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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人若在以色列，很快便会发现，被当地人问及最多的问题，要么是“你觉得以色列怎么样”，要么是更为直白的“你喜欢以色列吗”——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民族像以色列人这样，如此在意外界对自己的看法。
以幅员和人口计，以色列是标准的“小国”，然而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却有着超乎寻常的被关注度。国际社会关注以色列，主要是由于中东地区的长期战乱以及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认为这关乎和平，关乎正义。而在很多以色列人看来，外界的过多关注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反犹主义”使然。
【以色列是中东战乱不断的根源？】
自1948年建国起，以色列人就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以色列所参与的大规模中东战争已发生过五次，小规模武装冲突不计其数。最新的冲突是发生于2012年11月针对加沙地带的“防务支柱”军事行动以及2013年5月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行动。对于“战争”这个字眼，以色列人从不感到陌生，战争也的确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就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或者是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
对以色列人来说，战争更多是无奈之举，是维护国家生存和安全的必要手段。此前多次中东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是阿拉伯世界领导人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武力将其消灭。1979年，埃及领导人萨达特率先采取务实举措，承认以色列并与其签署和平协议。1988年，被认为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199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逐渐得到承认，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也随之改善。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再也不曾发生过有以色列参加的大规模中东战争。不仅如此，以色列与埃及、约旦之间的和平关系，甚至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稳定的基石。
然而，仍旧有不愿承认以色列合法性的顽强势力存在，这也是以色列人无法完全摆脱战争的重要原因。2006年夏，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了持续月余的冲突（以色列人称之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笔者注）。2009年初和2012年11月，以军又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武装两次发生大规模冲突。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均否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宣扬要消灭以色列。探究这三次冲突的具体原因，虽不排除以方领导人有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主要缘由仍系真主党和“哈马斯”主动对以发动袭击。以色列通过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具有正当性，甚至对实现地区稳定也是有益的。2006年至今，以、黎之间一直保持平静，黎真主党再没有与以军发生过公开冲突。两次加沙军事行动也极大震慑了“哈马斯”等武装，使得小烈度冲突的次数明显减少。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等大片土地。但攻城略地绝非以色列的终极目标，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后，以色列便撤出了西奈半岛。2005年，以色列又在加沙地带实施了单边撤离行动。虽然仍控制着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但以色列国内历年来所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均显示，如果能够与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人达成全面而持久的和平协议，多数以色列民众将支持放弃这些土地。
自2010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地区陷入新一轮的动荡和冲突。在这场被不少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剧变中，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还发生了血腥战争。以色列与这场冲突没有关系，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冲突。在变革的风暴中，巴以地区甚至成了最平静的港湾。这也表明，所谓的“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是不符合事实的假命题。
【巴以和平停滞谁之责？】
“巴以冲突”是老大难问题，也被认为是中东和平的核心问题。巴以和平长期停滞，巴勒斯坦人迟迟不能建国，以色列固然有责任，但巴勒斯坦领导层、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亦有责任。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以色列，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和平的实现。
1988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得巴、以实现和平有了基础。1993年，双方达成奥斯陆协议，成为和平进程的里程碑事件。在随后几年内，虽然发生了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之一——以总理拉宾遇刺身亡的悲剧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曲折，但协议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然而，自2000年9月始，巴勒斯坦人发动持续数年的“第二次大起义”（也被称为“阿克萨大起义”），导致奥斯陆和平进程完全中断，直到今天。
以色列右翼领导人沙龙访问耶路撒冷老城内的圣殿山（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一贯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的导火索，从而也就很容易得出以色列应为此负主要责任的结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主动发起了“第二次大起义”，从而导致随后持续数年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于2012年12月在迪拜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就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我在巴黎与他（阿拉法特）见面”，苏哈回忆，“他对我说，‘你应该待在巴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发动一场起义。他们想让我背叛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他们让我放弃我们的原则，我不会那么做’。”
