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从中国现代陶艺目前所处的现实形势进行切入，通过对徐州汉陶俑成因及审美进行时代解读，从而探索中国现代陶艺如何传承徐州汉陶俑艺术真善美合一的圆融艺术境界的构建，使作品以时代的审美精神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诠释和弘扬。
关键词：徐州汉陶俑 现代陶艺 圆融 时代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徐州古称彭城，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四千多年的建城史，为华夏九州之一。“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融汇点。
徐州两汉四百年的历史沉淀，尤以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汉代三绝”给徐州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历史遗存，被誉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看徐州”。
现代陶艺是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表达现代人的人文观念及审美体现。中国现代陶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走过了起步、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现代陶艺思潮和流派的涌入，中国现代陶艺家大多停留在对西方现代陶艺作品表面形式上的关注，而缺乏作为本土陶艺家自身的价值取向深层次思索和对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入感知，从而潜在着“拿来主义”等种种创作弊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陶艺家在学无中西的文化观得到初步认同，反思与觉醒是回归本源的序曲，并开启了整理、体味传统资源之门，正如毕加索所说“对于艺术来讲，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目前，中国现代陶艺进入了兼容并蓄、民族意识回归的再探索、再发现的理性阶段。
就此，本文试通过徐州汉陶俑成因及审美解读来探索中国现代陶艺如何以时代的审美精神传承传统文化、体现地域本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神韵，从而完成自身华丽嬗变进行研究。
二 徐州汉陶俑成因研究
俑是中国古代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一般指古代墓中随葬用的人物俑，有木制、陶制与瓷制等材质。也有学者后来把俑的含义外延有所扩大，把家禽牲畜以及想像中的神灵摹制品亦被纳入其中。
商周时期习惯用人殉葬，春秋战国时，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保民”转化，逐渐出现了在丧葬习俗上用俑殉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秦代秦始皇随葬兵马俑俑规模宏大，排列成雄伟壮观的军阵，气势磅礴。到了汉代初期才明令废除人殉，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陶俑艺术风格也得到了很大变化。直至明代造纸技术的日趋完善，纸明器开始逐步大量使用，因纸明器更为经济简捷，所以很快替代了陶俑，至此，陶俑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汉代陶俑的随葬益加普遍，庞大的军阵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大量的服务于墓主人的侍仆俑、乐舞俑、说唱俑等随葬俑。徐州是汉高祖刘邦故乡，西汉时期为楚国封地，楚王世代的墓葬陶俑就在徐州地区。徐州汉陶俑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艺术感染力强。考古发掘出土的有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彩绘仪仗俑、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徐州顾山汉墓侍俑等陶俑。
通过广泛查阅、整理徐州汉陶俑相关的文献资料及进行徐州汉陶俑实地调研与考察，研究徐州汉陶俑的成因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背景因素：
第一，是汉承秦制，正朔不改，服色不易。同时，秦俑殉葬之制，也被汉代承继下来，但汉陶俑在继承秦俑的基础之上又融汇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楚文化，使汉陶俑具有独特的艺术造型、艺术境界等审美特性。
第二，是在思想文化上西汉初期为安抚民生所推行的薄葬少事政策对陶俑产生了促进作用。《史记·孝文本记》所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由此可见，汉初“瓦器”是薄葬的象征观念支配，汉陶俑与秦俑相比的体量较小，这与汉初社会经济凋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有关。后经由“文景之治”，经济发展也为汉代盛行的丧葬制度提供了客观条件。“独尊儒术”之后，厚葬被赋予更多儒学内涵。
同时，陶俑的盛行也与陶质材料本身优势有关，在诸多材质中陶质最适合俑像艺术的创作生产。其一，陶泥塑性卓越，制作方便自如。其模具成型工艺简单易行，既适合批量生产，也适合逐件加工。其二，陶泥取材便易、不费不靡。其三，陶土经烧制，质如岩石，不锈不腐。这是金属、木泥等材料不具备的工艺特性。
第三，是汉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褒奖孝行，其目的在于社会礼制的达成，巩固封建政权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西汉设立士民入仕的常考科目“孝廉”，东汉则把《孝经》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当时厚葬之风的盛行。《礼记·中庸》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第四，是由于其汉代时期认知水平的局限，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及对死后世界的理解与希冀而产生的灵魂不灭观念，表现为期冀灵魂升仙或转向幻化成灵魂留驻于本身墓室之内。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徐州两汉陶俑产生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框架。同时，通过陶俑等艺术形式也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汉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观念。如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表现出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陶俑一般高50厘米左右，其陶俑均采用泥模方法、合模技术进行烧制而成。由于作为楚王的陪葬兵马俑主要是防卫功能，即防御地下的鬼怪、守卫墓主的灵魂，故所有陶俑的面部表情则多表现得悲怆肃穆，神态逼真，而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给人以千人千面之感，每个陶俑无论是面部五官的刻画，还是动态衣饰纹理结构的处理，尤如一个完美的整体，展示了西汉工匠的杰出制作工艺和艺术表现力。
