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民 笔名“齐天大”。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出版《妈妈的舌头》《爸爸的舌头》《马桶三部曲》《自由之家逸事》等文学作品十余部以及学术著作《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
　　
　　这个题目，需要跟读者交代一下。这里的马，既不是《马氏文通》的“马”，也不是《马桥词典》的“马”;这里的新，既不是《新笑林广记》的“新”，也不是《庄子新编》的“新”。这里的“马”是马来西亚，“新”是新加坡。2017年7月25至31日的一路“小跑”，把这两个南洋国家走马观花了一番，其中能用图像记录的都曾发过照片，但唯有语言的那些零零碎碎，照片是照不出来的。我想借此文谈谈我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日常语言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一
　　精通五种语言的马来西亚导游阿强——一个将头发用发胶固定成一块黑色魔方的帅小伙，每次手拿起话筒的时候都说一声“test one two three！”然后才用华语（普通话）开说，我问他你为啥那样子说？他说：“你不是会英文吗？我在说test one two three呀！” 我琢磨下，明白了，原來他每次拿话筒都固定仪式似的说的这个英文句子，起到了我们平常拿话筒时习惯喊“喂、喂”的作用，是在测试话筒灵还是不灵，只不过在阿强那里，他用的是一个英文句子。不知道用英文做母语的英国人有无这种习惯，反正我在北美的生活经历告诉我，那里是没有的。
　　阿强的“阿”也颇有意思。广东一带的人在人名前面惯用个“阿”字，阿强不仅在自己名字头上加上了这么个前缀，就连北京去的全陪王导游王小姐，他也顺嘴称呼为“阿玥”——可王导是北京典型的大大咧咧的妞呀——在最后一天她竟把手机都弄丢了。“阿”听上软软的，挺具备南方人小巧的特点，倘若你把东北大汉土匪们也“阿、阿”地叫，比如管座山雕叫“阿山、阿雕”，管杨子荣叫“阿荣”，说“阿荣一枪击毙阿雕”，就显得滑稽了。
　　说到阿玥丢手机——在曾经险象丛生（某金姓男子在那里遇害）的吉隆坡国际机场——那种狼狈相，是可以想见的。导游是啥，是将一个团队原本是乌合之众黏合一起的那个灵魂人物，是一个旅行团穿针引线的那根针，当针的眼——手机失踪了，我等团员，有一种被放飞的无着落感，好在后来失而复得——原来阿玥将手机落在了行李箱，而阿玥上次丢手机，是不久前在北京的一个湖——她的手机掉湖里了，淤泥太深，捞吧，有生命危险，就换新的了。我们都劝身为国际导游的阿玥小姐即便丢手机，也要等大家回到北京再丢，或者至少等下一个新型号的机子——推出来后再丢呀。
　　阿强最令我敬佩的，是年方二八（真的二十八岁）的他，说自己会五种语（方）言——华语（普通话）、马来语、英文、广东话、客家话。阿强的华语除了总爱夹带个语病“这样子似”之外，毫无问题，但我注意，当阿强在清点人数的时候，是用广东话数数的：“呀，伊，桑，塞……”引用本人在拙著《妈妈的舌头——我学习语言的心得》中的理论，广东话才算是他真正的母语——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就发现操多种语言的人在数数和做梦时，是只用母语的。果然没错，我问阿强他思考问题时用什么语，他想了想，说还是用广东话——他的爷爷的爸爸是广东人，是乘“猪仔船”来南洋的。在阿强那满脸拙朴阳光的表情上，我们能解读出传统意义上的“华侨”的含义，这，似乎和新加坡的华人有微妙的不同。
