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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明确征收与拆迁的语义入手展开讨论，然后总结征收问题中应该予以澄清两个基本的问题。从上述理论出发，进而对体现在当前社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征收 拆迁 利益冲突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征收与拆迁的语意
（一） 关于“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可见，“征收”一词是以宪法和人大立法明确规定为依据的，且专门针对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事项，是一种改变物权归属的公权力行为。
（二） 关于“拆迁”。
《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确认：对私人财产只能“征收或征用”。然而，现有法律层级较高的法律档有5件行政法规、9件司法解释仍是以“拆迁”为基础建立。在这些法律档中，“拆迁”一词无一例外地与“房屋”联系在一起，而并未对房屋建在集体土地上还是国有土地上加以区分。其中，将“拆迁”一词赋予强大公权力色彩的法律档莫过于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
且“拆迁”一词，直白地讲述了当集体土地被国有化以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被国有化之后的命运，但“拆迁”却并不是一个法律词汇，它不能准确地彰显法律意义。
（三） 现状。
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施行。我认为《征收与补偿条例》可以看做是对“拆迁”一词的正式放弃。《征收与补偿条例》在标题中使用的正是“征收”一词，而非2001年《拆迁条例》当中的“拆迁”。我认为非常合理，因为“拆迁”本质上源于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产权的征收，其法律效力亦附属于征收而存在。具体而言，拆迁的主体、程序、补偿、产权变更等诸多重要问题均由征收制度决定。
二、我国现行征收制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
（一）征收的性质及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的征收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征收。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力，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无偿地征集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的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无偿性，法定性。征收行为或房屋的拆迁行为构成行政征收法律关系。
正因为征收的行政行为属性，我认为至少应遵循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即：依法行政原则、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便民高效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即：征收应该遵循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充分考虑具体情况之后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为原则进行。
（二） 征收强烈的利益对抗性。
对于适应了定居生活的人类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比能够维持自己稳定的生活数据即财产更为重要了。而征收制度要剥夺的恰恰正是这项权利，因而就表现为公权力与个人之间强烈的利益冲突。而当前个人力量弱小到无法抵抗公权力，于是，为了捍卫在个人眼中几乎是生存基础的土地和房屋，才出现了个人以血肉之躯愤然抵抗的事件。因而合理地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应该永远是征收制度不衰的主题。
三、结合《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当中双方利益的冲突解决的分析
（一） 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应尽可能的明确。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采用列举式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共七项，但其中第五项“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危旧房改造的需要”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且不论旧危房改造中难免会有开发商的涉足，单就“旧危房改造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属于公共利益”就是一个颇难论证的问题。
公共利益不仅需要列举式的罗列，它还需要一种有明确标准的描述性定义，以便于当新的社会现实出现或者疑难案例出现时有一个可供界定的标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针对我国的现实，首要的是将商业利益排除在外。
（二） 补偿标准——从替换和补偿金说起。
就目前情况而言，对房屋的征收主要有两种补偿方式：货币补偿和房屋置换。
对于房屋置换而言，主要是解决房屋在置换前后的面积、便利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房屋置换导致的住房条件下降予以相应的补偿即可，另外是过渡期间费用的偿付问题。而对于货币补偿的标准，向来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征收与补偿条例》对货币补偿的标准是“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然而众多的专家却仍然担心这样的标准不足够防止类似钉子户事件的发生。因为，拿到货币补偿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被拆迁的居民还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如果因为住户住房破旧而导致评估数额过低，就仍然无法使失去住房的居民在现在的条件下获得一套住房，而生活质量不受太大的影响。因而，当前房屋的估价是否应该成为货币赔偿的决定性标准值得商榷。
（三） 强制拆迁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其措施。
强制拆迁首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强制拆迁的手段有可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因为任何行政行为必然会以其背后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做后盾，在必要的时候以其强制力保证行政行为的实施。然而在强制力显现的时候，如何同时体现对行政相对人的人权的保障和尊重。
《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先补偿后强拆的规定是个很大的进步。同时其二十七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委托的单位不得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方式实施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搬迁。”仍然是比较具体的规定，一个抽象的原则仍未建立。□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王福泉：《论城市房屋拆迁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立法缺陷》，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9期.
