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新疆占了1/4，其中，最西一段的1195公里位于克州境内。在这段曲折边境线的褶皱深处，有一个并不起眼的点——冬古拉玛。它是克州250多个通外山口之一，是帕米尔高原上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边防要隘。
　　 1942年，布茹玛汗·毛勒朵出生在克州乌恰县吉根鄉一个贫苦的牧民家庭。新疆解放后，脚下的这片土地终于有了庇护，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她始终记得父亲的叮咛：“你的身后是中国”。出嫁后，布茹玛汗和丈夫来到冬古拉玛山口一边放牧，一边义务巡边、护边——防止人畜越界，同时为边防部队指路并提供生活帮助。
　　 那一年，布茹玛汗一家被一场暴雨后的大洪水围困在一块高地上，水退后他们才得以逃生。劫后余生的布茹玛汗心想：如果我们死了，新来的人又怎么知道哪儿才是中国呢？
　　 于是，不识字的布茹玛汗向人请教，学会了柯语和汉语“中国”的写法。每次放牧时，她就在石头上刻下“中国”二字。
　　 “小的石头怕被风吹走，刻好字后还要用其他石头固定。”布茹玛汗说，“最开始没有工具，只能用尖石头刻，一天刻一块。遇到风雪天，手伸出来一会儿就冻僵了，要放进怀里焐一焐才能继续刻。后来有了铁锤和钉子，就能刻得快些，一天能刻好几块。”
　　 60年过去，如今，在冬古拉玛山口的边境线上，到处是刻着“中国”二字的石头，连布茹玛汗自己也讲不清到底刻了多少块。
　　 有人给布茹玛汗算了一笔账：她每天在冬古拉玛山口上走一趟，至少20公里，保守计算，这些年她至少走了几十万公里。边境线上的一草一木都刻进了布茹玛汗心里，她不止一次说：“我熟悉冬古拉玛山口的石头，就像熟悉自家抽屉里的东西。”
　　 1986年7月的一天，布茹玛汗像往常一样放牧巡边，发现一块界碑似乎被人动了手脚。她用棍子反复丈量界碑与自己所刻的一块“中国石”之间的距离，确认界碑位置不对。她立刻赶回家中，跨上马背，一路奔驰60多公里，赶到边防哨所报告。
　　 后来，经过仔细勘察，我方确定，界碑确实被人向我国境内移动过。经过协商交涉，界碑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
　　 2019年9月17日，布茹玛汗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说，自己没读过书，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中国在心中。
　　 冬古拉玛山口海拔4290米，地形崎岖险峻，天气变化无常，即使在夏天，夜里的气温也会降到零度以下。这里是边防连官兵巡逻的最后一站，战士们走到这里时，往往已是人困马乏、给养耗尽。布茹玛汗总会算好每月战士们抵达的时间，提前为他们准备好干粮和奶茶。
　　 儿子麦尔干还记得，2004年秋，暴雨来得毫无征兆。那天直到天黑，原本预计当天抵达的8名边防官兵还迟迟不见踪迹。
　　 布茹玛汗焦急万分，眼看情况不妙，她和儿子麦尔干把馕和奶茶揣进怀里，披上塑料布冲进冰冷的暴风雨中。
　　 母子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几次差点儿滑下山崖。最后，他们俩在一处废弃羊圈里，找到了被困的战士，那时已是凌晨。
　　 战士们看到布茹玛汗和麦尔干，真是又惊又喜。等他们接过二人怀中的食物时才发现，布茹玛汗已经冻得嘴唇发紫，无法站立。
　　 两年前，布茹玛汗的双膝做了骨刺手术，虽然恢复了行动能力，却已离不开拐杖。即使这样，她还是常常让麦尔干带她去山口看看。在布茹玛汗的影响下，她的5个孩子都成了义务护边员。
　　 多年来，布茹玛汗义务护边的事迹在西陲高原上传颂，越来越多的牧民在放牧时主动承担起义务巡边、护边的任务。
　　 27岁的古力司坦·库尔曼白克从吉根乡考入武汉大学，又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义务护边员。在那个山口，他和同伴学着布茹玛汗的样子，刻了一块“中国石”，用油漆描了红。他们还种了几棵树，省下洗脸水浇灌它们，第二年竟然真的发了嫩芽……
　　（摘自《新参考》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