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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等单位联合举行了纪念萧乾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萧乾先生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向上海鲁迅纪念馆赠送了三卷本《尤利西斯》和萧乾先生的一些遗物。此书是萧乾先生在八十高龄前后和文洁若先生共译的。先由文先生直译,后由萧先生在此基础上润色意译。两人付出了巨大辛劳,终于成就了这本文学“天书”的最佳译本。为此,朱镕基致信祝贺并高度赞扬。那么萧乾先生是什么时候接触这本书,又是什么时候动念翻译此书的呢?
1940年6月3日,时在英国的萧乾给胡适寄了自己的《篱下》和两期《P.E.N.News》(《国际笔会通讯》),同时给胡适写了封信。这是萧乾首次给胡适写信,也是首次直接交往。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应怎样介绍自己。我只六年前在海甸燕大礼堂上看见过您,但您一定看不到我。1937年我在珞珈山通伯先生家避难,您访陈先生辞行时,我不巧刚过江。但我读书上最好的老师今甫先生(指杨振声——引者),写作上最好的老师从文先生,恰巧都是您的‘门生’。所以论辈数,我是称不起您弟子的。但和这一代千万青年一样,我也是您手创的文学革命的产儿。乾是去秋大屠杀序幕揭后来的欧洲,现在东方学院混事。半年来,在此间笔会和汉学界遇到了不少您的旧友,如Mr.Arthur Waley。他们见着中国人,第一句几乎总是打听您的近状,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关切。但他们都相信您的地位是今日中美邦交最好的保障。此间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Joyce《Ulysses》[詹姆士·乔伊斯(爱尔兰)《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有大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满心想恳求您在读书作文上的指教,但目前这欲望是近于‘不识时务’了,只好盼望回北平那一天。请恕我写这草率的‘随便’的信。我不是写给以一代学术大师主持中美邦交的胡大使,是写给五千年来文体的解放者,新文艺的创基人,适之先生。”
这里对此信稍加说明。“您访陈先生辞行”是指胡适1937年9月8日接受国民政府派遣赴美进行抗战宣传,经过武汉时,于12日午饭后去陈垣与凌叔华家拜访并将大儿子胡祖望托他们代为照顾。而此时萧乾正带着“小叶子”王树藏从北平逃难到武汉帮杨振声编中小学教科书,就租住在珞珈山下。“去秋大屠杀”是指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欧战爆发。恰此时萧乾前往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萧乾对胡适的尊敬,胡适在英国文化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交代了萧乾先生什么时候接触这本书和动念准备翻译这本书,以及对翻译这本书可能会给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什么作用的认识。这应该是此信的重心所在。萧乾先生为什么会把这个想法告诉胡适。因为胡适1918年就提出,翻译西方古典文学要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并建议以五年为一个周期,选译一百部长中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部戏剧和五百位散文家的作品,同时亲自实施这一计划,组织翻译出版《中英文化丛书》。萧乾先生对胡适这一做法给予高度赞同。在英国期间的有关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著作中,萧乾先生不仅对胡适的这些做法专门介绍,而且给予高度评价:“与以前的翻译不同,这次是选择那些不光有热情,还要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的出色学者来翻译。几乎每本译著都有长篇序言,书后附有详细的集注。”同时对胡适扶持起来的这种翻译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期望:“翻译完维多利亚时代和乔治时代的古典名著,我们的翻译家自然会抓住机会移植当代英国文学最美的鲜花”,“要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英国,就得读还在世的当代英国作家的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也许正是此书的价值与对“趋势”的判断激励着他。而我们从现在萧、文二先生的《尤利西斯》的译本,也可以隐约看到胡适做法的影响,全书共自拟自释了6000多条注解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
这里顺带说一下胡、萧二人的交往。对萧乾此信,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表明胡适回了信。这不是胡适的风格,但可能由于忙于战时对美外交,以及此时宋子文、高宗武等人到来需要照顾接待,外加蔡元培先生去世国内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举他继任中研院院长引起的风波,胡适无暇无心回信而耽搁下了。1939年底,胡适在演讲中即带着对国联的失望提出了未来“联合国”的观念,“未来的联合国必须是一个‘强制执行维持和平的联盟’”,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时,胡适自然成了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之一。萧乾作为记者以及《大公报》胡政之的随员采访了成立大会。胡适与《大公报》关系一直很好,长期为其写星期论文,在会议期间两人肯定有所接触。遗憾的是胡适当年日记整一年缺失,而萧乾先生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原因避讳“胡适”,在有关文章中也几乎不提这段历史,为这段交往留下了空档。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后,萧乾先生此时在上海,空间的错位以及胡适此时为应付日益复杂的各种局势忙得疲于奔命,两人也没有什么来往,但当《新路》准备创刊时,胡适还是在日记中留下了一笔当时的动议与人事安排:“(1948年1月24日)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农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吴景超一是来征求意见,二是来请胡适给予支持。萧乾由于杨刚的反对没有参加,但为该刊写了稿,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一个始终摆脱不了的“阴影”。
