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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蔬菜消费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学农药的施用严重影响了蔬菜质量安全，推广和施用生物农药成为当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现实的路径。然而，本文对中国江苏省丰县294户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没有认知、没有施用过生物农药和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考察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为假设条件，以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农药的残留认知、家庭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价格水平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引入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感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而政府补贴与政府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驱动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政策。
关键词 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4-0064-07
农作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物灾害。一旦病虫灾害发生时，生产农户就施用化学农药来杀除病虫害以有效避免农作物产量损失[1]。据统计，在全球由于施用DDT等化学农药而挽回的粮食损失占总产量的15%[2]。化学农药已成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化学农药的施用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导致自然界生态系统紊乱[3]，以及农药残留通过食物链与生物富集效应累积等途径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4]。由于生物农药是以生物活体或其制剂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产品，具有与环境相容性较高，对人畜比较安全等特点，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5]。目前可以认为，生物农药不仅能够代替化学农药有效地防治病虫害，而且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人类健康等方面比化学农药具有相对的优越性[6-9]。农户在中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农药施用的主体，因此研究农户对生物农药可接受性与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国政府深化农药管理体系改革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目前仅有极少量的文献研究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的施用意愿。例如，Adetonah等[10]研究了非洲西部农户在控制棉铃虫上施用生物农药的观念和意愿，以及影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因素；傅新红、宋汶庭[11]研究了中国四川省406户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和影响因素。这些文献没有对蔬菜种植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作出清晰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表明，即使是传统农业生产，生产要素的配置也是经济有效的[12]。因此，蔬菜种植农户可以被假定为精于判断计算满足理性人假设，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选择必定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期望效用的大小与蔬菜种植农户的风险偏好、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本相关[13]。
1.1 风险偏好
由于个体风险偏好并不是先天确定的而是受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的影响[14]，风险偏好的类型可能与蔬菜种植农户性别[11，15]、农户年龄[16]、农户的收入[17]、农户受教育年限 [18-19]、农户家庭人口特征[20-21]、农户蔬菜种植面积 [22-23]等具有相关性。
1.2 风险收益
由于生物农药在中国作为新的农药品种，施用生物农药生产蔬菜具有两个风险：一是市场风险。一方面，从经验上判断，施用生物农药生产的蔬菜相对于施用化学农药的蔬菜应有更大的市场需求，价格水平高低目前尚无法确定，这取决于农户的认知[16]；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施用不同农药生产的蔬菜难以实施质量鉴别，上述两方面将导致市场风险产生。如果由农业合作组织推广施用生物农药，并由其组织收购农户生产的蔬菜，则有助于消费者鉴别，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风险。张云华等[21]与周洁红[22]亦认为农户施用农药的意愿与行为与农户是否参加合作组织相关。二是技术风险。目前在中国生物农药尚没有广泛施用且品种有限，其杀除病虫害的效果、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操作技能也存在着风险。如果政府能提供的相关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22]或者政策提供农业保险[24-25]，则可降低技术风险。
1.3 风险成本
施用化学农药因存在潜在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化学农药残留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所引发的赔偿支出，或者由此导致蔬菜滞销、价格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毒性较大，施用化学农药对农户自身健康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医疗成本和精神伤害 [26-27]。化学农药损失与蔬菜种植农户对于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认知相关[27-28]。如果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可以避免或减少上述两种损失，但是施用化学农药潜在的风险成本可能被生物农药较高的购买成本抵消。一旦政府能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进行适当补贴，则两类农药间的成本差异将会缩小，这有助于提高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22]。 2 调查的方案设计
2.1 农作物品种的选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2011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蔬菜消费量分别为116.10 kg和93.30 kg、114.60 kg和89.40 kg，人均蔬菜消费在总的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8%-36%的水平上。由于蔬菜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生物农药重点推广施用的农作物，因此以蔬菜为案例研究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在中国就极具前瞻性。
2.2 研究区域