　　说回阿强的那个语病“这样子似”。当然，这个“似”是“是”没发音准确的结果。每当阿强说一段过长的话，在马上要换气的时候，都夹杂着这么一个小零碎。我提醒阿强，他先憨笑下，说：“可能是我的语病吧！”语病谁都有，比如，多年前我公司原来有位老兄总爱在想不清什么情况的时候，说一个“这个事情”。还有，加拿大人总爱在句子尾巴上加上个“欸！”——这是你判断加拿大人美国人英语的唯一窍门。再有，说黏着语的日本人总爱在句子尾巴上莫名其妙地加上一个“克雷多摩”的缀子，它本来是给转折的连词，可有人转不转折都加，我就发现这是个语病，是个无意义的语缀，是用作倒气息的。阿强的那个“这样子似”，也是等同于日文的“克雷多摩”，也是一个黏着于他上句话下句话之间的一个 “语言的盲肠”，虽说可有可无，但对阿强来说，不用他难受。或许，他本人从没意识到他在说“华语”时有这么个“个人特色”——那么难道，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吗？其他的马来华人是否也有？再有，“这样子似（是）”是“是这样子”的倒装，阿强把“是”系动词放在了词尾。理由不用说：他假如说“是这样子”，就会在开头用力，就不是个滑溜自然的“过渡缀子”，就不会像“克雷多摩”那样顺嘴溜出来了。这，还蛮有意思的吧！哦，我还注意到，当阿强说“是这样子”的时候——在开始说话时说，“是”是在最前面而不是倒装的。
　　由会五种语言的阿强想到了民国人氏辜鸿铭，因为他也是“大马”出生的。我想到其实辜鸿铭也没什么好狂的——用他那传说的会多门语言的“罕见天赋”——人家阿强也没狂呀，俺老齐还没狂呢！出生在那样一个多语言的地段——英属马来西亚能讲流利的英语和马来语，于阿强和辜鸿铭来讲再稀松平常不过，就好比是那地方的天气，总是一会儿雨一会儿云的，将几种语言翻云覆雨地自由转换，是那里人的特异功能。我还是想到受国人推崇的那个喜欢在洋人面前卖弄语言本事和戏耍洋人的辜鸿铭——注意，他还是个中西混血儿呢——一个人再如何在异种人面前示强，又能于当时国弱的大局如何呢？就好比有一个人当着众人的面调戏老虎，围观众人欢呼雀跃，却也改不了一不留神让老虎吃了的“基本面”嘛。
　　二
　　不说阿强和辜鸿铭了，说说新加坡的地陪“苗苗”。苗苗一眼看上去是东北女孩儿，一耳朵听上去也是东北女孩儿，比如也爱把“是”发音成“似”，不过是东北味道的“似”。我于是问她，她说她父亲是东北人，是个木匠，上世纪七十年代来的南洋。第一天，我始终怀疑苗苗并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来的——就凭她那个东北味的“似”。第二天，当我再细听苗苗介绍那个她蛮以为荣的按规定每星期五定时开展 “鞭刑”的“新加坡国”时，我发觉苗苗的口音中已经没有半点东北味道了，变为了地道的“南洋腔华语”，由此我相信她就是在狮城成长的“新加坡人”，那东北味呢？我猜测，一定是“上团”前她刚和老爸“唠”了半天，将“家的味道”染上了，连口音带东北姑娘的做派都原汁原味带到了“工作岗位”——“团”里，过了一天呢，她就回复了原味，就讲起通用的“星洲华语”了。 　　新加坡那个“国”的特色我不想细聊，但“新加坡华语”还是蛮有意思的。首先，它使用的是简体字，其次，它十分接近普通话，听不到台湾“国语”的那种“嗲腔”。语言政策是重要国策之一。我想，当初新加坡没用港台的繁体字，和中国大陆“保持一致”，一定是有一番苦心的。
　　关于华语的应用，2017年7月28日的《联合早报》共有两篇议论文，一篇是《简体字惹的祸？》，另一篇是《营造亲母语的环境》。第一篇批评简化汉字的时候有失误之处，比如将“游”原本的“走之”旁置换成了三点水旁——难道山里也能游泳吗？还有“圣”“设”等字简化得也不妥。第二篇则为星洲华人青年之间不再爱讲华语只讲英文和城市标识汉字使用率低下而焦虑。的确是的，我在新加坡的金融中心闲坐时留意听华人白领的对白，发现他们即使在同种族聚会或两两交谈时，也都喜用英文。见同族人讲另外一个种族的母语，于本人，是一种不舒适的感觉——即便本人也曾在很久以前生活于一个非母语的国度。不过，英文毕竟是一种国际通用资源，即便占新加坡五百多万国民中80%多的华人全说英语，加起来也不过四百来万人，这于“大华人圈”不啻是一份无形资产，也算是一项“软实力”吧。碰巧，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在紫竹桥附近的肯德基见到印度一家人——爸爸和儿子头上都盘了一个“大花卷”的那种，他们一家人就用咖喱味道的英文从容对着话，也不觉得怎样的违和。新加坡之所以是国际金融中心，这肯定和星洲华人的英语水平相干。新加坡的英语你听上去虽然是独特的有些接近英音，并没传说中的那般土特产的“椰子味道”，也挺顺耳的。我还注意新加坡的英语书面语是相当英殖民式样和“古色古香”的，和北美的用法大相径庭，比如，在进出国境处提示你准备好护照，用的是“Please produce your passport……”，“produce”好像在北美不是这场合这么使用的吧！
