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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政治高度统一，经济空前繁荣，持续近400年，中国历史长河中可谓承前启后。汉代经济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国家的统一，多种文化思想的汇集、传承影响着汉代色彩观念的形成，加之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使色彩观念受到重大影响，统治者的意愿规范着思维模式的发展。本文初步归结为四个方面：汉承秦制、“五德终始”、汉武帝及儒家思想、厚葬之风盛行。继而讨论汉墓壁画色彩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汉墓；壁画；色彩观念；历史背景
汉代色彩观念的发展、演变，与历史背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故对汉代历史背景的梳理，旨在探寻色彩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
1汉承秦制
汉政治结构、政区体制等沿用秦制，同时其吸取秦灭亡的教训，统治思想与秦有别。政治体制的沿用与色彩观念形成具有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秦建立了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其权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立法、监督、任免等各个方面，正如“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汉朝承袭了该模式。因此，统治者的审美取向在色彩观念的走向中占很大比重，为汉形成较为稳定、统一的色彩价值取向提供政治基础。其次，汉继承郡县制管理模式。汉武帝之后，形成更细的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中央主体模式的色彩取向也会出现多元、丰富的色彩样式。因此，政区划分的具体背景同样影响着色彩的诸多方面。
汉同样承袭并发展了严格的官宦等级制度。关于这点，统治者将色彩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段，最为直观的区分了等级的差异性，正所谓“色之用，别尊卑，明贵贱”。譬如秦实行佩绶制，《秦会要·舆服》有载：“皇帝佩黄赤绶，诸侯王佩赤绶，诸国贵人、相国佩绿绶，将军佩紫绶”“秦始皇（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统治者用色彩区分了不同身份的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的用色规制。到了汉代，更是继承、拓展了佩绶制，正如《后汉书·舆服志下》：“乘舆黄赤绶”；“诸侯王赤绶”；“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公、侯、将军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百石青绀绶”。可见汉等级观念不但继承了秦，还使之更为细化。
2朝代更替与“五德终始”
与汉代色彩观念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还有“五德”关系的传承。正如“五德轮转说”，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受某种“德性”主导，提出“五德始终，天道循环”理论。“五德”形成就是阴阳五行思想的对应，即“五德”对应金、木、水、火、土。用来解释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以及皇朝的兴衰。正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中“承运”二字就寓意着朝代“德”运。而“德”运最直观的表达就是与五行相对应的色彩，即“五色”象征。譬如，黄帝土德，尚黄；夏代木德，尚青；商代金德，尚白；周代火德，尚赤；秦代水德，尚黑。秦尚黑，在《史记·始皇本记》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
3汉武帝及儒家思想的推行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次高峰。其加强皇权，建立中朝，颁布推恩令，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派御史对地方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军事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辅佐，北胜匈奴、东灭朝鲜、南诛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的版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交融。并且，汉武帝两次派张骞通西域，与中亚、西亚建立联系，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正是由于该历史背景，壁画色彩也必然呈现出与都城不同的区域差异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凿以及版图扩展的背景，民族融合加剧，少数民族的审美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汉人的思想观念当中，这点同样解释了边郡地区汉墓壁画色彩出现的区域个性。
另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因此，汉代艺术被用于教化，宣扬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色彩也在这种礼仪、教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色彩在此時赋予了更多礼制下的内涵与价值。
4厚葬之风盛行
汉代墓室壁画能够迅速发展、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正是汉代厚葬成风的历史背景。汉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厚葬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灵魂不灭”观念深入人心。该观念的发展在西汉、东汉有些许不同。西汉时期，为了认识自己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探索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加之早期神仙方士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人死后会羽化升仙，到达另外一个极乐世界。这点在西汉墓室壁画中就能得以印证，壁画出现大量驭龙升仙、驭鱼升仙、驭鹤升仙等形象，以及天门、羽人、天象等图像。由于图像内容多为神话、升仙题材，在现实中并无参照，其色彩的使用更多的是人们对图像的主观认识，而这种主观认识势必受到当时人们色彩观念的影响。
东汉时期，出现了“鬼”的概念，就是说人死后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灵魂同样不会消亡，在这一世界像活人一样继续生活，故将死者当作生者一样对待。故人们希望人死之后能够过上像生前一样幸福的生活。正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与西汉相比，色彩观念融入了更多的现实因素。
第二，汉代统治者对孝道的提倡，即以“孝”治天下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对孝道的崇尚，并非口头上的，提倡孝道，褒奖孝行，人才选拔、推举、任命中“孝”成为考量的重要标准。更是设立了“孝廉”为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同时汉武帝赞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思想，直至平帝时，将《孝经》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东汉这种思想影响更甚，统治者将《孝经》看作治国安民的法典。伴随着“视死如生”思想的盛行，厚葬成为体现孝道最为直接的表达，进而导致厚葬成风。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厚葬盛行的历史背景，推动了墓葬美术的发展，而色彩正是表达这些内容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伴随着地上、地下思想观念的统一与演变，色彩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从早期主观意识色彩占主导，到后来融入了更多现实色彩因素。