2011年中国蔬菜种植面积1 963.92万hm2，总产量6.79亿t。江苏丰县是苏鲁皖地区著名的蔬菜之乡。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县众多的农户就逐步以种植与销售蔬菜作为谋生的重要职业之一。2010年全县蔬菜复种面积达到76万亩，而其中连片种植规模面积达58万亩，出口蔬菜的规模种植面积达60万亩，约有32.7万个农村劳动力从事蔬菜种植，蔬菜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十强县的第二位。蔬菜种植农户主要施用杀菌剂、杀螨剂和除草剂等类型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因此，选择中国的蔬菜种植大县——江苏丰县的生产农户展开研究更具有典型性。
2.3 问卷设计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将调查对象设定为具备农药施用经历的蔬菜种植的普通农户。调查问卷主要采用封闭型题型，由蔬菜种植农户的基本特征、生物农药的认知、施用意愿等三个部分的21个问题组成。在预先调查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修正和确定问卷。在实际调查过程中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在丰县随机选取首羡镇、范楼镇、宋楼镇和赵庄镇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随机调查30个农户，共访谈360个农户，回收有效问卷294份。本研究采取一对一访谈并当场答卷的方式进行，并由调查人员填写问卷。
2.4 问卷分析
（1）农户特征。如表1显示，受访的蔬菜种植农户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66.30%的受访农户的年龄在40岁以上，76.6%的农户受教育程度在9年及以下。受访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特征与中国农村农业生产者的基本特征相吻合。第二，家庭收入水平不高。84.70%的受访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在3万元以下，略高于江苏省农户家庭的平均水平。虽然绝对收入持续提高，但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受访农户相对收入水平上升幅度有限。第三，职业出现分化，兼职农户比重较大。51.00%的受访农户都有非农业性收入，但蔬菜种植仍然是农户的重要的收入来源。第四，典型的小规模种植方式。中国农村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水平为1.39亩[29]。在受访的农户家庭中，69.40%的家庭人均种植面积（家庭种植面积除以家庭务农人数）在2亩及以下。
（2）农户认知水平和施用意愿。调查发现，66.00%的192户受访蔬菜种植农户表示不了解、不太清楚或不知道生物农药；28.57%的84户受访农户表示正在或曾经施用过生物农药；69.05%的203户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3 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3）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可能性显著低于40岁以下的农户。这一结论与Isina 和 Yildirim[16]相似。Binswanger[20]研究表明，年龄较小的农户更倾向于冒险。这意味着，相对于施用化学农药，如果施用生物农药可以使农户获得更高的预期净利润但差异并不显著时，那么年轻农户更愿意“冒险”施用生物农药。同时年龄较轻的农户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更容易降低施用生物农药的技术风险。而年长的农户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已形成了对化学农药的经验依赖，必然具有较低的生物农药的施用意愿。
（4）种植面积在5亩及以上的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显著低于5亩以下的农户。原因可能在于，首先蔬菜种植面积大的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并且在长期的蔬菜种植的实践中，形成了依靠化学农药防虫治害和获得较为稳定收益的路径。如果采纳生物农药，大面积的种植农户必将承担技术、市场的高风险，因此其更倾向于施用自身熟悉的化学农药。上述这一结论支持了王华书[42]、Ngow 等[25]有关的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物农药施用意愿越低的结论。
（5）家庭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元及以上的蔬菜种植农户相对于3万元以下的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农户家庭收入特征是影响其农药施用行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户家庭非农业性收入高说明该农户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成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更为关注[28]。对非农业性收入较高的蔬菜种植农户家庭而言，蔬菜种植等农业生产收入不再是家庭的最主要的来源，良好的经济条件能够支撑一定的风险，对施用生物农药可能产生市场、技术风险的承担能力较强。因此，非农业性收入高的农户相对较有更强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这与Amaza[43]有关农户家庭的经济特征影响和改变其对农药新技术施用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6）对化学农药残留认知水平越高的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认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农户通常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年龄也相对较轻，对化学农药的施用给自身健康产生的影响、可能导致的潜在损失和蔬菜安全风险的较高成本较为清晰，故具有更高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
（7）家庭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高于分散农户。农业合作组织能够为农户的蔬菜种植提供优良品种与相关农药等专用生产资料供给的产前服务、种植过程中所需的管理技术等配套活动的产中服务、收购与销售等产后服务。这不仅能够稳定农户蔬菜的收购价格，降低生物农药带来的市场风险，而且给予农户的技术支持，降低了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技术风险。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结果表明，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感知、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这些结论包涵了丰富的政策含义，可供政策决策参考。
（1）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同时考虑到女性、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和家庭种植规模较小、非农业性收入较高的农户更容易接受生物农药，政府可以依托农业生产合作组织，重点选择具有上述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来推广生物农药。
（2）政府必须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模型结果显示，政府对生物农药的补贴与提供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等与政府相关的变量，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因此目前生物农药在丰县的施用主要依赖于农户的内在驱动，政府的外在驱动力并不充分。近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政策基点是确保农产品量的增产而非质的提高，属于传统型的支农政策，政府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并没有针对生物农药，也没有通过补贴的方式降低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相对价格，从而难以显著改变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因此，政府农业生产的相关政策应该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更加明确的政策导向，大面积、宽领域地推广药生物农药。
