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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史料的能力，对于高校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是其本科时期必须掌握的一项核心素养，也是高校历史学专业制定培养方案时重点考虑的要素。本文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具体解读为例，论述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如何从日记史料中解读出新意，为培养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阅读日记史料的能力提供一个史料解读的教学案例。
[关键词] 历史专业;日记史料;史料阅读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21） 05-0110-03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若无史料，则历史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若无阅读史料的能力，则面对史料就无从下手，也无法展开相关的学习和研究。阅读史料的能力，对于高校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是其本科时期必须掌握的一项核心素养，也是各高校历史学专业制定培养方案时重点考虑的要素。训练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一方面需要加强学生的理论素养的储备，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实际的史料解读例子，为学生作具体的示范。本文以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文简称《日记》）为例，谈一谈如何引导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日记史料中解读出新意，为培养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阅读日记史料的能力，提供一个史料解读的教学案例。
一、引导学生了解日记及作者信息，从而认识史料的价值
学生在阅读日记前，应先引导他们了解日记出版状况，以及作者的生平梗概。郑天挺先生（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后兼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为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郑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領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主持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工作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文史人才，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是郑先生留存日记中最为齐全与珍贵的一部分。《日记》始于1938年1月1日，到1946年7月14日止，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大共始终，是这一时期郑先生对时局、校务、教育、学术、民生等社会百态的切实记录，其珍稀性不言而喻。《日记》自2018年1月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以来，已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热烈欢迎。
同时，应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史料情况，或者说，将之放于相关史料的脉络中，从而窥知其史料价值。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一名称已可了然，其最大价值无疑在于联大历史的研究。点校者俞国林赞誉《日记》“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联大一直是近代中国教育史、大学史、学术史的热点，相关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也较为可观。颇具代表性的资料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省档案馆所藏联大与地方政府的通讯文件等档案;梅贻琦、吴宓、朱自清等人日记;何兆武《上学记》、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性著述;《西南联大启示录》等口述汇编;《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刊载的相关报道，等等。其中只有《梅贻琦日记》是西南联大主政者视角的一手资料，但现存梅氏日记仅20万字，体量不大，关于联大诸多要事也语焉不详。郑老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1940年后又兼任联大总务长。当时作为北大校长及联大常委的蒋梦麟经常不在校，郑老既是蒋氏的代表，实际也是北大在云南的主事人。郑老身处枢要，事必躬亲，其翔实的《日记》呈现出联大内部复杂运转情形，不仅记录了薪俸、食粮、校舍、购书、经费、救济等联大日常行政管理，也有机要会议、人事任免、三校合作、迁校与复员、重庆国民政府管控等一系列关涉联大存续、发展的大事。
