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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浩劫
打开存于书橱的两套“孤本”小说翻看，发现标题下均写着：今仅存孤本，藏于日本××大学或××内阁文库。追思其因，可能是日侵我中华年间，“捎带”而去的。书被盗走东渡夷国，着实可恨，可比起历史上几次大的焚书浩劫，这两套书能幸存至今还算是走运。因为，从秦到唐初年间，中国书籍遭遇过无数次灾难。
《隋书·经籍志》记载：秦始皇铲除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难，连儒家经典也无法带之，只能靠口头传播。可惜“犹似去圣既远，经籍散佚，简札错乱，传说纰缪”，让所传古籍经典面目已非。秦后，《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有三种，齐地的《论语》与鲁地的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乱。多家并立的局面必然导致优存劣亡的文化竞争，你胜我衰，我衰你胜，竞争中又悄然遗失多家。传至今日者多为一家之言，想比较综合取圣人之本意，已难矣！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朝廷设置了太史公，专门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不知何因，又流失不少。因此，汉成帝专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可以说，自古以来，爱书的皇帝不少，收集到的民间藏本也不少，朝廷的藏书明为国家图书馆，但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样，实则属于皇帝的私藏。所以逢到皇室多舛期，书也和主人一样难逃歹运，光《隋书·经籍志》中就提到过几次大的书灾，无一不与战乱有关。比如王莽覆灭时，皇宫中收集的图书被一炬焚烧，据说飞舞的灰烬如同乌鸦压城，焦煳之气几天不散……相比各代，汉朝皇帝普遍爱经学，所以到了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更是重视文化，从各地收集来的儒家典籍让石室和兰台的藏书渐渐充足。只是好景不长，到董卓之乱时，献帝西迁，军人大乱，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运往长安的书籍只剩七十余车。后来，长安沦于战乱，书籍又一次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朝廷又一次开始大规模地收集民间图书，加上在汲都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收获喜人，藏书再次猛增到二万九千四十五卷，只是这批藏书也没能幸免于难，在后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被毁得几乎荡然无存。到东晋初年，整理旧簿，仅剩三千一十四卷。
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又一次延烧到藏书的秘阁，经籍再次蒙难。
梁朝初年，由于武帝爱书，图书陡升至二万余卷。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随之增加。梁元帝平息侯景之乱后，将文德殿的藏书和收集到的民间藏书（共七万余卷），全部运至江陵。不想到了西魏入郢时，梁元帝萧绎自知大势已去，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将十四万卷藏书尽焚之，并欲投火与书同焚，不想却寻死未遂，十四万卷经籍却付之一炬！
梁元帝的江陵焚书，将传世书籍毁灭了一半，损失之大，无法估量。
皇帝爱书，喜聚之，可每一次大规模的聚书活动，都像是在酝酿一次毁灭，都是在给战争征集一条毁灭文明的罪行。梁元帝焚书，问其因，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学者评梁元帝“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像是在生命将尽之时，也没有领会到圣人经典对后世之良益、之价值。
在没有印刷技术的时代，书只有稿本或少数抄本流传，多则抄上数百份，少则只有两份，甚者一份，举火焚书，免不了会有不幸绝迹者。绝一经，又一经，看似一本书，其实是断了我中华文化的一根又一根的血脉。一次次惨重的代价足以警世，不由让人心生感叹：书也需要过“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的太平日子，何况人乎？
闲话书肆
古代的书店叫书肆。书肆一词，最早始于汉代。此外各朝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籍铺等名称。而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局。书肆起源于何时？据文献推断，汉唐之际应是我国古代书肆产生和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正式的用竹片和木板做成的书籍，但因为比较重，不便搬运，影响了书籍的流通，读书、藏书都是少数贵族的事情。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方针的施行，扩大了垄断书籍的局面，加之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私人著作大量涌出，掀起了我国书籍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如“墨子有书三车，惠施有书五车”的情况。可这时候的书籍依然仅于“士”以上的这阶层，只是在小范围的流通，普通百姓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书。书籍的过分集中，算是焚书坑儒和江陵焚书的一个可怕的前缀。