阿拉法特所提到的“他们”，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2000年7月，在克林顿的推动下，阿拉法特与巴拉克在美国会面，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举行谈判。为期两周的谈判以失败告终，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而巴拉克和克林顿均认为应归咎于阿拉法特。究竟谁应为这次谈判失败负主要责任，恐怕是永远值得争论的问题，但之后阿拉法特重试“武装斗争”手段，企图向以色列施压却是事实。以色列甚至向美国出示了阿拉法特支持对以目标发动自杀式袭击的证据。以色列证据的真实性自然值得怀疑，但自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很快结束，这是否可证明阿拉法特确实应对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甚至恐怖袭击负主要责任？ 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大起义”不仅未给巴勒斯坦人的整体利益带来任何好处——无论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反而导致普通巴勒斯坦民众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所建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越来越大，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也愈加渺茫。从推动民族自决的角度看，阿拉法特确实是巴勒斯坦人的伟大领袖，他的最大功绩，是塑造和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然而，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不容质疑的伟人，阿拉法特亦如此。在促进巴以和平方面，阿拉法特的作用存在诸多争议，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认为，他晚年发动“第二次大起义”，导致巴以和平进程的大倒退。
【加沙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013年6月16日，联合国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一连发布9条有关加沙地带的微博，描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持续六年的“严密封锁”状况，称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异常严峻”。这些微博可以作为某些组织、媒体对以色列、巴以冲突的解读存在偏差，以至于习惯性夸大以色列责任的典型案例。
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所谓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严密封锁”。自2010年以来，以色列已大幅放松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除了枪支弹药武器外，几乎所有的物资都被允许运进加沙地带。目前，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边境口岸，每个工作日都有数百辆卡车将上千吨货物运进加沙，其中包括以色列曾严格禁运的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以指责“哈马斯”等加沙地带武装将这些材料用于军事设施）。在加沙地带，即使在难民营的市场上，粮食、蔬菜、瓜果以及生活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完全感受不到“异常严峻”的人道主义形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的副主任马蒂尔德·德·里德马坦2011年4月也曾表示，加沙地带不存在“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微博中提到以色列“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同样与事实不符。近年来，以色列一直持续而稳定地向加沙地带供电，每天供电量为125兆瓦，占加沙地带总体供电量的62%。即便在2012年11月与加沙地带武装发生大规模冲突期间，以方也继续供电。加沙地带的确存在较严重的电力短缺状况，联合国微博中提到的大量年轻人失业的状况也确实存在，然而，作为加沙地带的统治者和治理者，“哈马斯”应负主要责任，而不应全归咎于以色列。
为什么总是习惯性地批评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自然有值得批评之处，譬如在很多情况下过度使用武力、故意羞辱巴勒斯坦人等，但批评应该基于客观公正的事实，而不是出于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正确”，从而罔顾真相。遗憾的是，有太多人仅凭一张手持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对抗全副武装的以军士兵的图片，就轻易站上了支持“民族自决”、支持弱者的道德高地，于是，以色列成了不分青红皂白被批评的对象——中国媒体亦不例外。由于长期以来要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立场相符，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巴方一侧。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调整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同时“理解以色列的安全需求”，但很多媒体的报道依然如故。
【以色列是“美国的棋子”？】
以色列往往被称为美国的“一枚棋子”，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看门狗”，是美国维护中东霸权的工具。其实，这些流行的说法并非严肃的命题，而是非客观的宣泄之辞。
以色列和美国是盟友关系，而且是中东地区关系最亲密的盟友。以、美结盟的基础有三：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相似的宗教情感，相同的社会理念、制度以及两国犹太社群的紧密联系。与另外一种冷冰冰的仅以利益考量为纽带的国家间同盟关系相比，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要深厚得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同盟关系，并不具有对外侵略性。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存在（霸权与霸权主义不同，霸权或霸权地位应是中性词——笔者注），依靠的是超强国力以及颇具吸引力的文化，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就军事援助而言，美国每年至少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向埃及、伊拉克、约旦等国分别提供12亿美元、10亿美元和3亿美元的援助。在维护中东霸权方面，美国依靠的主要是自身力量以及其他盟友的协助，诸如欧洲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而非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遭到来自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美国反而要求以色列不要对伊拉克实施反击。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以色列协助美国维护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案例。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并不总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导致这对盟友之间龃龉不断。1981年，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空袭并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导致美方极大不满，宣布暂停向以出口战机以示惩罚。近几年，围绕伊朗的核问题，以、美之间又有诸多冲突。以色列针对美国的情报活动也非常活跃，被美国判处终身监禁的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拉德，屡次在以、美关系中引发波澜。
在以、美同盟关系中，以色列的首要考量也是最重要的考量，是借助美国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只要在中东地区的生存权获得承认，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其实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以色列无意成为美国的棋子，更不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谓“看门狗”，它只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诸多盟友中的一个，就像土耳其、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等一样，只不过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
总而言之，以色列绝非很多人印象中的“坏国家”，只是一个不得不经常进行战争的正常国家。其他国家在面对涉及生存和安全的问题时，也会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而且，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很多国家并不见得比以色列做得更好。