三 徐州汉陶俑审美特征的时代解读
1 互补圆融的艺术意境
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时间，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审美思想的一条根本线索。形成了儒家、道家思想既差异矛盾，又相反相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互补圆融的艺术境界。汉王朝建立之初，针对秦朝反对礼乐教化、焚书坑儒及唯法为准的暴政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汉代统治者一方面提倡恢复儒家的礼仪道德，另一方面又信奉“黄老”的道家思想进行统治，已达到休养生息目的。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从美学上看，儒家是功利主义审美观，而道家是超功利主义审美观。儒家追求美善相乐，如《礼记》所载“大乐与天地同乐，大礼与天地同节”；道家追求真美合一，在审美上体现一种自然审美意识，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儒家和道家的互补圆融把形而上的本体追求的道和形而下的技艺融会为一，又把天地自然和人世间的礼乐的创化融合为一，从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高尚的艺术理想境界。
徐州地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地域人文、时代精神决定了艺术的风格与变化，汉代陶俑风格摆脱了秦代陶俑壮观威武、生硬刻板的写实模式，并对儒家、道家思想及楚文化进行了圆融结合，创造了一种富有浪漫主义的写意风格时代。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描述：“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徐州汉陶俑在造型特征上质朴简洁，寓巧于拙，把“即雕即凿，复归于朴”的古拙艺术表现手法与浪漫主义意象精神进行了圆融结合。如徐州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为代表的汉代陶俑作品，舞俑舞姿婀娜，飘逸柔婉，长长的衣袖，随风曳动的裙摆，弯曲的腰肢，在艺术表现上，汉代陶工采用以形写神的艺术语言、取大势，去繁缛，重整体，把现象还原为本质，注重突出内在意蕴的丰富，侧重表现理想世界及事物内在气质的表现，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概括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相当鲜明地反映出汉代陶俑的灵动进取、浪漫主义意象精神，达到了圆融的艺术审美境界。
康定斯基曾在《论艺术精神》中说过：“如果艺术家的情感力量能冲破‘怎样表现’并使他的感觉自由驰骋，那么艺术就会开始觉醒。”中国现代陶艺家要充分发掘优秀传统艺术如徐州汉代陶俑中蕴含的丰富源泉，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即雕即凿，复归于朴”的民族本源文化觉醒与回归。又要在客观现实基础上进行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艺术形象，从而来构筑中国现代陶艺的东方艺术神韵。如著名陶艺家周国桢先生的创造的《静观》、《熊》等陶艺作品，他善于抓住事物生动的瞬间特征，运用大缸泥、匣钵土等粗质泥料，用朴拙的手法来塑造出独特的造型特征，注入新的时代理念，匠心独运，追求一种具有东方艺术神韵的艺术形象。
2 生命本位意识的关注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生者对死者处理方式的改变，显然的是这群人对未来生命看法改变的结果。陪葬物之改变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在对待生命态度方式上，儒家提倡“仁”、“厚人伦，美教化”，而道家则希翼“贵生”、“羽化登仙”。而汉代陶工通过对现实人间生活的热爱、眷恋的情感渗入到作品中，以一件件栩栩如生的陶俑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汉代艺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很一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地、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有的是作明器之用以服务于死者，也仍然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出土于徐州铜山县洞山村出土的西汉跽坐女俑，顶发中分，脑后垂髻，身着三重右衽曲裾深衣，笼袖跽坐，姿态恬静。作者没有对其面部表情和衣饰进行过多细致的刻画与加工，而是通过古拙简朴的大轮廓勾画的艺术塑造，便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一位端庄、宁静、含蓄、优雅的侍女形象，生动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蕴含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楚文化圆融的艺术表现，表达出汉代人对生命本位意识的关注和肯定，这是作为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对生命本位的一种理解样式，“是对生前死后都有永恒幸福的追求”，是对生命永恒的祈祷与心灵慰籍，是对生命的积极思考。正如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
不同的时代会形成不同的艺术境界和艺术风格，我们要不断学习和领悟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圆融”的审美思想和精髓，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不断积累、不断沉淀，蕴古创新，用真诚的态度来关注当代人的精神和情感表达，创造出富有时代文化内涵的审美精神的中国现代陶艺作品，让人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认同，从而体现出地域本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神韵。
四 结语
美学家宗白华在谈到艺术发展规律的时候，曾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徐州汉代陶俑以它生动的形式、完美的造型、独特的风格深深地吸引、启示着我们。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要不断的积累、沉淀，蕴古创新。中国现代陶艺构建应是真善美合一的圆融艺术境界，使作品以时代的审美精神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诠释和弘扬。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 [法]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王子夺，男，1976—，河南长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壁画、环境雕塑、陶瓷艺术，工作单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徐州汉陶俑 现代陶艺 圆融 时代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徐州古称彭城，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四千多年的建城史，为华夏九州之一。“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融汇点。