书籍什么时候才能有钱便可买到？
扬雄在《法言》中说：“好书而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书肆”二字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出现，这就说明书肆在西汉末的时候已经广泛兴起，活跃于大街小巷。
西汉建立之初，惠帝即位以后：“除挟书之策，儒才始以其业行于民间。”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武帝时，又“命天下计书”，“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在门阀制度之外，又增加了考试选官的制度，让很多“门阀”之外的子弟，看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希望，这一政策的颁布，掀起了书籍需求的热潮。
由于东汉时期，历代皇帝“笃好文雅”，“尤重经术”，故“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所以，这时的书肆以首都洛阳最为繁盛，《后汉书·王充传》中说：“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能站在书店里阅“众流百家”，说明当时书肆销售的书籍种类已经相当繁多。东汉时期，纸质书籍的普及，为书籍的流通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到南朝时，光梁元帝一人的藏书就达14万卷，多是来自书肆。
隋唐时期，是我国书肆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书肆的分布不但更加广泛，规模更加庞大，还出现了一批以贩书为业的书贾和经营书画买卖的书侩。隋文帝下令搜求各类图书“每书一卷，尝绢一匹”，重赏之下，“民间异本，往往间出”。炀帝即位后，又“喜聚逸书”，遂集书至“三十七万卷”，也多是来自书肆。据说开皇七年，徐文远“每阅于书肆，不避寒暑，遂育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又一个站在书店里读出名堂的角色。可见书肆不但促进了书籍的流通，还让很多没书读的寒门学士找到了乐园。到了唐代，书肆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至于缮写模勒，鬻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书肆几乎遍及了穷乡僻壤。据说当时白居易的诗作还曾通过书肆远销到国外。 书肆一般多卖新书，当然也有专卖旧书的书肆。旧书没有新书值钱，可偶尔碰到一本“古书”，其利润便有“三年不发市，发市吃三年”的可能了。
不管是新书店还是旧书店，从古至今都不缺少站在书店里“蹭”书读的寒门学子。前天，和家人去书店买书，发现四层楼里到处都站着“悦读”的人，有的甚至还拈着茶水和吃物，在书店里一看一天，万事皆忘，如入无人之境。其中有一个老汉，穿着很旧，也很脏，如果走在大街上，一准会被人视为要饭花子，可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因为配不起眼镜，正将书“贴”在眼睛上“如饥似渴”。我弯腰看了看书名，原来是《邵子易学》，不由大吃一惊……虽然我还没有站在书店里“蹭”书读历史，可由于眼下物价翻涨，新书太贵，越来越买不起，便常常逛旧书摊。由于“逛”的多，便与旧书摊的书商成了朋友，他每每淘得好书，总是先电话告之，让我星期天的晚上去路边拣宝。像《外国文学简编》全套，《世界经济学》《李清照研究论文集》《辛亥革命首义人物传》《武术传统套路选编》……以及各地的《文史资料》，大多是从旧书堆上淘来的，虽然都是一些二手三手的旧书。母亲目不识丁，每次见我抱回一堆旧书，总会批评我说：“你买这些破烂干啥？”书是破了点，可知识却是崭新的，所以每有获益，便会荡起一次“物美价廉”的感叹，不知道是不是穷人的一种自我宽慰？
闲话读书法
凡是上过学的人都有一定的读书经验，只是多寡之别，有为脱盲而读者，有为入仕而读者，也有为生存而读者，有为求趣解闷而读者，为扩充知识结构而读者，也有为术业而读者......相比之下，为术业读书者经验应该多一些，这类人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因治学所需，要博览群书，而书读多了，不知不觉间便会形成一套经验之谈，像朱子读书法，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康熙读书法等等。而在中国历史上叫得最响的读书法，除了孔子的“温故而知新”，便是裴松之在《三国志·魏志·王萧传》中的一句注解：“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一定全灵。比如我们小学时一篇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并不知道“三味”之深义，也就是说“三味”一般都被当作“不是问题”被我们忽略而过。实际上呢？“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是大有说道的，有人说它取自于旧典中的“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也有人说“三味”是由“三余”改字而来，当然也有人说它源于“三昩”，且不管鲁迅的老师定名“三味书屋”时喻意何指，但说在我们知识结构不足之时，光靠一遍一遍地读，那是绝对不行的！再如论书画和金石的一句名言：“疏可行马，密不透风”，如果不知道这句话的所指对象，读一万遍又有何用呢？再如炼金界的一句名言：“山中才七日，世上已千年”，如果我们不知道炼金术的那套特有的运算规则和时间概念，读一遍和读一万遍的结果一个样。