在巴以和平问题上，“两国方案”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巴勒斯坦国能否最终建立，巴以问题将以何种结局收场，其实都充满未知。必须指出，作为力量较强的一方，以色列有能力承受更多的让步和妥协。面对当前的巴以僵局，以色列人应拿出更大的勇气，并以一种更有远见的眼光努力终结冲突，以实现两个民族和平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梦想。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幅员和人口计，以色列是标准的“小国”，然而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却有着超乎寻常的被关注度。国际社会关注以色列，主要是由于中东地区的长期战乱以及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认为这关乎和平，关乎正义。而在很多以色列人看来，外界的过多关注塑造了以色列的负面形象，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反犹主义”使然。
【以色列是中东战乱不断的根源？】
自1948年建国起，以色列人就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以色列所参与的大规模中东战争已发生过五次，小规模武装冲突不计其数。最新的冲突是发生于2012年11月针对加沙地带的“防务支柱”军事行动以及2013年5月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行动。对于“战争”这个字眼，以色列人从不感到陌生，战争也的确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就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或者是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
对以色列人来说，战争更多是无奈之举，是维护国家生存和安全的必要手段。此前多次中东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是阿拉伯世界领导人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武力将其消灭。1979年，埃及领导人萨达特率先采取务实举措，承认以色列并与其签署和平协议。1988年，被认为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199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逐渐得到承认，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也随之改善。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再也不曾发生过有以色列参加的大规模中东战争。不仅如此，以色列与埃及、约旦之间的和平关系，甚至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稳定的基石。
然而，仍旧有不愿承认以色列合法性的顽强势力存在，这也是以色列人无法完全摆脱战争的重要原因。2006年夏，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了持续月余的冲突（以色列人称之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笔者注）。2009年初和2012年11月，以军又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武装两次发生大规模冲突。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均否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宣扬要消灭以色列。探究这三次冲突的具体原因，虽不排除以方领导人有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主要缘由仍系真主党和“哈马斯”主动对以发动袭击。以色列通过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具有正当性，甚至对实现地区稳定也是有益的。2006年至今，以、黎之间一直保持平静，黎真主党再没有与以军发生过公开冲突。两次加沙军事行动也极大震慑了“哈马斯”等武装，使得小烈度冲突的次数明显减少。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等大片土地。但攻城略地绝非以色列的终极目标，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后，以色列便撤出了西奈半岛。2005年，以色列又在加沙地带实施了单边撤离行动。虽然仍控制着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但以色列国内历年来所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均显示，如果能够与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人达成全面而持久的和平协议，多数以色列民众将支持放弃这些土地。
自2010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地区陷入新一轮的动荡和冲突。在这场被不少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剧变中，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还发生了血腥战争。以色列与这场冲突没有关系，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冲突。在变革的风暴中，巴以地区甚至成了最平静的港湾。这也表明，所谓的“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是不符合事实的假命题。
【巴以和平停滞谁之责？】
“巴以冲突”是老大难问题，也被认为是中东和平的核心问题。巴以和平长期停滞，巴勒斯坦人迟迟不能建国，以色列固然有责任，但巴勒斯坦领导层、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亦有责任。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以色列，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和平的实现。
1988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得巴、以实现和平有了基础。1993年，双方达成奥斯陆协议，成为和平进程的里程碑事件。在随后几年内，虽然发生了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之一——以总理拉宾遇刺身亡的悲剧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曲折，但协议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然而，自2000年9月始，巴勒斯坦人发动持续数年的“第二次大起义”（也被称为“阿克萨大起义”），导致奥斯陆和平进程完全中断，直到今天。
以色列右翼领导人沙龙访问耶路撒冷老城内的圣殿山（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一贯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的导火索，从而也就很容易得出以色列应为此负主要责任的结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是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主动发起了“第二次大起义”，从而导致随后持续数年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于2012年12月在迪拜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就在戴维营谈判失败后，我在巴黎与他（阿拉法特）见面”，苏哈回忆，“他对我说，‘你应该待在巴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发动一场起义。他们想让我背叛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他们让我放弃我们的原则，我不会那么做’。”
阿拉法特所提到的“他们”，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2000年7月，在克林顿的推动下，阿拉法特与巴拉克在美国会面，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举行谈判。为期两周的谈判以失败告终，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而巴拉克和克林顿均认为应归咎于阿拉法特。究竟谁应为这次谈判失败负主要责任，恐怕是永远值得争论的问题，但之后阿拉法特重试“武装斗争”手段，企图向以色列施压却是事实。以色列甚至向美国出示了阿拉法特支持对以目标发动自杀式袭击的证据。以色列证据的真实性自然值得怀疑，但自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很快结束，这是否可证明阿拉法特确实应对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甚至恐怖袭击负主要责任？ 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大起义”不仅未给巴勒斯坦人的整体利益带来任何好处——无论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反而导致普通巴勒斯坦民众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所建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越来越大，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也愈加渺茫。从推动民族自决的角度看，阿拉法特确实是巴勒斯坦人的伟大领袖，他的最大功绩，是塑造和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然而，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不容质疑的伟人，阿拉法特亦如此。在促进巴以和平方面，阿拉法特的作用存在诸多争议，相当多的国际舆论认为，他晚年发动“第二次大起义”，导致巴以和平进程的大倒退。