西南联大的学术社群，可谓一时无两，郑老身居其间，其《日记》自然牵涉甚广。《日记》出版不久，已有多篇文章钩沉发微，披露《日记》的学术史价值。大致而言，《日记》之于近代学术史的意义有二：一是重新认识发生在联大社群内部的学人掌故、同人交游、学术因缘等;二是重新发现、评估郑老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关于前者，《日记》甫一出版，旋即引起学界聚焦，已无须赘言，笔者就尚未引起重视的后者稍做简述。自1930年代始，郑老基本一直居于学术界主流位置，但郑老在近代学术系谱中的学术建树、学术地位，目前仍被严重低估，直接因素就是史料不足。当前有关郑老的学术印象，一般都源于郑老的论文集和讲义，认为郑老治学范围限于隋唐五代史、元史、明清史。但从《日记》来看，这仅是郑老所蓄学养的一部分。例如，郑老还在联大历史系开设目录学，并已着手编写《目录学述要》，“分上下二部，上通说，下述例，通说分总论、书目、刻书、聚书、版本、校雠六章，述例以《史记》为证，集诸家书录考订版本、校雠之说”（第933页）。郑老经常流连于书籍市场，购买古籍也毫不吝啬，这部《目录学述要》恐怕并不仅是普通教学讲义，更多应还是郑老长期经眼古籍后的经验总结。再如，在1940年前后，郑老作有《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诸篇历史地理的论文。文章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不仅陈寅恪等师友高度赞赏，郑老自己也颇为满意，特选诸文“送学术审议会”（第650页）。值得一提的是，在1932年至1935年间，郑老就曾编著《古地理学讲义》。而在现存的郑老学术卡片中，历史地理的分量亦很客观，达三十余万字。反观目前历史地理的学术史，郑老几乎不被提及。相信随着《日记》等相关资料的陆续公布，这段学术史定会得到补充与修正。可以说，《日记》的出版，为全面、深入研究与评价郑老的学术，提供了重要助力。因此，学生若能了解日记及作者的相关信息，对于充分认识该史料的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引导学生注意叙述者的立场，从而发现新问题与新现象 历史文本的书写会带有叙述者或重或浅的痕迹，在阅读日记史料时，应重点提醒学生注意叙述者的立场。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例，郑天挺是北大方的代表，其日记从北大方的角度展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而这种角度在以往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是缺少的。具体而言，联大的成功离不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三校合作办学共组联大，形成以“常委会”和“三处长”为核心的行政系统，但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管理体制。在这种制度下，联大行政体系客观上会存在一些弊端。1939年2月14日《日记》：“下午三时校中开常务委员会。余代表孟邻师出席，无重要议案，大都有关事务方面之事。诸人与总务处责难甚多，此实组织问题，非必主之者无才也。”1939年4月8日《日记》：“孟邻师相告，校中将组行政效率改进委员会，使余任委员，此本非治本之策，未必能有所作为。”（第144页）1939年初，联大行政管理已显露问题，行政效率尚待进一步优化。为此，当时还专门开行政机构调整委员会（第147页），但效果并不明显。1939年12月初，清华系的沈履请辞总务长，又给联大行政运转增添难题。而由谁继任，也成为北大、清华、南开三系主政者不得不斟酌再三的要事。联大常委会由三校校长分任，并无异议，但其他职务分配，各校均有各自考虑。1940年1月8日，汤用彤就对郑老说：“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第231页）