（3）政府应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对施用生物农药生产的蔬菜价格水平有较高预期的蔬菜种植农户，未表现出显著的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这是因为在中国普通的蔬菜市场上，消费者难以辨别施用不同农药生产的蔬菜，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明确规范，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施用生物农药生产的农产品认证机制，开拓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实行正确的定价等营销策略，鼓励更多消费者购买，有效地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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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4-0064-07
农作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物灾害。一旦病虫灾害发生时，生产农户就施用化学农药来杀除病虫害以有效避免农作物产量损失[1]。据统计，在全球由于施用DDT等化学农药而挽回的粮食损失占总产量的15%[2]。化学农药已成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化学农药的施用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导致自然界生态系统紊乱[3]，以及农药残留通过食物链与生物富集效应累积等途径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4]。由于生物农药是以生物活体或其制剂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产品，具有与环境相容性较高，对人畜比较安全等特点，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5]。目前可以认为，生物农药不仅能够代替化学农药有效地防治病虫害，而且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人类健康等方面比化学农药具有相对的优越性[6-9]。农户在中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农药施用的主体，因此研究农户对生物农药可接受性与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国政府深化农药管理体系改革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目前仅有极少量的文献研究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的施用意愿。例如，Adetonah等[10]研究了非洲西部农户在控制棉铃虫上施用生物农药的观念和意愿，以及影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因素；傅新红、宋汶庭[11]研究了中国四川省406户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和影响因素。这些文献没有对蔬菜种植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作出清晰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表明，即使是传统农业生产，生产要素的配置也是经济有效的[12]。因此，蔬菜种植农户可以被假定为精于判断计算满足理性人假设，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选择必定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期望效用的大小与蔬菜种植农户的风险偏好、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本相关[13]。
1.1 风险偏好
由于个体风险偏好并不是先天确定的而是受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的影响[14]，风险偏好的类型可能与蔬菜种植农户性别[11，15]、农户年龄[16]、农户的收入[17]、农户受教育年限 [18-19]、农户家庭人口特征[20-21]、农户蔬菜种植面积 [22-23]等具有相关性。
1.2 风险收益
由于生物农药在中国作为新的农药品种，施用生物农药生产蔬菜具有两个风险：一是市场风险。一方面，从经验上判断，施用生物农药生产的蔬菜相对于施用化学农药的蔬菜应有更大的市场需求，价格水平高低目前尚无法确定，这取决于农户的认知[16]；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施用不同农药生产的蔬菜难以实施质量鉴别，上述两方面将导致市场风险产生。如果由农业合作组织推广施用生物农药，并由其组织收购农户生产的蔬菜，则有助于消费者鉴别，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风险。张云华等[21]与周洁红[22]亦认为农户施用农药的意愿与行为与农户是否参加合作组织相关。二是技术风险。目前在中国生物农药尚没有广泛施用且品种有限，其杀除病虫害的效果、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操作技能也存在着风险。如果政府能提供的相关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22]或者政策提供农业保险[24-25]，则可降低技术风险。
1.3 风险成本
施用化学农药因存在潜在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化学农药残留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所引发的赔偿支出，或者由此导致蔬菜滞销、价格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毒性较大，施用化学农药对农户自身健康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医疗成本和精神伤害 [26-27]。化学农药损失与蔬菜种植农户对于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认知相关[27-28]。如果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可以避免或减少上述两种损失，但是施用化学农药潜在的风险成本可能被生物农药较高的购买成本抵消。一旦政府能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进行适当补贴，则两类农药间的成本差异将会缩小，这有助于提高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22]。 2 调查的方案设计
2.1 农作物品种的选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2011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蔬菜消费量分别为116.10 kg和93.30 kg、114.60 kg和89.40 kg，人均蔬菜消费在总的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8%-36%的水平上。由于蔬菜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生物农药重点推广施用的农作物，因此以蔬菜为案例研究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在中国就极具前瞻性。
2.2 研究区域
2011年中国蔬菜种植面积1 963.92万hm2，总产量6.79亿t。江苏丰县是苏鲁皖地区著名的蔬菜之乡。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县众多的农户就逐步以种植与销售蔬菜作为谋生的重要职业之一。2010年全县蔬菜复种面积达到76万亩，而其中连片种植规模面积达58万亩，出口蔬菜的规模种植面积达60万亩，约有32.7万个农村劳动力从事蔬菜种植，蔬菜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十强县的第二位。蔬菜种植农户主要施用杀菌剂、杀螨剂和除草剂等类型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因此，选择中国的蔬菜种植大县——江苏丰县的生产农户展开研究更具有典型性。
2.3 问卷设计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将调查对象设定为具备农药施用经历的蔬菜种植的普通农户。调查问卷主要采用封闭型题型，由蔬菜种植农户的基本特征、生物农药的认知、施用意愿等三个部分的21个问题组成。在预先调查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修正和确定问卷。在实际调查过程中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在丰县随机选取首羡镇、范楼镇、宋楼镇和赵庄镇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随机调查30个农户，共访谈360个农户，回收有效问卷294份。本研究采取一对一访谈并当场答卷的方式进行，并由调查人员填写问卷。
