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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治国家，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仅仅制定法律并不意味着实现法治。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法律背后的支撑理念，以及制度是如何在现实中运行的。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直以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则。而实现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转变，离不开对法律程序的遵守，因为在法治社会，透明、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是执法和司法领域排除人为干扰的重要保证，这或许就是在一些冤案发生后，很多专家、学者大声呼唤“程序正义”的原因。毫无疑问，加强司法程序规范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环节，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性。实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是捍卫法治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国家机关。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无权力的责任，也没有无责任的权力。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按照以往的观念，每当提及这一原则，很容易想到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往往忽略追究国家机关的违法责任这一面。这是因为法律被习惯地视为官管民、国家管理公民的工具，殊不知在法治社会，法律不仅是调整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更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的工具；法律不仅要管民，更要管官，公民需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国家机关同样需要对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对国家机关的行为，也需做到“违法必究”，否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无须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承担后果。这样一来，公共权力就有可能沦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或者为其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开辟通道。
我们看到，违法办案的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个别案例中。前几年，河北、陕西等地发生的如“逼良为娼”的“麻旦旦事件”等，与最近媒体披露的数起冤案一样，都存在办案人员知法犯法、刑讯逼供的行为，显然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取证等方面的程序规定。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不无关系。因此，在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强调其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同时，更离不开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建立和完善执法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首先要在执法、司法部门之间合理分配职能，明确相应的责任。从我国目前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横向关系看，公、检、法之间过于“一体化”，各自缺乏独立性，以致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出现“彼此通气、相互协调、相互印证”的现象。而从纵向关系看，尽管宪法规定，我国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只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各级法院各行其职、独立审判，但这种“业务指导”往往变为间接的“上级指令”，下级法院往往不得不“听取上级部门的意见”，接受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年度任务”。如此一来，就在实际上抵消了“各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的规定，也为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混淆职责提供了可能。在佘祥林案中，荆门市中院将本来应由自己再审的案件发回京山县法院重审，违反司法审判程序仅是表象，推脱责任才是其本质。荆门市中院之所以这样做，实是为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体现民意”。然而，这样一来，不仅给京山县法院的独立审判带来巨大压力，也将错判的责任转嫁给了自己的“下级”——京山县法院。
其次，要处理好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司法领域，重点就是要处理好政法委与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宏观领导。但这里依旧存在着领导方式转变的问题。无可否认，政法委针对具体案件在公、检、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为这些部门之间“相互沟通”创造了条件，但不利的是，这种“集体协调”极易给后续的司法判决定下基调，从而难以保证法院根据客观依据独立审判。而一旦出现错判，责任也是“集体的”，相应的责任也无从追究。
再次，要明确国家对公民的赔偿责任，完善公民个人的权利救济制度。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之后，法律就成为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了。法治与人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法治强调的是公民借助至高无上的法律对庞大的国家权力的约束，公民可以运用法律来抵制国家权力的非法干预，在遭到国家权力损害时可以借助法律取得赔偿。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无法可依的尴尬更多地源于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我们在佘祥林案中看到这样一些事实：佘母四处申诉，结果却被关了9个月，放出时已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案件真相大白，佘却面临取得赔偿的困难。权利救济制度的缺乏，导致了公民对国家机关责任监督的缺失，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解着。
法治，本来要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与社会之间竖起一道屏障，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的自由裁量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但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法律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分配上并没有达到平衡。在国家一方，法律赋予的权力远远超出了它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在公民一方，法律的约束作用远远超出了其保护的功能。结果，公共权力一旦违法行使，就很难追究责任；而公民权利一旦受到公共权力的损害，也很难获得赔偿。由是观之，要将法治理想变成现实，强化国家机关的法律责任，实在万万轻视不得。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博导)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直以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则。而实现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转变，离不开对法律程序的遵守，因为在法治社会，透明、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是执法和司法领域排除人为干扰的重要保证，这或许就是在一些冤案发生后，很多专家、学者大声呼唤“程序正义”的原因。毫无疑问，加强司法程序规范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环节，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性。实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是捍卫法治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国家机关。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无权力的责任，也没有无责任的权力。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按照以往的观念，每当提及这一原则，很容易想到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往往忽略追究国家机关的违法责任这一面。这是因为法律被习惯地视为官管民、国家管理公民的工具，殊不知在法治社会，法律不仅是调整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更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的工具；法律不仅要管民，更要管官，公民需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国家机关同样需要对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对国家机关的行为，也需做到“违法必究”，否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无须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承担后果。这样一来，公共权力就有可能沦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或者为其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开辟通道。
我们看到，违法办案的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个别案例中。前几年，河北、陕西等地发生的如“逼良为娼”的“麻旦旦事件”等，与最近媒体披露的数起冤案一样，都存在办案人员知法犯法、刑讯逼供的行为，显然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取证等方面的程序规定。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不无关系。因此，在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强调其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同时，更离不开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建立和完善执法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首先要在执法、司法部门之间合理分配职能，明确相应的责任。从我国目前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横向关系看，公、检、法之间过于“一体化”，各自缺乏独立性，以致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出现“彼此通气、相互协调、相互印证”的现象。而从纵向关系看，尽管宪法规定，我国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只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各级法院各行其职、独立审判，但这种“业务指导”往往变为间接的“上级指令”，下级法院往往不得不“听取上级部门的意见”，接受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年度任务”。如此一来，就在实际上抵消了“各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的规定，也为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混淆职责提供了可能。在佘祥林案中，荆门市中院将本来应由自己再审的案件发回京山县法院重审，违反司法审判程序仅是表象，推脱责任才是其本质。荆门市中院之所以这样做，实是为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体现民意”。然而，这样一来，不仅给京山县法院的独立审判带来巨大压力，也将错判的责任转嫁给了自己的“下级”——京山县法院。
其次，要处理好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司法领域，重点就是要处理好政法委与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宏观领导。但这里依旧存在着领导方式转变的问题。无可否认，政法委针对具体案件在公、检、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为这些部门之间“相互沟通”创造了条件，但不利的是，这种“集体协调”极易给后续的司法判决定下基调，从而难以保证法院根据客观依据独立审判。而一旦出现错判，责任也是“集体的”，相应的责任也无从追究。
再次，要明确国家对公民的赔偿责任，完善公民个人的权利救济制度。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之后，法律就成为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了。法治与人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法治强调的是公民借助至高无上的法律对庞大的国家权力的约束，公民可以运用法律来抵制国家权力的非法干预，在遭到国家权力损害时可以借助法律取得赔偿。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无法可依的尴尬更多地源于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我们在佘祥林案中看到这样一些事实：佘母四处申诉，结果却被关了9个月，放出时已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案件真相大白，佘却面临取得赔偿的困难。权利救济制度的缺乏，导致了公民对国家机关责任监督的缺失，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解着。
法治，本来要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与社会之间竖起一道屏障，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的自由裁量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但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法律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分配上并没有达到平衡。在国家一方，法律赋予的权力远远超出了它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在公民一方，法律的约束作用远远超出了其保护的功能。结果，公共权力一旦违法行使，就很难追究责任；而公民权利一旦受到公共权力的损害，也很难获得赔偿。由是观之，要将法治理想变成现实，强化国家机关的法律责任，实在万万轻视不得。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