1940年1月17日，冯友兰诸人为劝郑老出任总务长，所留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第235页），实非虚言。1940年1月21日《日记》：“枚荪、勉仲、今甫皆劝余就总务长，以免引起校际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第237页）同年2月9日，蒋梦麟又督促郑老就任，“以免发生误会”（第243页）。虽然常委会是联大最高行政机构，但联大日常事务实系总务长，牵涉各方利益，干系重大。围绕总务长一职，三校各有诉求。郑老作为北大方机要人物，一向受蒋梦麟倚重，而其展露的工作能力、风骨品性又得清华、南开两派信任。另一方面，对郑老个人而言，南来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专事学问”（第234页），欲为“明清史专家”（第232页）的目标。若出任总务长，冗杂的行政事务无疑将极大消耗精力。但当时的局面，“止好牺牲个人”（第238页）。在1940年2月9日《日记》中，郑老写道：“为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能不作一牺牲”（第244页）。应该说，郑老就任总务长，既是临危受命，也是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回顾，郑老的总务长工作无疑相当成功，这固然是因郑老的行政才能，同时郑老的正派作风也尤为重要。例如1942年9月联大教职员工宿舍房贴减免。住宿费原有校方补贴，但物价、房价高涨，学校经费无力维持，且住宿者多挂名，不住校者无贴补，多有不妥，又值当时计划将这批宿舍改为一年级学生校舍。因此郑老主张减免房贴，改由住宿同人自理。当时即有人劝告郑老“总务处必大挨骂”（第604页），郑老则认为此举“出之大公，余亦住宿舍者也，其便利身受之，固不敢以此自私，以此损及学校而不顾”（第605页）。减免房贴虽事涉同人切身利益，但郑老表率在先，此事终“获大众之赞成”（第605页），顺利推行。又如，1945年1月“联大得燕京哈佛社补助凡十二人”，其中即有郑老，但郑老认为自己“既负行政责任，不愿先得”，坚决请辞，改列候补（第979页）。
在抗战艰难时期，维系三校团结，实为不易，三校付出的努力，也自不待言。郑老位处枢机，其《日记》从北大的叙述角度，展现了这一曲折过程。1942年7月12日《日记》所载蒋梦麟向郑老吐露心迹之语，可为注脚，“孟邻师谈联大之联合不易，必有一二方面退让容忍始能不破裂。于是进而说明其个人之态度，所以对联大事只管外不管内之原因，及教育部数度使之为校长不就之理由。并言在教育史上联合大学确属成功，而成功原因由于北大之容忍退让，世人皆已知之，胜利为期不远，联合之局面亦不能久，惟有继续容忍”（第579页）。先前已刊的梅贻琦、吴宓、朱自清诸人日记属清华系，郑老《日记》的出版，为联大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北大声音，弥足珍贵。由此，在培养学生阅读日记能力时，引导学生注意叙述者的立场，是相当重要的，也能从中解读出新的问题和现象。
三、引导学生树立多维的学术视野，从而发现史料不同层次的价值
史料犹如是一塊原始食材，不同的烹饪手法，能制作出不同的美食。培养学生阅读日记史料的能力，也应从多个角度帮助学生理解史料。除上文已经提及的学术史、西南联大史等角度外，还可从经济史角度解读该日记。郑老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入微，《日记》中经济史资料相当丰富，包括衣食住行的物价;联大教职员工的薪金与税额，国币与港币、安南币、美元的税率;昆明市场乱象与通货膨胀;国民政府限价措施及效果，等等。《日记》为战时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地方视角，而这种地方经验为修正当前的一些笼统认识，无疑具有珍贵价值。例如，从《日记》来看，1938年至1939年，昆明物价总体而言尚处正常范围，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也颇优渥，并非如通常所说的生活艰辛。情况恶化的拐点在1939年末及1940年初。其中米价的变化就较为突出。1939年11月2日《日记》：“闻今日米价已至五十三元一石，三月前仅二十二元五角耳。”（第206页）1940年1月7日《日记》：“近日米价五十四元一石。”（第231页）1940年2月25日《日记》：“近日市中米价已涨至每石百零五元矣。”（第247页）在此节点，联大教授的生活也相应转入窘境。1940年5月8日《日记》：“晚饭后谒孟邻师，不值。与蒋太太谈甚久，谈及物价日高，师家食指多，月入不敷。此诚今日一大问题，几于人人亏乏，长此以往，更不知如何得了。”（第269页）北大校长蒋梦麟一家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再如，一般认为1939年初法币新政策出台后，货币大量发行，致使通货膨胀。但1940年9月23日《日记》载有昆明货币紧缺的现象，“前日月涵所介绍之汽油，以校中支票未能全部兑付现钞作罢。此今日最大之困难，亦最大之危机。市面钞票不足，每张支票仅能付千元现钞，馀给本票分期兑付，以故市上竟有贴水行情，每千元须贴水二百九十元，实则以七折付款也。闻钞票不足之故，由于来源不足，且富滇新银行月须提千馀万元为军政之费也”（第315-316页）。上揭《日记》所载昆明经济恶化、货币紧缺问题，地域特征相当鲜明。这种地域性之于战时大后方经济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日记》中这类资可谓料比比皆是，可供学生充分挖掘和研究。 《日记》的可贵还在于记录了大量看似琐碎的日常，对以“眼光向下”为主要取向的社会文化史而言，这类资料显然非常宝贵，可涉及的研究有日常生活史、社会风俗史、阅读文化史、医疗史等。兹以医疗史为例，略做介绍。中、西医相遇及引起的医学近代化，是近年中国医疗史的热点议题，其中病人医疗体验与实践即为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但限于资料零散，这方面的探讨其实还相当有限。