责任编辑肖阿伍
1940年6月3日,时在英国的萧乾给胡适寄了自己的《篱下》和两期《P.E.N.News》(《国际笔会通讯》),同时给胡适写了封信。这是萧乾首次给胡适写信,也是首次直接交往。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应怎样介绍自己。我只六年前在海甸燕大礼堂上看见过您,但您一定看不到我。1937年我在珞珈山通伯先生家避难,您访陈先生辞行时,我不巧刚过江。但我读书上最好的老师今甫先生(指杨振声——引者),写作上最好的老师从文先生,恰巧都是您的‘门生’。所以论辈数,我是称不起您弟子的。但和这一代千万青年一样,我也是您手创的文学革命的产儿。乾是去秋大屠杀序幕揭后来的欧洲,现在东方学院混事。半年来,在此间笔会和汉学界遇到了不少您的旧友,如Mr.Arthur Waley。他们见着中国人,第一句几乎总是打听您的近状,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关切。但他们都相信您的地位是今日中美邦交最好的保障。此间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Joyce《Ulysses》[詹姆士·乔伊斯(爱尔兰)《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有大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满心想恳求您在读书作文上的指教,但目前这欲望是近于‘不识时务’了,只好盼望回北平那一天。请恕我写这草率的‘随便’的信。我不是写给以一代学术大师主持中美邦交的胡大使,是写给五千年来文体的解放者,新文艺的创基人,适之先生。”
这里对此信稍加说明。“您访陈先生辞行”是指胡适1937年9月8日接受国民政府派遣赴美进行抗战宣传,经过武汉时,于12日午饭后去陈垣与凌叔华家拜访并将大儿子胡祖望托他们代为照顾。而此时萧乾正带着“小叶子”王树藏从北平逃难到武汉帮杨振声编中小学教科书,就租住在珞珈山下。“去秋大屠杀”是指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欧战爆发。恰此时萧乾前往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萧乾对胡适的尊敬,胡适在英国文化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交代了萧乾先生什么时候接触这本书和动念准备翻译这本书,以及对翻译这本书可能会给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什么作用的认识。这应该是此信的重心所在。萧乾先生为什么会把这个想法告诉胡适。因为胡适1918年就提出,翻译西方古典文学要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并建议以五年为一个周期,选译一百部长中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部戏剧和五百位散文家的作品,同时亲自实施这一计划,组织翻译出版《中英文化丛书》。萧乾先生对胡适这一做法给予高度赞同。在英国期间的有关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著作中,萧乾先生不仅对胡适的这些做法专门介绍,而且给予高度评价:“与以前的翻译不同,这次是选择那些不光有热情,还要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的出色学者来翻译。几乎每本译著都有长篇序言,书后附有详细的集注。”同时对胡适扶持起来的这种翻译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期望:“翻译完维多利亚时代和乔治时代的古典名著,我们的翻译家自然会抓住机会移植当代英国文学最美的鲜花”,“要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英国,就得读还在世的当代英国作家的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也许正是此书的价值与对“趋势”的判断激励着他。而我们从现在萧、文二先生的《尤利西斯》的译本,也可以隐约看到胡适做法的影响,全书共自拟自释了6000多条注解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
这里顺带说一下胡、萧二人的交往。对萧乾此信,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表明胡适回了信。这不是胡适的风格,但可能由于忙于战时对美外交,以及此时宋子文、高宗武等人到来需要照顾接待,外加蔡元培先生去世国内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举他继任中研院院长引起的风波,胡适无暇无心回信而耽搁下了。1939年底,胡适在演讲中即带着对国联的失望提出了未来“联合国”的观念,“未来的联合国必须是一个‘强制执行维持和平的联盟’”,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时,胡适自然成了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之一。萧乾作为记者以及《大公报》胡政之的随员采访了成立大会。胡适与《大公报》关系一直很好,长期为其写星期论文,在会议期间两人肯定有所接触。遗憾的是胡适当年日记整一年缺失,而萧乾先生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原因避讳“胡适”,在有关文章中也几乎不提这段历史,为这段交往留下了空档。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后,萧乾先生此时在上海,空间的错位以及胡适此时为应付日益复杂的各种局势忙得疲于奔命,两人也没有什么来往,但当《新路》准备创刊时,胡适还是在日记中留下了一笔当时的动议与人事安排:“(1948年1月24日)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农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吴景超一是来征求意见,二是来请胡适给予支持。萧乾由于杨刚的反对没有参加,但为该刊写了稿,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一个始终摆脱不了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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