由此可见，读书悟道能悟到第几层深义，与读几遍没有关系，而是与读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背景密切相关。因为中国文人写作有爱用典故的习惯，“有直用其事者，也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不管是直用其事，还是反用其事，在阅读时，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不知道那个“事”，别说是读一百遍，就是读一万遍，也难解其义。只是在那个缺书的年代，由于没有过多的书供文人博览，很多文人也只能重读经书和经书重读了。而他们在重读中悟道的历史经验，似乎有一种按着头皮的自我强迫意思。
时间走到我们这一代，各类纸质书、电子书如氧分子一样多，再加上有无所不知的“百度”助阵，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世界，除了应付考试的学生，还有谁愿意拿着一本书“咬定青山不放松”呢？也就是说在书多的当下，无论是康熙、朱子、还是裴松之，他们那一套又一套的读书大法，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就算是孔子提倡的“温故而知新”，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陶渊明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觉得这才是读书高境界，在自由、爱好与无求中博览群书，通过博览群书，得以无为而为，从而神遇书中之道。
而苏轼比起陶渊明似乎要多几个头衔，除了文学家和书画家，他还是一位中国哲学史上无法绕过的大哲。他一生最得意的不是他的诗词，也不是他的字画，而是他的易学三传。而“八面受敌”读书法，正是苏轼在流放之地研读经书的过程中，总结出的一套学习大法，也十分讲究重读，一次找一个着重点，各个击破，弄懂弄透。从这一段泛泛的字面阐释来看，它似乎与“书读百遍”有异曲同理之效，实则否也。苏轼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显然，“八”在这里是一个虚指。从而可见，苏轼各个击破的目的，一是为了吸收多重知识，二是为了它日学成之时，来个从“八面受敌”到“八面受用”的转换，让“八面”成为互解之基。因为知识体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牵一筋而动全局的大系统，书与书之间常常互为根基、互相解读，将这本书成为解读那本书的根，将这一面成为理解那一面的底儿，那本书成为“温”活这本书的底子。读时头脑高度集中，调动起所有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一块参与其间，来个牵筋动骨，读一书 “会”活百书，在活中求“生”，才能将书读进“如来地”，看到“禅境”、见到如来，这大概才是苏轼所说的八面受敌读书大法。因为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机械地记住别人的思维结晶，也不仅仅是为了悟别家之道，用别人的思维牵动自己的思维去开花、去结果者，才是真正的读书高人。苏轼是也，陶渊明是也，古今中外凡是成为自己的大家，无不是也！
孙青瑜，女，1979年生，河南淮阳人。有评论、小说散见于各种报刊。
打开存于书橱的两套“孤本”小说翻看，发现标题下均写着：今仅存孤本，藏于日本××大学或××内阁文库。追思其因，可能是日侵我中华年间，“捎带”而去的。书被盗走东渡夷国，着实可恨，可比起历史上几次大的焚书浩劫，这两套书能幸存至今还算是走运。因为，从秦到唐初年间，中国书籍遭遇过无数次灾难。
《隋书·经籍志》记载：秦始皇铲除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难，连儒家经典也无法带之，只能靠口头传播。可惜“犹似去圣既远，经籍散佚，简札错乱，传说纰缪”，让所传古籍经典面目已非。秦后，《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有三种，齐地的《论语》与鲁地的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乱。多家并立的局面必然导致优存劣亡的文化竞争，你胜我衰，我衰你胜，竞争中又悄然遗失多家。传至今日者多为一家之言，想比较综合取圣人之本意，已难矣！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朝廷设置了太史公，专门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不知何因，又流失不少。因此，汉成帝专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可以说，自古以来，爱书的皇帝不少，收集到的民间藏本也不少，朝廷的藏书明为国家图书馆，但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样，实则属于皇帝的私藏。所以逢到皇室多舛期，书也和主人一样难逃歹运，光《隋书·经籍志》中就提到过几次大的书灾，无一不与战乱有关。比如王莽覆灭时，皇宫中收集的图书被一炬焚烧，据说飞舞的灰烬如同乌鸦压城，焦煳之气几天不散……相比各代，汉朝皇帝普遍爱经学，所以到了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更是重视文化，从各地收集来的儒家典籍让石室和兰台的藏书渐渐充足。只是好景不长，到董卓之乱时，献帝西迁，军人大乱，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运往长安的书籍只剩七十余车。后来，长安沦于战乱，书籍又一次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朝廷又一次开始大规模地收集民间图书，加上在汲都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收获喜人，藏书再次猛增到二万九千四十五卷，只是这批藏书也没能幸免于难，在后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被毁得几乎荡然无存。到东晋初年，整理旧簿，仅剩三千一十四卷。