《日记》就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郑老及其亲友的医疗活动。例如，1939年6月19日，郑老往惠滇医院，看望割盲肠后昏迷不醒的汤用彤公子，认为这是“麻药余量，肝脏中毒”，并由此联想到“前年亡室周夫人以割治子宫，麻药逾时不复苏”（第159-160页）。1941年1月12日，郑老又回忆道：“初五日夫人入德国医院，初七日竟以割治麻醉不复苏。”（第365页）虽从《日记》很难确切辨析，汤公子与郑夫人的医疗事故是否因麻醉引起，但手术麻醉呈现的观感，无疑给郑老带有巨大心理冲击，并促使其展开关于西医的想象与担忧。郑老记道，“此医学之未精欤，技艺之未练欤，抑治事之未敬欤”（第159页），甚至在一次咳嗽时，不敢服用西药，“恐麻醉成分太多也”（第948页）。另外，1942年12月中下旬，郑老因斑疹伤寒，卧病半月有余。在未诊断病症前，郑老曾依头疼脑热等表征，以自己的医学知识作初步判断，“心疑破伤风，又恐伤寒”（第637页）。西医的“破伤风”与中医“伤寒”是不同医学知识体系内的两个概念，这牵涉西医的知识概念如何被接引的问题。而在发病初期，鄭老最先服用西药阿司匹林，但两三日未见好转后，担心其他病症发作，复加中医汤药服食。期间，联大同人纷纷探望，有人还出谋划策，提供己见。毛子水就曾劝告郑老，“中医不可信”（第637页），胡蒙子则让郑老饮“番咒”等偏方（第640页）。这一过程展现的联大知识群体对中西医的理解就颇值得玩味。诚然，仅据一部郑老《日记》，可能并不足以支撑某个社会文化史议题的深描细写，但这类全景式展现日常生活的文本，正是相关研究者汲汲渴求的资料。
还需强调的是，上揭数例仅是《日记》学术价值的一鳞片爪。我们能从《日记》撷取关于学术史、教育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抗战史、知识分子史等方面的大量宝贵资料。因此，若能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的能力，即使一个班级学生采用相同的一本日记，也能做出不同的研究成果。
上文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例，论述了从不同角度训练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日记史料阅读能力。对于高校本科生，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学生，若教师只是高屋建瓴地讲授解读史料的方法，学生多数都很难形成具体的认知，更遑论内化为自己的专业能力。若将方法融于具体的史料解读过程中，学生则更容易接受，这对于提高学生史料阅读这一核心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M].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
（责任编辑：王义祥）
[关键词] 历史专业;日记史料;史料阅读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21） 05-0110-03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若无史料，则历史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若无阅读史料的能力，则面对史料就无从下手，也无法展开相关的学习和研究。阅读史料的能力，对于高校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是其本科时期必须掌握的一项核心素养，也是各高校历史学专业制定培养方案时重点考虑的要素。训练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一方面需要加强学生的理论素养的储备，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实际的史料解读例子，为学生作具体的示范。本文以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文简称《日记》）为例，谈一谈如何引导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日记史料中解读出新意，为培养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阅读日记史料的能力，提供一个史料解读的教学案例。
一、引导学生了解日记及作者信息，从而认识史料的价值