[2]罗纳德？德沃金、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关键词 征收 拆迁 利益冲突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征收与拆迁的语意
（一） 关于“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可见，“征收”一词是以宪法和人大立法明确规定为依据的，且专门针对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事项，是一种改变物权归属的公权力行为。
（二） 关于“拆迁”。
《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确认：对私人财产只能“征收或征用”。然而，现有法律层级较高的法律档有5件行政法规、9件司法解释仍是以“拆迁”为基础建立。在这些法律档中，“拆迁”一词无一例外地与“房屋”联系在一起，而并未对房屋建在集体土地上还是国有土地上加以区分。其中，将“拆迁”一词赋予强大公权力色彩的法律档莫过于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
且“拆迁”一词，直白地讲述了当集体土地被国有化以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被国有化之后的命运，但“拆迁”却并不是一个法律词汇，它不能准确地彰显法律意义。
（三） 现状。
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施行。我认为《征收与补偿条例》可以看做是对“拆迁”一词的正式放弃。《征收与补偿条例》在标题中使用的正是“征收”一词，而非2001年《拆迁条例》当中的“拆迁”。我认为非常合理，因为“拆迁”本质上源于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产权的征收，其法律效力亦附属于征收而存在。具体而言，拆迁的主体、程序、补偿、产权变更等诸多重要问题均由征收制度决定。
二、我国现行征收制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
（一）征收的性质及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的征收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征收。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力，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无偿地征集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的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无偿性，法定性。征收行为或房屋的拆迁行为构成行政征收法律关系。
正因为征收的行政行为属性，我认为至少应遵循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即：依法行政原则、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便民高效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即：征收应该遵循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充分考虑具体情况之后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为原则进行。
（二） 征收强烈的利益对抗性。
对于适应了定居生活的人类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比能够维持自己稳定的生活数据即财产更为重要了。而征收制度要剥夺的恰恰正是这项权利，因而就表现为公权力与个人之间强烈的利益冲突。而当前个人力量弱小到无法抵抗公权力，于是，为了捍卫在个人眼中几乎是生存基础的土地和房屋，才出现了个人以血肉之躯愤然抵抗的事件。因而合理地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应该永远是征收制度不衰的主题。
三、结合《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当中双方利益的冲突解决的分析
（一） 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应尽可能的明确。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采用列举式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共七项，但其中第五项“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危旧房改造的需要”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且不论旧危房改造中难免会有开发商的涉足，单就“旧危房改造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属于公共利益”就是一个颇难论证的问题。
公共利益不仅需要列举式的罗列，它还需要一种有明确标准的描述性定义，以便于当新的社会现实出现或者疑难案例出现时有一个可供界定的标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针对我国的现实，首要的是将商业利益排除在外。
（二） 补偿标准——从替换和补偿金说起。
就目前情况而言，对房屋的征收主要有两种补偿方式：货币补偿和房屋置换。
对于房屋置换而言，主要是解决房屋在置换前后的面积、便利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房屋置换导致的住房条件下降予以相应的补偿即可，另外是过渡期间费用的偿付问题。而对于货币补偿的标准，向来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征收与补偿条例》对货币补偿的标准是“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然而众多的专家却仍然担心这样的标准不足够防止类似钉子户事件的发生。因为，拿到货币补偿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被拆迁的居民还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如果因为住户住房破旧而导致评估数额过低，就仍然无法使失去住房的居民在现在的条件下获得一套住房，而生活质量不受太大的影响。因而，当前房屋的估价是否应该成为货币赔偿的决定性标准值得商榷。
（三） 强制拆迁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其措施。
强制拆迁首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强制拆迁的手段有可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因为任何行政行为必然会以其背后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做后盾，在必要的时候以其强制力保证行政行为的实施。然而在强制力显现的时候，如何同时体现对行政相对人的人权的保障和尊重。
《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先补偿后强拆的规定是个很大的进步。同时其二十七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委托的单位不得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方式实施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搬迁。”仍然是比较具体的规定，一个抽象的原则仍未建立。□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王福泉：《论城市房屋拆迁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立法缺陷》，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9期.
[2]罗纳德？德沃金、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