2.4 问卷分析
（1）农户特征。如表1显示，受访的蔬菜种植农户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66.30%的受访农户的年龄在40岁以上，76.6%的农户受教育程度在9年及以下。受访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特征与中国农村农业生产者的基本特征相吻合。第二，家庭收入水平不高。84.70%的受访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在3万元以下，略高于江苏省农户家庭的平均水平。虽然绝对收入持续提高，但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受访农户相对收入水平上升幅度有限。第三，职业出现分化，兼职农户比重较大。51.00%的受访农户都有非农业性收入，但蔬菜种植仍然是农户的重要的收入来源。第四，典型的小规模种植方式。中国农村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水平为1.39亩[29]。在受访的农户家庭中，69.40%的家庭人均种植面积（家庭种植面积除以家庭务农人数）在2亩及以下。
（2）农户认知水平和施用意愿。调查发现，66.00%的192户受访蔬菜种植农户表示不了解、不太清楚或不知道生物农药；28.57%的84户受访农户表示正在或曾经施用过生物农药；69.05%的203户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3 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3）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可能性显著低于40岁以下的农户。这一结论与Isina 和 Yildirim[16]相似。Binswanger[20]研究表明，年龄较小的农户更倾向于冒险。这意味着，相对于施用化学农药，如果施用生物农药可以使农户获得更高的预期净利润但差异并不显著时，那么年轻农户更愿意“冒险”施用生物农药。同时年龄较轻的农户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更容易降低施用生物农药的技术风险。而年长的农户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已形成了对化学农药的经验依赖，必然具有较低的生物农药的施用意愿。
（4）种植面积在5亩及以上的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显著低于5亩以下的农户。原因可能在于，首先蔬菜种植面积大的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并且在长期的蔬菜种植的实践中，形成了依靠化学农药防虫治害和获得较为稳定收益的路径。如果采纳生物农药，大面积的种植农户必将承担技术、市场的高风险，因此其更倾向于施用自身熟悉的化学农药。上述这一结论支持了王华书[42]、Ngow 等[25]有关的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物农药施用意愿越低的结论。
（5）家庭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元及以上的蔬菜种植农户相对于3万元以下的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农户家庭收入特征是影响其农药施用行为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户家庭非农业性收入高说明该农户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成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更为关注[28]。对非农业性收入较高的蔬菜种植农户家庭而言，蔬菜种植等农业生产收入不再是家庭的最主要的来源，良好的经济条件能够支撑一定的风险，对施用生物农药可能产生市场、技术风险的承担能力较强。因此，非农业性收入高的农户相对较有更强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这与Amaza[43]有关农户家庭的经济特征影响和改变其对农药新技术施用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6）对化学农药残留认知水平越高的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认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农户通常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年龄也相对较轻，对化学农药的施用给自身健康产生的影响、可能导致的潜在损失和蔬菜安全风险的较高成本较为清晰，故具有更高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
（7）家庭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高于分散农户。农业合作组织能够为农户的蔬菜种植提供优良品种与相关农药等专用生产资料供给的产前服务、种植过程中所需的管理技术等配套活动的产中服务、收购与销售等产后服务。这不仅能够稳定农户蔬菜的收购价格，降低生物农药带来的市场风险，而且给予农户的技术支持，降低了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技术风险。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结果表明，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感知、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这些结论包涵了丰富的政策含义，可供政策决策参考。
（1）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同时考虑到女性、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和家庭种植规模较小、非农业性收入较高的农户更容易接受生物农药，政府可以依托农业生产合作组织，重点选择具有上述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来推广生物农药。
（2）政府必须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模型结果显示，政府对生物农药的补贴与提供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等与政府相关的变量，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因此目前生物农药在丰县的施用主要依赖于农户的内在驱动，政府的外在驱动力并不充分。近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政策基点是确保农产品量的增产而非质的提高，属于传统型的支农政策，政府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并没有针对生物农药，也没有通过补贴的方式降低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相对价格，从而难以显著改变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因此，政府农业生产的相关政策应该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更加明确的政策导向，大面积、宽领域地推广药生物农药。
（3）政府应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对施用生物农药生产的蔬菜价格水平有较高预期的蔬菜种植农户，未表现出显著的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这是因为在中国普通的蔬菜市场上，消费者难以辨别施用不同农药生产的蔬菜，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明确规范，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施用生物农药生产的农产品认证机制，开拓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实行正确的定价等营销策略，鼓励更多消费者购买，有效地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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