徐州两汉四百年的历史沉淀，尤以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汉代三绝”给徐州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历史遗存，被誉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看徐州”。
现代陶艺是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表达现代人的人文观念及审美体现。中国现代陶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走过了起步、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现代陶艺思潮和流派的涌入，中国现代陶艺家大多停留在对西方现代陶艺作品表面形式上的关注，而缺乏作为本土陶艺家自身的价值取向深层次思索和对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入感知，从而潜在着“拿来主义”等种种创作弊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陶艺家在学无中西的文化观得到初步认同，反思与觉醒是回归本源的序曲，并开启了整理、体味传统资源之门，正如毕加索所说“对于艺术来讲，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目前，中国现代陶艺进入了兼容并蓄、民族意识回归的再探索、再发现的理性阶段。
就此，本文试通过徐州汉陶俑成因及审美解读来探索中国现代陶艺如何以时代的审美精神传承传统文化、体现地域本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神韵，从而完成自身华丽嬗变进行研究。
二 徐州汉陶俑成因研究
俑是中国古代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一般指古代墓中随葬用的人物俑，有木制、陶制与瓷制等材质。也有学者后来把俑的含义外延有所扩大，把家禽牲畜以及想像中的神灵摹制品亦被纳入其中。
商周时期习惯用人殉葬，春秋战国时，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保民”转化，逐渐出现了在丧葬习俗上用俑殉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秦代秦始皇随葬兵马俑俑规模宏大，排列成雄伟壮观的军阵，气势磅礴。到了汉代初期才明令废除人殉，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陶俑艺术风格也得到了很大变化。直至明代造纸技术的日趋完善，纸明器开始逐步大量使用，因纸明器更为经济简捷，所以很快替代了陶俑，至此，陶俑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汉代陶俑的随葬益加普遍，庞大的军阵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大量的服务于墓主人的侍仆俑、乐舞俑、说唱俑等随葬俑。徐州是汉高祖刘邦故乡，西汉时期为楚国封地，楚王世代的墓葬陶俑就在徐州地区。徐州汉陶俑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艺术感染力强。考古发掘出土的有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彩绘仪仗俑、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徐州顾山汉墓侍俑等陶俑。
通过广泛查阅、整理徐州汉陶俑相关的文献资料及进行徐州汉陶俑实地调研与考察，研究徐州汉陶俑的成因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背景因素：
第一，是汉承秦制，正朔不改，服色不易。同时，秦俑殉葬之制，也被汉代承继下来，但汉陶俑在继承秦俑的基础之上又融汇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楚文化，使汉陶俑具有独特的艺术造型、艺术境界等审美特性。
第二，是在思想文化上西汉初期为安抚民生所推行的薄葬少事政策对陶俑产生了促进作用。《史记·孝文本记》所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由此可见，汉初“瓦器”是薄葬的象征观念支配，汉陶俑与秦俑相比的体量较小，这与汉初社会经济凋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有关。后经由“文景之治”，经济发展也为汉代盛行的丧葬制度提供了客观条件。“独尊儒术”之后，厚葬被赋予更多儒学内涵。
同时，陶俑的盛行也与陶质材料本身优势有关，在诸多材质中陶质最适合俑像艺术的创作生产。其一，陶泥塑性卓越，制作方便自如。其模具成型工艺简单易行，既适合批量生产，也适合逐件加工。其二，陶泥取材便易、不费不靡。其三，陶土经烧制，质如岩石，不锈不腐。这是金属、木泥等材料不具备的工艺特性。
第三，是汉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褒奖孝行，其目的在于社会礼制的达成，巩固封建政权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西汉设立士民入仕的常考科目“孝廉”，东汉则把《孝经》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当时厚葬之风的盛行。《礼记·中庸》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第四，是由于其汉代时期认知水平的局限，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及对死后世界的理解与希冀而产生的灵魂不灭观念，表现为期冀灵魂升仙或转向幻化成灵魂留驻于本身墓室之内。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徐州两汉陶俑产生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框架。同时，通过陶俑等艺术形式也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汉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观念。如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表现出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陶俑一般高50厘米左右，其陶俑均采用泥模方法、合模技术进行烧制而成。由于作为楚王的陪葬兵马俑主要是防卫功能，即防御地下的鬼怪、守卫墓主的灵魂，故所有陶俑的面部表情则多表现得悲怆肃穆，神态逼真，而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给人以千人千面之感，每个陶俑无论是面部五官的刻画，还是动态衣饰纹理结构的处理，尤如一个完美的整体，展示了西汉工匠的杰出制作工艺和艺术表现力。
