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春天，往往把它与江南联系起来，因为北京虽有“春季”，但几乎没有春天。当年在北京郊区（现在都纳入了市区）种地时，脱了棉袄，就穿背心，冬天姗姗而去，盛夏匆匆而至；就是原野中的荒草，刚刚看到嫩芽破甲萌生，转眼就是“孟夏草木长”了。因此，北方人，特别是北京人要领略春天、沐浴春光最好的去处就是“江南”。30多年前我在《文学遗产》作编辑的时候，每逢“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都要到外地组稿，特别要去长江下游、太湖周围的“江南”，那里不仅仅“春色冠年芳”，而且也是人文渊薮。
　　从“江南”到江南
　　“江南”这个词出现很早，先秦文献中就有，例如《楚辞·招魂》中的名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的涵盖面是很大的，凡是长江之南皆可称“江南”。《招魂》中的“江南”指的是现今湖南。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中的“江南”则包括了南朝梁的全部领地。宋代以前许多关于江南的绮语丽词，大多泛指长江之南。乐府古辞中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丘迟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等，都与现今词语中的江南有很大不同。
　　两汉以前，长江流域的文化虽然也自有谱系（如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还是相对落后的，起码中原人士是这样看的。楚人陈相放弃了儒家学说，而改学产于长江流域的“许行之学”，被大儒孟子批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也就说中原是正统的“夏”，而楚人之学是“夷”。又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弃“夏”学“夷”就是“下乔木”入“幽谷”。庄子也把“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到野蛮地区卖礼服）视为愚昧之举。即使到了汉代，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长江流域仍有百越遗风。
　　经历了两汉的南北融合，和东汉以后的兵连祸接，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步南移，特别是从晋朝南迁到南朝（宋齐梁陈）这近300年中，长江流域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南朝文化系统逐步形成，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经历了“五胡乱华”中原。待隋、唐统一中国，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江南在经济文化习俗上的相对独立性也日益彰显，这在唐朝地域行政建制中也表现了出来。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将“古杨州（《禹贡》中所确立）之南境”分割出来，建立了“江南道”。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盛唐期间（唐玄宗天宝间）又将“江南道”分为东西，“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可简称“江西”，又称“江右”；“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可简称“江东”（李清照就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或“江左”。我们今天常说“江南”这个概念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从唐末到宋朝的建立的近百年间，中原又一次陷于战乱，江南一带虽然亦有其问题，但社会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稳定，经济文化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宋朝建立之初中原文化大幅度衰退，而江南文化处于领先地位），中原士人甚至把这里作为躲避战乱的场所，甚至是“安乐窝”。晚唐韦庄的《菩萨蛮》组词中有两首写到了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江南”成为“白头誓不归”之地。
　　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历史上唐宋两代常常并称，其实两代差别是非常大的。先从经济上来说，两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别是很大的，宋代的生产力起码是唐代的十倍以上，货币发行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唐代铸币的也不少，保持每年铸钱十万贯左右，到了宋朝，每年平均下来都是一百多万贯，铸币多的时候一年可达到五六百万贯。因为中国产银量、产铜量、产金量都非常的少，宋朝大量的铸钱还不够使，就铸铁钱，宋代铁钱非常多。宋代之所以有了“交子”（纸币的雏形）的发明和流行，其原因就在于金属货币不能满足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
　　两宋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遥遥领先历代各朝，最高时达到14000贯文。这个数字是清代末年有了“洋务”之后才达到的。
　　宋代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一个朝代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农业。历数古来“盛世”都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关。像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就与农业生产力突破性的进展有密切的关系（如农具改良、代田法实施等，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近千斤），盛唐则与小麦进入国人主食有关（石磨的发明与改进，小麦从“粒食”到“粉食”），两宋则与占城（今越南中部）稻种引进有极大关系。北宋真宗关心粮食生产：
　　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穗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宋史·食货志一》）
　　宋真宗先在宫苑中试种，认识到占城稻产量优势后，则大力推广（3万斛相当500万斤）。占城稻生长期短（一般水稻的一半），南方可种双季，北方可施行“一稻一麦”；产量高，对土地和水要求相对不高。占城稻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宋代粮食生产登上古代最高台阶，宋代人口最多时达到1亿2千万，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1400斤以上。引进占城稻受惠最多的当属于太湖周围，当时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四朝闻见录》）的谚语。
　　宋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与前代不同，过去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农村，而宋代的发展主要依赖城市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一点我们从税收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北宋末工商税占到全部税收的70%以上，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于城市。不仅仅是汴梁、临安这些大城市，也包括诸多的中小城镇。这些城镇许多属于两浙路或江南东路，如江宁、镇江、平江（今苏州）、常州、湖州、明州（今宁波）等地。这些沿运河城镇把“江东”城乡联系起来，构成了后世所谓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其代表就是杭州、苏州，当时民谚中就有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吴郡志》）之说。 　　关于南宋以临安（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文化、文明的高度发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很细致的描写，他认为这是宋朝进入“近代的标志”。
　　谢和耐在书中指出，在8世纪，中国的南方，“由于其沉闷并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可是到了北宋中叶以后，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卷，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无所不在的国家掌握了许多商业部类，并通过一种国家专卖权体制和间接税收而获得其主要岁入。在社会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这就是外国一些史学家认为宋朝已经踏入“近代”门槛的理由。此后虽然经历了战争和蒙元铁蹄的蹂躏，但东南一带经济文化的积累已经形成，江南风月虽然也一度蒙尘，但其一经拂拭，照样光辉依旧。难怪词人“懒去蓬莱三岛，且看江南风月，一住数千年”了。
　　生于东南，游于都会
　　明清以来江南就成为人们的向慕之地，明末喜欢旅游的李渔就把“生于东南，游于都会”视为人生乐事。身居大都，官至翰林的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虞集，久在燕京朝堂伴君，为一些汉族士人所艳羡，但他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屏风围坐鬓毵毵，银烛烧残照暮酣。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听雨》）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风入松·寄柯敬仲》）
　　当时“柯敬仲”退居吴下，这里“杏花春雨江南”就是指江浙一带，“杏花春雨”也成为美丽江南最有代表性的意象，直至现在，其仍与“骏马秋风冀北”并列为柔美与壮美的象征。
　　80年代初，我与同事卢兴基先生春末到江南组稿，第一站是上海，从上海到杭州，从杭州乘夜航船听着运河的水声，穿过太湖，次日晨到苏州。苏州是老卢父母家所在，到了苏州，老卢就回家陪90岁父母了，我一个人住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招待所。这里距网师园很近，每天吃完早点带上一本书跑到网师园里一坐，这个园子不像拙政园、沧浪亭那样有名，园子又小，建筑简洁、平直，不以巧思取胜，反而别有风味。但那时还没有开展旅游，苏州本地人都上班了，园子里很静，有时我能在殿春簃前坐上半天，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墙犄角芭蕉的新绿，享受宁静和欣欣生意。而且常有温柔细雨不期而至，令人顿生“江南春雨最多情”之感，30多年过去至今尚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