学生在阅读日记前，应先引导他们了解日记出版状况，以及作者的生平梗概。郑天挺先生（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后兼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为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郑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領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主持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工作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文史人才，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是郑先生留存日记中最为齐全与珍贵的一部分。《日记》始于1938年1月1日，到1946年7月14日止，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2年7月5日、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大共始终，是这一时期郑先生对时局、校务、教育、学术、民生等社会百态的切实记录，其珍稀性不言而喻。《日记》自2018年1月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以来，已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热烈欢迎。
同时，应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史料情况，或者说，将之放于相关史料的脉络中，从而窥知其史料价值。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一名称已可了然，其最大价值无疑在于联大历史的研究。点校者俞国林赞誉《日记》“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联大一直是近代中国教育史、大学史、学术史的热点，相关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也较为可观。颇具代表性的资料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省档案馆所藏联大与地方政府的通讯文件等档案;梅贻琦、吴宓、朱自清等人日记;何兆武《上学记》、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性著述;《西南联大启示录》等口述汇编;《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刊载的相关报道，等等。其中只有《梅贻琦日记》是西南联大主政者视角的一手资料，但现存梅氏日记仅20万字，体量不大，关于联大诸多要事也语焉不详。郑老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1940年后又兼任联大总务长。当时作为北大校长及联大常委的蒋梦麟经常不在校，郑老既是蒋氏的代表，实际也是北大在云南的主事人。郑老身处枢要，事必躬亲，其翔实的《日记》呈现出联大内部复杂运转情形，不仅记录了薪俸、食粮、校舍、购书、经费、救济等联大日常行政管理，也有机要会议、人事任免、三校合作、迁校与复员、重庆国民政府管控等一系列关涉联大存续、发展的大事。
西南联大的学术社群，可谓一时无两，郑老身居其间，其《日记》自然牵涉甚广。《日记》出版不久，已有多篇文章钩沉发微，披露《日记》的学术史价值。大致而言，《日记》之于近代学术史的意义有二：一是重新认识发生在联大社群内部的学人掌故、同人交游、学术因缘等;二是重新发现、评估郑老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关于前者，《日记》甫一出版，旋即引起学界聚焦，已无须赘言，笔者就尚未引起重视的后者稍做简述。自1930年代始，郑老基本一直居于学术界主流位置，但郑老在近代学术系谱中的学术建树、学术地位，目前仍被严重低估，直接因素就是史料不足。当前有关郑老的学术印象，一般都源于郑老的论文集和讲义，认为郑老治学范围限于隋唐五代史、元史、明清史。但从《日记》来看，这仅是郑老所蓄学养的一部分。例如，郑老还在联大历史系开设目录学，并已着手编写《目录学述要》，“分上下二部，上通说，下述例，通说分总论、书目、刻书、聚书、版本、校雠六章，述例以《史记》为证，集诸家书录考订版本、校雠之说”（第933页）。郑老经常流连于书籍市场，购买古籍也毫不吝啬，这部《目录学述要》恐怕并不仅是普通教学讲义，更多应还是郑老长期经眼古籍后的经验总结。再如，在1940年前后，郑老作有《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诸篇历史地理的论文。文章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不仅陈寅恪等师友高度赞赏，郑老自己也颇为满意，特选诸文“送学术审议会”（第650页）。值得一提的是，在1932年至1935年间，郑老就曾编著《古地理学讲义》。而在现存的郑老学术卡片中，历史地理的分量亦很客观，达三十余万字。反观目前历史地理的学术史，郑老几乎不被提及。相信随着《日记》等相关资料的陆续公布，这段学术史定会得到补充与修正。可以说，《日记》的出版，为全面、深入研究与评价郑老的学术，提供了重要助力。因此，学生若能了解日记及作者的相关信息，对于充分认识该史料的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引导学生注意叙述者的立场，从而发现新问题与新现象 历史文本的书写会带有叙述者或重或浅的痕迹，在阅读日记史料时，应重点提醒学生注意叙述者的立场。