三 徐州汉陶俑审美特征的时代解读
1 互补圆融的艺术意境
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时间，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审美思想的一条根本线索。形成了儒家、道家思想既差异矛盾，又相反相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互补圆融的艺术境界。汉王朝建立之初，针对秦朝反对礼乐教化、焚书坑儒及唯法为准的暴政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汉代统治者一方面提倡恢复儒家的礼仪道德，另一方面又信奉“黄老”的道家思想进行统治，已达到休养生息目的。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从美学上看，儒家是功利主义审美观，而道家是超功利主义审美观。儒家追求美善相乐，如《礼记》所载“大乐与天地同乐，大礼与天地同节”；道家追求真美合一，在审美上体现一种自然审美意识，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儒家和道家的互补圆融把形而上的本体追求的道和形而下的技艺融会为一，又把天地自然和人世间的礼乐的创化融合为一，从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高尚的艺术理想境界。
徐州地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地域人文、时代精神决定了艺术的风格与变化，汉代陶俑风格摆脱了秦代陶俑壮观威武、生硬刻板的写实模式，并对儒家、道家思想及楚文化进行了圆融结合，创造了一种富有浪漫主义的写意风格时代。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描述：“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徐州汉陶俑在造型特征上质朴简洁，寓巧于拙，把“即雕即凿，复归于朴”的古拙艺术表现手法与浪漫主义意象精神进行了圆融结合。如徐州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为代表的汉代陶俑作品，舞俑舞姿婀娜，飘逸柔婉，长长的衣袖，随风曳动的裙摆，弯曲的腰肢，在艺术表现上，汉代陶工采用以形写神的艺术语言、取大势，去繁缛，重整体，把现象还原为本质，注重突出内在意蕴的丰富，侧重表现理想世界及事物内在气质的表现，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概括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相当鲜明地反映出汉代陶俑的灵动进取、浪漫主义意象精神，达到了圆融的艺术审美境界。
康定斯基曾在《论艺术精神》中说过：“如果艺术家的情感力量能冲破‘怎样表现’并使他的感觉自由驰骋，那么艺术就会开始觉醒。”中国现代陶艺家要充分发掘优秀传统艺术如徐州汉代陶俑中蕴含的丰富源泉，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即雕即凿，复归于朴”的民族本源文化觉醒与回归。又要在客观现实基础上进行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艺术形象，从而来构筑中国现代陶艺的东方艺术神韵。如著名陶艺家周国桢先生的创造的《静观》、《熊》等陶艺作品，他善于抓住事物生动的瞬间特征，运用大缸泥、匣钵土等粗质泥料，用朴拙的手法来塑造出独特的造型特征，注入新的时代理念，匠心独运，追求一种具有东方艺术神韵的艺术形象。
2 生命本位意识的关注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生者对死者处理方式的改变，显然的是这群人对未来生命看法改变的结果。陪葬物之改变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在对待生命态度方式上，儒家提倡“仁”、“厚人伦，美教化”，而道家则希翼“贵生”、“羽化登仙”。而汉代陶工通过对现实人间生活的热爱、眷恋的情感渗入到作品中，以一件件栩栩如生的陶俑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汉代艺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很一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地、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有的是作明器之用以服务于死者，也仍然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出土于徐州铜山县洞山村出土的西汉跽坐女俑，顶发中分，脑后垂髻，身着三重右衽曲裾深衣，笼袖跽坐，姿态恬静。作者没有对其面部表情和衣饰进行过多细致的刻画与加工，而是通过古拙简朴的大轮廓勾画的艺术塑造，便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一位端庄、宁静、含蓄、优雅的侍女形象，生动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蕴含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楚文化圆融的艺术表现，表达出汉代人对生命本位意识的关注和肯定，这是作为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对生命本位的一种理解样式，“是对生前死后都有永恒幸福的追求”，是对生命永恒的祈祷与心灵慰籍，是对生命的积极思考。正如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
不同的时代会形成不同的艺术境界和艺术风格，我们要不断学习和领悟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圆融”的审美思想和精髓，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不断积累、不断沉淀，蕴古创新，用真诚的态度来关注当代人的精神和情感表达，创造出富有时代文化内涵的审美精神的中国现代陶艺作品，让人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认同，从而体现出地域本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神韵。
四 结语
美学家宗白华在谈到艺术发展规律的时候，曾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徐州汉代陶俑以它生动的形式、完美的造型、独特的风格深深地吸引、启示着我们。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要不断的积累、沉淀，蕴古创新。中国现代陶艺构建应是真善美合一的圆融艺术境界，使作品以时代的审美精神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诠释和弘扬。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 [法]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王子夺，男，1976—，河南长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壁画、环境雕塑、陶瓷艺术，工作单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