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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是和社会环境相对的一个概念,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环境是指与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山脉、河流、植物、动物、矿藏等。广义的自然环境指除了人类社会之外的各种自然物质、能量、信息的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人发展的各个方面或多或少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也与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并体现和反映了特定的区域自然特征。
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之“是”与“非”
自然环境与人的性格、心理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P844)之名言。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而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则把自然环境因素对人们性格、心理的影响理论系统化,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心理,人们的性格、心理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政治法律制度。他认为,“寒冷的气候使人坦率诚实,精力充沛,勇敢而有信心,人们这样的性格和心理状态造成了自由的政体。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则颓废懒惰,胆怯无力,完全被动,这使他们成为奴隶。”)他还认为土地的肥瘠情况也影响到人的性格心理和政治制度:土地肥沃使人养成一种依赖性,贪生怕死,易屈服于强者而不那么渴望自由,因而产生了专制制度;土地饶薄则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劳,勇敢善战。他甚至认为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也对人们的性格、心理产生影响。
在自然环境与人的性格、心理的关系上,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片面的,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是受他所自幼成长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成长和发展的,无时无刻不与社会发生联系,受其影响。社会环境尤其是教育对人的性格、心理起着决定作用。但是自然环境作为环境中的一个要素,可以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参与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从而影响到人的性格、心理等因素,有时自然环境还直接影响人性格、心理的形成。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有其合理之处,他充分肯定了自然环境的作用,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格、心理的影响,只是忽视了社会环境,片面夸大了自然环境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对其合理的扬弃。
自然环境以生产为中介影响人的性格、心理
要正确解释自然环境与人性格、心理的关系,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在古代世界,生活于各种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不同人类共同体,由于受到某种具体的自然环境的制约,主要从事某种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在这里,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作为生产力中的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而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某个人类共同体从事于何种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由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某种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一个民族乃至个人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但是,这些政治、精神生活也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可见,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无不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外,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性格、心理状态的直接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能完全否定。但是,这种影响与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对人们性格、心理的影响相比,是非常微弱的,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也很难与后一种影响相独立而存在。具体来说,蒙古族牧民粗犷、豪放、彪悍的性格、心理的形成,主要原因并不是其生活所在的大草原这个自然环境因素,而是他们因这种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活动—游牧,以及以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自古以来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族的温和、善良、谦恭的性格,也并非由于黄河、长江流域较为温和的气候,而是在长期的比较稳定、平和、规则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此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
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也充分证实了自然环境对人性格、心理的形成确实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共同性格、心理特征影响较大。细心的人会发现,南方姑娘和北方姑娘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别:南方姑娘往往温柔、活泼、精明、灵巧;北方姑娘常常大方、开朗、坚强、勤劳。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是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有关系的。南方气候温和湿润,溪流萦绕,泉水叮咚,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姑娘,自然温柔多情,感情细腻;北方气候干燥,平原宽广,高山大川,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姑娘,当然开朗大方。当然自然环境并非决定因素,而个体自幼所生长的环境对他性格、心理的形成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人性格、心理的养成上,我们要既要看到社会环境的决定作用,又不能忽视自然环境的基础作用。
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之“是”与“非”
自然环境与人的性格、心理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P844)之名言。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而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则把自然环境因素对人们性格、心理的影响理论系统化,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心理,人们的性格、心理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政治法律制度。他认为,“寒冷的气候使人坦率诚实,精力充沛,勇敢而有信心,人们这样的性格和心理状态造成了自由的政体。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则颓废懒惰,胆怯无力,完全被动,这使他们成为奴隶。”)他还认为土地的肥瘠情况也影响到人的性格心理和政治制度:土地肥沃使人养成一种依赖性,贪生怕死,易屈服于强者而不那么渴望自由,因而产生了专制制度;土地饶薄则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劳,勇敢善战。他甚至认为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也对人们的性格、心理产生影响。
在自然环境与人的性格、心理的关系上,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片面的,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是受他所自幼成长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成长和发展的,无时无刻不与社会发生联系,受其影响。社会环境尤其是教育对人的性格、心理起着决定作用。但是自然环境作为环境中的一个要素,可以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参与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从而影响到人的性格、心理等因素,有时自然环境还直接影响人性格、心理的形成。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有其合理之处,他充分肯定了自然环境的作用,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的性格、心理的影响,只是忽视了社会环境,片面夸大了自然环境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对其合理的扬弃。
自然环境以生产为中介影响人的性格、心理
要正确解释自然环境与人性格、心理的关系,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在古代世界,生活于各种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不同人类共同体,由于受到某种具体的自然环境的制约,主要从事某种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在这里,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作为生产力中的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而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某个人类共同体从事于何种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由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某种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正是在这种由某种特定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一个民族乃至个人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这个社会的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但是,这些政治、精神生活也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可见,人的性格、心理的形成无不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外,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性格、心理状态的直接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能完全否定。但是,这种影响与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对人们性格、心理的影响相比,是非常微弱的,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也很难与后一种影响相独立而存在。具体来说,蒙古族牧民粗犷、豪放、彪悍的性格、心理的形成,主要原因并不是其生活所在的大草原这个自然环境因素,而是他们因这种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活动—游牧,以及以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自古以来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族的温和、善良、谦恭的性格,也并非由于黄河、长江流域较为温和的气候,而是在长期的比较稳定、平和、规则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此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
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也充分证实了自然环境对人性格、心理的形成确实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共同性格、心理特征影响较大。细心的人会发现,南方姑娘和北方姑娘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别:南方姑娘往往温柔、活泼、精明、灵巧;北方姑娘常常大方、开朗、坚强、勤劳。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是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有关系的。南方气候温和湿润,溪流萦绕,泉水叮咚,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姑娘,自然温柔多情,感情细腻;北方气候干燥,平原宽广,高山大川,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姑娘,当然开朗大方。当然自然环境并非决定因素,而个体自幼所生长的环境对他性格、心理的形成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人性格、心理的养成上,我们要既要看到社会环境的决定作用,又不能忽视自然环境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