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例，郑天挺是北大方的代表，其日记从北大方的角度展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而这种角度在以往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是缺少的。具体而言，联大的成功离不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三校合作办学共组联大，形成以“常委会”和“三处长”为核心的行政系统，但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管理体制。在这种制度下，联大行政体系客观上会存在一些弊端。1939年2月14日《日记》：“下午三时校中开常务委员会。余代表孟邻师出席，无重要议案，大都有关事务方面之事。诸人与总务处责难甚多，此实组织问题，非必主之者无才也。”1939年4月8日《日记》：“孟邻师相告，校中将组行政效率改进委员会，使余任委员，此本非治本之策，未必能有所作为。”（第144页）1939年初，联大行政管理已显露问题，行政效率尚待进一步优化。为此，当时还专门开行政机构调整委员会（第147页），但效果并不明显。1939年12月初，清华系的沈履请辞总务长，又给联大行政运转增添难题。而由谁继任，也成为北大、清华、南开三系主政者不得不斟酌再三的要事。联大常委会由三校校长分任，并无异议，但其他职务分配，各校均有各自考虑。1940年1月8日，汤用彤就对郑老说：“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第231页）
1940年1月17日，冯友兰诸人为劝郑老出任总务长，所留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第235页），实非虚言。1940年1月21日《日记》：“枚荪、勉仲、今甫皆劝余就总务长，以免引起校际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第237页）同年2月9日，蒋梦麟又督促郑老就任，“以免发生误会”（第243页）。虽然常委会是联大最高行政机构，但联大日常事务实系总务长，牵涉各方利益，干系重大。围绕总务长一职，三校各有诉求。郑老作为北大方机要人物，一向受蒋梦麟倚重，而其展露的工作能力、风骨品性又得清华、南开两派信任。另一方面，对郑老个人而言，南来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专事学问”（第234页），欲为“明清史专家”（第232页）的目标。若出任总务长，冗杂的行政事务无疑将极大消耗精力。但当时的局面，“止好牺牲个人”（第238页）。在1940年2月9日《日记》中，郑老写道：“为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能不作一牺牲”（第244页）。应该说，郑老就任总务长，既是临危受命，也是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回顾，郑老的总务长工作无疑相当成功，这固然是因郑老的行政才能，同时郑老的正派作风也尤为重要。例如1942年9月联大教职员工宿舍房贴减免。住宿费原有校方补贴，但物价、房价高涨，学校经费无力维持，且住宿者多挂名，不住校者无贴补，多有不妥，又值当时计划将这批宿舍改为一年级学生校舍。因此郑老主张减免房贴，改由住宿同人自理。当时即有人劝告郑老“总务处必大挨骂”（第604页），郑老则认为此举“出之大公，余亦住宿舍者也，其便利身受之，固不敢以此自私，以此损及学校而不顾”（第605页）。减免房贴虽事涉同人切身利益，但郑老表率在先，此事终“获大众之赞成”（第605页），顺利推行。又如，1945年1月“联大得燕京哈佛社补助凡十二人”，其中即有郑老，但郑老认为自己“既负行政责任，不愿先得”，坚决请辞，改列候补（第979页）。
在抗战艰难时期，维系三校团结，实为不易，三校付出的努力，也自不待言。郑老位处枢机，其《日记》从北大的叙述角度，展现了这一曲折过程。1942年7月12日《日记》所载蒋梦麟向郑老吐露心迹之语，可为注脚，“孟邻师谈联大之联合不易，必有一二方面退让容忍始能不破裂。于是进而说明其个人之态度，所以对联大事只管外不管内之原因，及教育部数度使之为校长不就之理由。并言在教育史上联合大学确属成功，而成功原因由于北大之容忍退让，世人皆已知之，胜利为期不远，联合之局面亦不能久，惟有继续容忍”（第579页）。先前已刊的梅贻琦、吴宓、朱自清诸人日记属清华系，郑老《日记》的出版，为联大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北大声音，弥足珍贵。由此，在培养学生阅读日记能力时，引导学生注意叙述者的立场，是相当重要的，也能从中解读出新的问题和现象。
三、引导学生树立多维的学术视野，从而发现史料不同层次的价值