关键词：汉墓；壁画；色彩观念；历史背景
汉代色彩观念的发展、演变，与历史背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故对汉代历史背景的梳理，旨在探寻色彩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
1汉承秦制
汉政治结构、政区体制等沿用秦制，同时其吸取秦灭亡的教训，统治思想与秦有别。政治体制的沿用与色彩观念形成具有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秦建立了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其权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立法、监督、任免等各个方面，正如“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汉朝承袭了该模式。因此，统治者的审美取向在色彩观念的走向中占很大比重，为汉形成较为稳定、统一的色彩价值取向提供政治基础。其次，汉继承郡县制管理模式。汉武帝之后，形成更细的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中央主体模式的色彩取向也会出现多元、丰富的色彩样式。因此，政区划分的具体背景同样影响着色彩的诸多方面。
汉同样承袭并发展了严格的官宦等级制度。关于这点，统治者将色彩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段，最为直观的区分了等级的差异性，正所谓“色之用，别尊卑，明贵贱”。譬如秦实行佩绶制，《秦会要·舆服》有载：“皇帝佩黄赤绶，诸侯王佩赤绶，诸国贵人、相国佩绿绶，将军佩紫绶”“秦始皇（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统治者用色彩区分了不同身份的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的用色规制。到了汉代，更是继承、拓展了佩绶制，正如《后汉书·舆服志下》：“乘舆黄赤绶”；“诸侯王赤绶”；“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公、侯、将军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百石青绀绶”。可见汉等级观念不但继承了秦，还使之更为细化。
2朝代更替与“五德终始”
与汉代色彩观念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还有“五德”关系的传承。正如“五德轮转说”，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受某种“德性”主导，提出“五德始终，天道循环”理论。“五德”形成就是阴阳五行思想的对应，即“五德”对应金、木、水、火、土。用来解释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以及皇朝的兴衰。正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中“承运”二字就寓意着朝代“德”运。而“德”运最直观的表达就是与五行相对应的色彩，即“五色”象征。譬如，黄帝土德，尚黄；夏代木德，尚青；商代金德，尚白；周代火德，尚赤；秦代水德，尚黑。秦尚黑，在《史记·始皇本记》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
3汉武帝及儒家思想的推行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次高峰。其加强皇权，建立中朝，颁布推恩令，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派御史对地方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军事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辅佐，北胜匈奴、东灭朝鲜、南诛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的版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交融。并且，汉武帝两次派张骞通西域，与中亚、西亚建立联系，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正是由于该历史背景，壁画色彩也必然呈现出与都城不同的区域差异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凿以及版图扩展的背景，民族融合加剧，少数民族的审美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汉人的思想观念当中，这点同样解释了边郡地区汉墓壁画色彩出现的区域个性。
另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因此，汉代艺术被用于教化，宣扬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色彩也在这种礼仪、教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色彩在此時赋予了更多礼制下的内涵与价值。
4厚葬之风盛行
汉代墓室壁画能够迅速发展、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正是汉代厚葬成风的历史背景。汉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厚葬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灵魂不灭”观念深入人心。该观念的发展在西汉、东汉有些许不同。西汉时期，为了认识自己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探索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加之早期神仙方士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人死后会羽化升仙，到达另外一个极乐世界。这点在西汉墓室壁画中就能得以印证，壁画出现大量驭龙升仙、驭鱼升仙、驭鹤升仙等形象，以及天门、羽人、天象等图像。由于图像内容多为神话、升仙题材，在现实中并无参照，其色彩的使用更多的是人们对图像的主观认识，而这种主观认识势必受到当时人们色彩观念的影响。
东汉时期，出现了“鬼”的概念，就是说人死后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灵魂同样不会消亡，在这一世界像活人一样继续生活，故将死者当作生者一样对待。故人们希望人死之后能够过上像生前一样幸福的生活。正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与西汉相比，色彩观念融入了更多的现实因素。
第二，汉代统治者对孝道的提倡，即以“孝”治天下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对孝道的崇尚，并非口头上的，提倡孝道，褒奖孝行，人才选拔、推举、任命中“孝”成为考量的重要标准。更是设立了“孝廉”为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同时汉武帝赞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思想，直至平帝时，将《孝经》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东汉这种思想影响更甚，统治者将《孝经》看作治国安民的法典。伴随着“视死如生”思想的盛行，厚葬成为体现孝道最为直接的表达，进而导致厚葬成风。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厚葬盛行的历史背景，推动了墓葬美术的发展，而色彩正是表达这些内容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伴随着地上、地下思想观念的统一与演变，色彩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从早期主观意识色彩占主导，到后来融入了更多现实色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