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又一次延烧到藏书的秘阁，经籍再次蒙难。
梁朝初年，由于武帝爱书，图书陡升至二万余卷。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随之增加。梁元帝平息侯景之乱后，将文德殿的藏书和收集到的民间藏书（共七万余卷），全部运至江陵。不想到了西魏入郢时，梁元帝萧绎自知大势已去，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将十四万卷藏书尽焚之，并欲投火与书同焚，不想却寻死未遂，十四万卷经籍却付之一炬！
梁元帝的江陵焚书，将传世书籍毁灭了一半，损失之大，无法估量。
皇帝爱书，喜聚之，可每一次大规模的聚书活动，都像是在酝酿一次毁灭，都是在给战争征集一条毁灭文明的罪行。梁元帝焚书，问其因，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学者评梁元帝“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像是在生命将尽之时，也没有领会到圣人经典对后世之良益、之价值。
在没有印刷技术的时代，书只有稿本或少数抄本流传，多则抄上数百份，少则只有两份，甚者一份，举火焚书，免不了会有不幸绝迹者。绝一经，又一经，看似一本书，其实是断了我中华文化的一根又一根的血脉。一次次惨重的代价足以警世，不由让人心生感叹：书也需要过“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的太平日子，何况人乎？
闲话书肆
古代的书店叫书肆。书肆一词，最早始于汉代。此外各朝代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籍铺等名称。而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局。书肆起源于何时？据文献推断，汉唐之际应是我国古代书肆产生和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正式的用竹片和木板做成的书籍，但因为比较重，不便搬运，影响了书籍的流通，读书、藏书都是少数贵族的事情。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方针的施行，扩大了垄断书籍的局面，加之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私人著作大量涌出，掀起了我国书籍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如“墨子有书三车，惠施有书五车”的情况。可这时候的书籍依然仅于“士”以上的这阶层，只是在小范围的流通，普通百姓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书。书籍的过分集中，算是焚书坑儒和江陵焚书的一个可怕的前缀。
书籍什么时候才能有钱便可买到？
扬雄在《法言》中说：“好书而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书肆”二字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出现，这就说明书肆在西汉末的时候已经广泛兴起，活跃于大街小巷。
西汉建立之初，惠帝即位以后：“除挟书之策，儒才始以其业行于民间。”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武帝时，又“命天下计书”，“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在门阀制度之外，又增加了考试选官的制度，让很多“门阀”之外的子弟，看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希望，这一政策的颁布，掀起了书籍需求的热潮。
由于东汉时期，历代皇帝“笃好文雅”，“尤重经术”，故“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所以，这时的书肆以首都洛阳最为繁盛，《后汉书·王充传》中说：“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能站在书店里阅“众流百家”，说明当时书肆销售的书籍种类已经相当繁多。东汉时期，纸质书籍的普及，为书籍的流通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到南朝时，光梁元帝一人的藏书就达14万卷，多是来自书肆。
隋唐时期，是我国书肆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书肆的分布不但更加广泛，规模更加庞大，还出现了一批以贩书为业的书贾和经营书画买卖的书侩。隋文帝下令搜求各类图书“每书一卷，尝绢一匹”，重赏之下，“民间异本，往往间出”。炀帝即位后，又“喜聚逸书”，遂集书至“三十七万卷”，也多是来自书肆。据说开皇七年，徐文远“每阅于书肆，不避寒暑，遂育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又一个站在书店里读出名堂的角色。可见书肆不但促进了书籍的流通，还让很多没书读的寒门学士找到了乐园。到了唐代，书肆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至于缮写模勒，鬻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书肆几乎遍及了穷乡僻壤。据说当时白居易的诗作还曾通过书肆远销到国外。 书肆一般多卖新书，当然也有专卖旧书的书肆。旧书没有新书值钱，可偶尔碰到一本“古书”，其利润便有“三年不发市，发市吃三年”的可能了。