史料犹如是一塊原始食材，不同的烹饪手法，能制作出不同的美食。培养学生阅读日记史料的能力，也应从多个角度帮助学生理解史料。除上文已经提及的学术史、西南联大史等角度外，还可从经济史角度解读该日记。郑老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入微，《日记》中经济史资料相当丰富，包括衣食住行的物价;联大教职员工的薪金与税额，国币与港币、安南币、美元的税率;昆明市场乱象与通货膨胀;国民政府限价措施及效果，等等。《日记》为战时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地方视角，而这种地方经验为修正当前的一些笼统认识，无疑具有珍贵价值。例如，从《日记》来看，1938年至1939年，昆明物价总体而言尚处正常范围，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也颇优渥，并非如通常所说的生活艰辛。情况恶化的拐点在1939年末及1940年初。其中米价的变化就较为突出。1939年11月2日《日记》：“闻今日米价已至五十三元一石，三月前仅二十二元五角耳。”（第206页）1940年1月7日《日记》：“近日米价五十四元一石。”（第231页）1940年2月25日《日记》：“近日市中米价已涨至每石百零五元矣。”（第247页）在此节点，联大教授的生活也相应转入窘境。1940年5月8日《日记》：“晚饭后谒孟邻师，不值。与蒋太太谈甚久，谈及物价日高，师家食指多，月入不敷。此诚今日一大问题，几于人人亏乏，长此以往，更不知如何得了。”（第269页）北大校长蒋梦麟一家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再如，一般认为1939年初法币新政策出台后，货币大量发行，致使通货膨胀。但1940年9月23日《日记》载有昆明货币紧缺的现象，“前日月涵所介绍之汽油，以校中支票未能全部兑付现钞作罢。此今日最大之困难，亦最大之危机。市面钞票不足，每张支票仅能付千元现钞，馀给本票分期兑付，以故市上竟有贴水行情，每千元须贴水二百九十元，实则以七折付款也。闻钞票不足之故，由于来源不足，且富滇新银行月须提千馀万元为军政之费也”（第315-316页）。上揭《日记》所载昆明经济恶化、货币紧缺问题，地域特征相当鲜明。这种地域性之于战时大后方经济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日记》中这类资可谓料比比皆是，可供学生充分挖掘和研究。 《日记》的可贵还在于记录了大量看似琐碎的日常，对以“眼光向下”为主要取向的社会文化史而言，这类资料显然非常宝贵，可涉及的研究有日常生活史、社会风俗史、阅读文化史、医疗史等。兹以医疗史为例，略做介绍。中、西医相遇及引起的医学近代化，是近年中国医疗史的热点议题，其中病人医疗体验与实践即为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但限于资料零散，这方面的探讨其实还相当有限。《日记》就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郑老及其亲友的医疗活动。例如，1939年6月19日，郑老往惠滇医院，看望割盲肠后昏迷不醒的汤用彤公子，认为这是“麻药余量，肝脏中毒”，并由此联想到“前年亡室周夫人以割治子宫，麻药逾时不复苏”（第159-160页）。1941年1月12日，郑老又回忆道：“初五日夫人入德国医院，初七日竟以割治麻醉不复苏。”（第365页）虽从《日记》很难确切辨析，汤公子与郑夫人的医疗事故是否因麻醉引起，但手术麻醉呈现的观感，无疑给郑老带有巨大心理冲击，并促使其展开关于西医的想象与担忧。郑老记道，“此医学之未精欤，技艺之未练欤，抑治事之未敬欤”（第159页），甚至在一次咳嗽时，不敢服用西药，“恐麻醉成分太多也”（第948页）。另外，1942年12月中下旬，郑老因斑疹伤寒，卧病半月有余。在未诊断病症前，郑老曾依头疼脑热等表征，以自己的医学知识作初步判断，“心疑破伤风，又恐伤寒”（第637页）。西医的“破伤风”与中医“伤寒”是不同医学知识体系内的两个概念，这牵涉西医的知识概念如何被接引的问题。而在发病初期，鄭老最先服用西药阿司匹林，但两三日未见好转后，担心其他病症发作，复加中医汤药服食。期间，联大同人纷纷探望，有人还出谋划策，提供己见。毛子水就曾劝告郑老，“中医不可信”（第637页），胡蒙子则让郑老饮“番咒”等偏方（第640页）。这一过程展现的联大知识群体对中西医的理解就颇值得玩味。诚然，仅据一部郑老《日记》，可能并不足以支撑某个社会文化史议题的深描细写，但这类全景式展现日常生活的文本，正是相关研究者汲汲渴求的资料。
还需强调的是，上揭数例仅是《日记》学术价值的一鳞片爪。我们能从《日记》撷取关于学术史、教育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抗战史、知识分子史等方面的大量宝贵资料。因此，若能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的能力，即使一个班级学生采用相同的一本日记，也能做出不同的研究成果。
上文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例，论述了从不同角度训练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日记史料阅读能力。对于高校本科生，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学生，若教师只是高屋建瓴地讲授解读史料的方法，学生多数都很难形成具体的认知，更遑论内化为自己的专业能力。若将方法融于具体的史料解读过程中，学生则更容易接受，这对于提高学生史料阅读这一核心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M].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
（责任编辑：王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