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名北大毕业的学生趁到耶鲁读暑期课程的机会特地跑到波士顿来求见，还拿着一本我的书恭恭敬敬地请我题辞。我在受宠若惊之余劝他：“你掌握两门外语，怎么了解美国还要看我的书？难道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难道你不知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吗？难道你不应该有更高的起点吗？”最后我给他的题辞是：“几年后如果你还能看得起我，那实在是让我意外地受宠若惊。不过，我更希望和相信：那时我的书对你们已经毫无价值。”我这么说，不是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没有长久的价值，而是直面一个简单的事实：面对年轻一代，我们应该战战兢兢，为仍然有资格教育他们而感到幸运。
　　坦率地说，如今在中国大学充当骨干的，大多是象我这等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些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的大学教育。那时的大学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许多学科根本就不成型。除了极少数的优异之士外，我们这代在总体上是文化平庸的一代。如果我们再教育学生跟着我们的平庸而循规蹈矩地学，那么培养的只能是更加平庸的一代。要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在一段平庸期后出现十五世纪后半期的群星灿烂，就在于其教育制度和鼓励年轻一代脱离上一辈平庸的师传。比如发明透视法和建造了佛罗伦萨教堂穹顶的布鲁内热斯奇，就跳开老师直接从古典建筑遗迹中学习。
　　国内曾有教授称：“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学生听老师的话太多，自己闯的机会太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改革让学生唯师命是从的教育制度。中国不是还没有一本权威的《泰晤士报》史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以课题为核心、以动手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呢？
　　如果我当了大学教授，第一年我就会给新生派任务：你们这个班，这4年的任务就是写一部高质量的《泰晤士报》史。写这一部巨著需要什么？需要你们大家的合作。这叫“团队精神”。还需要你们有相当的英语阅读能力。这种语言训练是你们吸收新知识的基本能力。当然，更需要你们作大量的文献调查，从这些调查中找出线索、理出头绪，最终形成自己的观念，并要学会在清晰的写作中对自己发现的各种事实进行周密的分析，用之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大学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只要成就了这么一件事，你就懂得了如何与别人合作，有了基本的语言和写作训练，学会了调查研究，发展了用事实说服别人的沟通能力。你就是毕业后不去新闻界，而去当律师、进公司，这些技能都会让你终身受用。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平庸的时代。这种平庸，恰恰给后辈提供了创新的机会。学生要有机会为天下先。教授不应该用“可能么？”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把学生吓住，而是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开拓者气概。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大学毕业生未必要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雄心、勇气、意志和能力。大学里所学的一技之长，在当今这种技术更新的时代，很可能刚毕业就过时了。但是，改造世界的雄心、勇气、意志和能力，则激励着学生不停地应付瞬息万变的新挑战、学习新东西，并以自己的创新来塑造未来的世界。如果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就坚持以动手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如果学生在大部分课程中都得到了用写作表达自己观点的训练，那么，空谈理论、荒废时间的危机就不会有。
　　我当年读中文系时，老师们淳淳教诲：要“厚积薄发”，千万别把自己那点幼稚的想法太当回事。但如今我大致已经达到那些老师的年纪，回头看来，实在觉得这样的教训误人子弟。教授当然要坚守严格的学术准则，但首先要鼓励学生：千万不能低估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那些你自己觉得无足轻重的“小想法”说不定就是大创见，现在不创造，就好像过了四十岁再准备破世界记录一样。那样你就错过了“机会窗”。在美国一流大学里传道授业的教授们，提起学生来，许多人都会说他们一直在不断地从学生身上学到东西，哪里有“小小年纪懂个啥”那样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