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朱光潜先生的《诗论》，有论及民歌之处。其中有段这样写道：“民歌都‘活在口头上’，常在流动之中。它的活着的日子就是它的被创造的日子；它的死亡的日子才是它的完成的日子。”忽然想到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探讨的老建筑、旧街区保护改造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活”与“死”的问题。
　　比如故宫。当皇帝还在的时候，作为皇帝居住、处理政务的场所，它有生活、有内容。它会随着皇帝、太后，或者其他某些人的喜好来一些大兴土木，或者做一些细小的调整。它是活着的，它有生活，同时也被生活不断创造改变。而当皇帝不在了，故宫还能不能“活着”？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假想不同的人进驻到故宫里，居住，做买卖，或者其他。生活还在故宫里继续，只是变成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对于生活的容器——建筑有不同的要求，于是，故宫被生活继续创造着。可能在大殿里加建楼梯，分隔成几层，改造之后可以很多人在其中居住；可能在广场上搭建一些建筑或者自发地形成市场。于是，故宫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街区，比皇帝使用它时更有活力。
　　那么我们能不能让故宫这样“活着”呢？答案显然是不可以。故宫并非城市的一分子那样简单，它自身所有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使它超越了在一个城市中构成城市网络的使命。换句话说，它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而不是其他。所以我们在保护它的时候，也就是保护它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而这二者的载体正是有形的建筑。我们要保护这有形的建筑，意味着它不再改变，不再为生活所创造，意味着它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它的死亡。我们需要它的“死亡”，需要它静止下来，像一具处理过的尸体，永远保持生命曾经在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如果不让它“死亡”、静止，任其“活着”，那这具尸体会慢慢腐烂，风化，最后将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们要一个“死的”故宫，并不是说就要把故宫封存起来保护，我们需要保护它，但我们也需要体现它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故宫向人们开放，给予人们一个观察它、了解它的窗口。可是，故宫现在的旅游搞的如火如荼，前一阵还有星巴克进驻故宫内部的消息，故宫里面现在很是热闹！作为故宫，需要这么大的活力吗？过度的旅游业会不会给故宫带来破坏？我想，故宫应该安静地作为一个展品，供大家观赏，而不是要重新活过来，参与到人们的活动中来。
　　像故宫这样的文物保护建筑在一个城市的老建筑中是属于极少数，大多数的老建筑还是普通建筑，或者保护级别没有那么高。这时候，我们再谈保护老建筑，就不是从有形的物质方面去谈，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死的”老建筑，而是作为城市中有机的一分子的“活的”建筑。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我们更希望老建筑能够是“活”的，能够有活力，正如简．雅各布斯所倡导的，城市中的建筑应该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的新老建筑交融在一起，才能保证街区的活力。老建筑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应该随着这个城市一起有机生长，它也同民歌类似，同样在“活着”的日子里不断被创造。
　　问题是，老建筑所经历的不断“创造”，是谁在创造？怎样创造？这种创造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老建筑、旧城区往往和破败、贫穷、脏乱差、交通不便划上等号，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创造”的结果。作为建筑师、规划师，常常有一种救世主般的使命感，想要通过某种手段改变旧城区所面临的一些状况。要么是拆除，要么是改造，要么是修缮。修缮中“修旧如旧”或者粉饰一新是经常采用的方法，而这就导致了很多假古董的产生。事实上，在文物建筑保护中，“真实性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在《威尼斯宪章》中即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要求对文物建筑所采取的任何保护措施都应当是可逆的，应当不影响以后的维修工程；要求把保护措施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要求能够区分原有材料与维修中修补、增添的部分，要使维修措施具有“可辨识性”。而在广大的老建筑、旧城改造过程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假古董出现？政府追求政绩，开发商以利为重，领导集团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很少把太多的精力、财力、时间投入到研究上。而对于我们建筑师、规划师来说，我们又怎么能保证按照我们认为对的思路做下去，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呢？不做，会有很多问题，而做，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做”还是“不做”，这是一个问题。
　　然而，正如“真实性原则”所涉及的，即：“设计的真实性、材料的真实性、工艺技术的真实性和地段环境的真实性以及这种‘真实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涵盖”，我们也应该把在老建筑改造过程中发展着的处理手段看作一种“真实性”，老建筑同样也可以记载不同时期对老建筑的改造方法——这也是“真实性”的一种表达。
　　
　　
　　参考文献：
　　 [1]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2] 呂舟，《文物建筑保护与对“真实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