不管是新书店还是旧书店，从古至今都不缺少站在书店里“蹭”书读的寒门学子。前天，和家人去书店买书，发现四层楼里到处都站着“悦读”的人，有的甚至还拈着茶水和吃物，在书店里一看一天，万事皆忘，如入无人之境。其中有一个老汉，穿着很旧，也很脏，如果走在大街上，一准会被人视为要饭花子，可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因为配不起眼镜，正将书“贴”在眼睛上“如饥似渴”。我弯腰看了看书名，原来是《邵子易学》，不由大吃一惊……虽然我还没有站在书店里“蹭”书读历史，可由于眼下物价翻涨，新书太贵，越来越买不起，便常常逛旧书摊。由于“逛”的多，便与旧书摊的书商成了朋友，他每每淘得好书，总是先电话告之，让我星期天的晚上去路边拣宝。像《外国文学简编》全套，《世界经济学》《李清照研究论文集》《辛亥革命首义人物传》《武术传统套路选编》……以及各地的《文史资料》，大多是从旧书堆上淘来的，虽然都是一些二手三手的旧书。母亲目不识丁，每次见我抱回一堆旧书，总会批评我说：“你买这些破烂干啥？”书是破了点，可知识却是崭新的，所以每有获益，便会荡起一次“物美价廉”的感叹，不知道是不是穷人的一种自我宽慰？
闲话读书法
凡是上过学的人都有一定的读书经验，只是多寡之别，有为脱盲而读者，有为入仕而读者，也有为生存而读者，有为求趣解闷而读者，为扩充知识结构而读者，也有为术业而读者......相比之下，为术业读书者经验应该多一些，这类人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因治学所需，要博览群书，而书读多了，不知不觉间便会形成一套经验之谈，像朱子读书法，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康熙读书法等等。而在中国历史上叫得最响的读书法，除了孔子的“温故而知新”，便是裴松之在《三国志·魏志·王萧传》中的一句注解：“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一定全灵。比如我们小学时一篇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并不知道“三味”之深义，也就是说“三味”一般都被当作“不是问题”被我们忽略而过。实际上呢？“三味书屋”中的“三味”是大有说道的，有人说它取自于旧典中的“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也有人说“三味”是由“三余”改字而来，当然也有人说它源于“三昩”，且不管鲁迅的老师定名“三味书屋”时喻意何指，但说在我们知识结构不足之时，光靠一遍一遍地读，那是绝对不行的！再如论书画和金石的一句名言：“疏可行马，密不透风”，如果不知道这句话的所指对象，读一万遍又有何用呢？再如炼金界的一句名言：“山中才七日，世上已千年”，如果我们不知道炼金术的那套特有的运算规则和时间概念，读一遍和读一万遍的结果一个样。
由此可见，读书悟道能悟到第几层深义，与读几遍没有关系，而是与读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背景密切相关。因为中国文人写作有爱用典故的习惯，“有直用其事者，也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不管是直用其事，还是反用其事，在阅读时，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不知道那个“事”，别说是读一百遍，就是读一万遍，也难解其义。只是在那个缺书的年代，由于没有过多的书供文人博览，很多文人也只能重读经书和经书重读了。而他们在重读中悟道的历史经验，似乎有一种按着头皮的自我强迫意思。
时间走到我们这一代，各类纸质书、电子书如氧分子一样多，再加上有无所不知的“百度”助阵，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世界，除了应付考试的学生，还有谁愿意拿着一本书“咬定青山不放松”呢？也就是说在书多的当下，无论是康熙、朱子、还是裴松之，他们那一套又一套的读书大法，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就算是孔子提倡的“温故而知新”，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陶渊明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觉得这才是读书高境界，在自由、爱好与无求中博览群书，通过博览群书，得以无为而为，从而神遇书中之道。
而苏轼比起陶渊明似乎要多几个头衔，除了文学家和书画家，他还是一位中国哲学史上无法绕过的大哲。他一生最得意的不是他的诗词，也不是他的字画，而是他的易学三传。而“八面受敌”读书法，正是苏轼在流放之地研读经书的过程中，总结出的一套学习大法，也十分讲究重读，一次找一个着重点，各个击破，弄懂弄透。从这一段泛泛的字面阐释来看，它似乎与“书读百遍”有异曲同理之效，实则否也。苏轼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显然，“八”在这里是一个虚指。从而可见，苏轼各个击破的目的，一是为了吸收多重知识，二是为了它日学成之时，来个从“八面受敌”到“八面受用”的转换，让“八面”成为互解之基。因为知识体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牵一筋而动全局的大系统，书与书之间常常互为根基、互相解读，将这本书成为解读那本书的根，将这一面成为理解那一面的底儿，那本书成为“温”活这本书的底子。读时头脑高度集中，调动起所有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一块参与其间，来个牵筋动骨，读一书 “会”活百书，在活中求“生”，才能将书读进“如来地”，看到“禅境”、见到如来，这大概才是苏轼所说的八面受敌读书大法。因为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机械地记住别人的思维结晶，也不仅仅是为了悟别家之道，用别人的思维牵动自己的思维去开花、去结果者，才是真正的读书高人。苏轼是也，陶渊明是也，古今中外凡是成为自己的大家，无不是也！
孙青瑜，女，1979年生，河南淮阳人。有评论、小说散见于各种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