【加沙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013年6月16日，联合国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一连发布9条有关加沙地带的微博，描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持续六年的“严密封锁”状况，称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异常严峻”。这些微博可以作为某些组织、媒体对以色列、巴以冲突的解读存在偏差，以至于习惯性夸大以色列责任的典型案例。
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所谓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严密封锁”。自2010年以来，以色列已大幅放松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除了枪支弹药武器外，几乎所有的物资都被允许运进加沙地带。目前，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边境口岸，每个工作日都有数百辆卡车将上千吨货物运进加沙，其中包括以色列曾严格禁运的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以指责“哈马斯”等加沙地带武装将这些材料用于军事设施）。在加沙地带，即使在难民营的市场上，粮食、蔬菜、瓜果以及生活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完全感受不到“异常严峻”的人道主义形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的副主任马蒂尔德·德·里德马坦2011年4月也曾表示，加沙地带不存在“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微博中提到以色列“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同样与事实不符。近年来，以色列一直持续而稳定地向加沙地带供电，每天供电量为125兆瓦，占加沙地带总体供电量的62%。即便在2012年11月与加沙地带武装发生大规模冲突期间，以方也继续供电。加沙地带的确存在较严重的电力短缺状况，联合国微博中提到的大量年轻人失业的状况也确实存在，然而，作为加沙地带的统治者和治理者，“哈马斯”应负主要责任，而不应全归咎于以色列。
为什么总是习惯性地批评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自然有值得批评之处，譬如在很多情况下过度使用武力、故意羞辱巴勒斯坦人等，但批评应该基于客观公正的事实，而不是出于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正确”，从而罔顾真相。遗憾的是，有太多人仅凭一张手持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对抗全副武装的以军士兵的图片，就轻易站上了支持“民族自决”、支持弱者的道德高地，于是，以色列成了不分青红皂白被批评的对象——中国媒体亦不例外。由于长期以来要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立场相符，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巴方一侧。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调整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同时“理解以色列的安全需求”，但很多媒体的报道依然如故。
【以色列是“美国的棋子”？】
以色列往往被称为美国的“一枚棋子”，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看门狗”，是美国维护中东霸权的工具。其实，这些流行的说法并非严肃的命题，而是非客观的宣泄之辞。
以色列和美国是盟友关系，而且是中东地区关系最亲密的盟友。以、美结盟的基础有三：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相似的宗教情感，相同的社会理念、制度以及两国犹太社群的紧密联系。与另外一种冷冰冰的仅以利益考量为纽带的国家间同盟关系相比，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要深厚得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同盟关系，并不具有对外侵略性。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存在（霸权与霸权主义不同，霸权或霸权地位应是中性词——笔者注），依靠的是超强国力以及颇具吸引力的文化，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就军事援助而言，美国每年至少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向埃及、伊拉克、约旦等国分别提供12亿美元、10亿美元和3亿美元的援助。在维护中东霸权方面，美国依靠的主要是自身力量以及其他盟友的协助，诸如欧洲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而非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遭到来自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美国反而要求以色列不要对伊拉克实施反击。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以色列协助美国维护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案例。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并不总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导致这对盟友之间龃龉不断。1981年，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空袭并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导致美方极大不满，宣布暂停向以出口战机以示惩罚。近几年，围绕伊朗的核问题，以、美之间又有诸多冲突。以色列针对美国的情报活动也非常活跃，被美国判处终身监禁的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拉德，屡次在以、美关系中引发波澜。
在以、美同盟关系中，以色列的首要考量也是最重要的考量，是借助美国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只要在中东地区的生存权获得承认，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其实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以色列无意成为美国的棋子，更不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谓“看门狗”，它只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诸多盟友中的一个，就像土耳其、埃及、约旦、沙特、阿联酋等一样，只不过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
总而言之，以色列绝非很多人印象中的“坏国家”，只是一个不得不经常进行战争的正常国家。其他国家在面对涉及生存和安全的问题时，也会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而且，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很多国家并不见得比以色列做得更好。
在巴以和平问题上，“两国方案”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巴勒斯坦国能否最终建立，巴以问题将以何种结局收场，其实都充满未知。必须指出，作为力量较强的一方，以色列有能力承受更多的让步和妥协。面对当前的巴以僵局，以色列人应拿出更大的勇气，并以一种更有远见的眼光努力终结冲突，以实现两个民族和平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梦想。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