　　狮城的华语也是三教九流的。入夜，你在华人的“大排档”立着耳朵听华人们说话，有时候你能听懂，有时候你听不懂，听懂的是普通话，听不懂的是五花八门的南方方言——当然，苗苗的那口东北味的“华语”，是不太多的。
　　三
　　从“李氏新加坡”再返回马来西亚，从告别有足够理由有优越感的“新加坡人”苗苗到再见到憨直可爱的“华侨子弟”阿强，尤其是不再担心不知犯了什么错就可能被人把屁股打得皮开肉绽——只能在周五，只能用蘸水的藤条抽，这是必须的——感到一种屁股终于被100%带回来了的释然。是呀，当苗苗介绍新加坡的鞭刑的时候，颇有一种国人说国宝大熊猫的自豪，而她的那种环视大陆人的眼神，有那么一瞬间，也仿佛是从藤条鞭梢发射出来的。她说上次就有一个大陆团友在超市习惯性扒窃时被当场擒获并打入牢房，毫无疑问，他/她现在就在监狱中诅咒着某个“黑色星期五”的“哎呀妈呀，可别到了呀！”——因为听苗苗说到此处的那个口吻，挨鞭子是注定的，只是几鞭子的问题了——可是从三鞭子起算哦。在我们住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也是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一位操马六甲海峡味道英语的马来人门童，对新加坡的那种法制不以为然，说那是一种病态——That’s sick！他说，新加坡连烟都不能抽，还是马来西亚好，自由。
　　马来语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它是用英文26个字母写的，这和曾经用汉字后来又不用的越南一样，我忘了问阿强马来语原本是否有自己的字母，是什么时候被拼音化拉丁化了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来语中即便有和英文相近的借用词汇，比如将餐馆写成“restoran”（restaurant），但属于不同语言体系的马来语起初绝对不会是用英文的字符的;这还是英殖民的遗产。
　　别的，就想不起要说什么了。南洋的族裔那么的多，宗教那么复杂，语言那么的丰富——哦，对了，想起在临离开吉隆坡的那个下午，在一个日本三井集团投资的购物中心，见到一个教授汉字书法的摊位。没想到摊主是日本人，学寫字的那家大人孩子也都是日本人。我用王羲之体潇洒地写了“马来西亚 吉隆坡”几个字，那位老师看了，明知道我写得远比他强，也故作无动于衷。还是当帮手的两位男女华裔青年说你写得真好！他们还让我在一个太阳般红彤彤的原型纸上，写一个“寿”字，没写好，写成了“辱”字。但还是挂了上去。压抑不住和那位老师交流，我用日语问他日本人初学大字时临谁的帖，问他知不知道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他说当然知道，他们在日本的知名度也一样高，还说日语管临帖叫“临书”。当然，他写的那个“书”，是繁体的。无论如何，在南洋见到有人在大张旗鼓大庭广众地在那么多元文明的交汇处普及大写的汉字，无论是哪国人在做，于国人和华人，都是件高兴事。
　　不知为啥，除了辜鸿铭，我想到许多和南洋那一带曾经发生关系的过往人物，比如在我的小说集《柴六开五星WC》中有一位“庄总”，是个喜人物，其实他的原型是我的一位相识，是著名侨领庄希泉先生的公子。他就是马来西亚出生的，也会马来文和英文等。另外一个文人，是郁达夫。郁达夫最后那些年一直在南洋一带生活、藏匿、抗日，还在星洲参办过华语报纸，他是一颗中华文学不灭的巨星，也会包括日文、马来文等诸多语言，后来不幸，他最终在南洋被日军谋害，命断在南洋的棕榈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