一路改修到了距阜康30公里处的甘泉堡。这时候已经进入到1975年夏季，因为离大本营远了，所以，就在甘泉堡车站旁就近住宿。男生被安排住帐篷，在靠山的一面和干枯的河岸之间搭起了六个帐篷，每个帐篷里住着十来个人。考虑到地窝子比较凉快和隐蔽，他们就利用在帐篷和干枯河道之间的一个排洪渠道，用钢轨做梁，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地窝子，中间用帆布隔了两档子，分做三个女生班的宿舍，每个班都住着二三十个人。
知青们住了三个多月，都相安无事。
然而，就在9月7日这天深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夜里，外面奇迹般地下起了雨，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大约凌晨三点左右，他们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就像火车从远处开过来，早已熟悉了火车声音的他们，觉得这个时候不该有火车经过，于是，值班男知青李群良提着马灯出去观看。雨还在下，他举灯向发声的方向照去，他惊呆了，那声音居然是从山那边滚滚而来的洪水!他呼喊起来，随即，钟声响起，民兵鸣枪告急!
53岁的崔军亲历了当年的这场“夺命雨”、“我被喊声惊醒，爬起来，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地上漂着鞋子和脸盆，我抱起被子就跑。跑到车站，突然有人喊，女生还没有出来呢，快去救人!我们纷纷跑了回去，向着地窝子摸去。等我顺着几盏马灯摸过去时，已经看到沾满了泥水的女生被拖了出来，场面一片混乱。我感到一股凉气一下子窜到了脚跟，这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涌过来的山洪全都灌进了地窝子。我们手拉着手下去的时候，水已经超过了胸部，我走了两步，就感觉脚踩到了人，大家把人从水底捞起来，然后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一切抢救已经徒劳，但谁都不愿放弃一丝丝希望……”
知青救助知青
他们再一次清点了人数，4班少了18人、5班少了10人，6班少了6人。其中，36岁的陈大姐是带队干部，她住在5班，当时正怀有身孕。
在捞出来的尸体中，人们在4班意外地发现了男生李群良的尸体。后来，有两个男生回忆起来，当时他们三人一起摸着去救人，因为场面很混乱，没有人在意李群良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尸体都是工人师傅和男生一个个捞上来的。
洪水是携带着一路的泥草和牲畜粪便奔涌而来的，把地窝子里的大通铺整个漂起。
清点过人数后，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长时间的连续作战，早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在9月的雨天里长时间地在水里泡着，寒气逼人。
为了找到最后一个人，他们一遍遍地喝酒来暖和身子，一遍遍地搜寻。最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密密地“梳子”，终于把最后一个女生“算”了出来，打捞的人冻得全身抽筋。
天终于亮了，远处飞来了直升飞机，但因为一片汪洋，没有办法降落，子弟兵也来了，给他们送来了军鞋：铁路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领导赶来了、有的家长也赶来了……
经尸检，遇难的知青几乎都是因被浑浊不堪的洪水“呛”着窒息而丧命的。大家把最宝贵的逃生时间用在了找衣服和穿衣服上，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孩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可能衣冠不整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后来有人回忆，“明明在上面见了她啊，后来怎么又死在了窝子里呢?是回去穿衣服?还是回去救人?不得而知啊!”
事发三个月后，知青们回到了轻铁处知青点继续接受再教育。直到1978年12月，被一一分配到正式的工作岗位。
其间，这次事件的幸存者曾一起去那片“知青坟”为同学扫墓，活着的人彼此间因为有了这次生死经历而更加亲密。只要是聚会，这个伤疤每每都会被揭起，这一段记忆将伴随他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