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鉴于秦王朝 “十三岁而社稷为虚”的历史教训，汉初统治者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治国理论，实行新的统治策略，使王朝长治久安。汉初士人们承先秦遗风，纷纷著书立说，为统治者进言献策，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参考。
　　陆贾就是其中的先行者，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汉初政论家。早年随刘邦平定天下，有辩士之称，曾任太中大夫。他的史学观对汉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开启贾谊和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
　　
　　一、开“过秦”以“戒汉”的汉初史论的先河
　　
　　陆贾“粗述存亡之征”而成的《新语》，详细分析了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指出秦王朝只知“逆取”，不知“顺守”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他认为“极武”、“尚刑”是秦王朝骤亡的首要原因。横征暴敛，“骄奢靡丽”，重利轻义则是秦速亡的另一个原因。此外，陆贾还指出秦王朝用人的错误也是其覆没的一个原因。陆贾认为汉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以“去事之戒”作为“来事之师”，必须反思秦之道而行政，以“仁义”作为治国之根本。可以说，这是陆贾为西汉王朝指出的为政原则，也是其“逆取顺守”论的基础。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道两家思想，把道德和仁义融为一体，作为统治者的治政之本。其仁义治国理论的最根本出发点在于得民，认为“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而能否得民，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治国。他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 “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这里，陆贾明确指出统治者只有怀德于民，民众才会归顺之。当然陆贾提倡仁义治国也并非完全否定法治，他认为治国需要文武相结合，所以他主张以仁义为核心，坚持以民为本，推行文武结合，以文为主的治国方略。陆贾还认为，能否得民还在于统治者要“笃于义而薄于利”，不能与民争利，希望统治者能“不兴不事之功”，从而“稀力役”，“省贡献”，以养民力。他还劝诫统治者要“以仁义为巢”，“选贤任能”，并且对选贤任能提出了“慎微”、“辨惑”两条原则，希望统治者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招纳贤才，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陆贾史学观对汉初政治的影响
　　
　　陆贾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通过对治乱兴衰之理的考察，为西汉统治者制定了仁义为核心、文武相结合的治国原则。他主张统治者应随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汉朝的统治者取得政权后应取缔秦王朝那些“繁法严刑”，“以盛德与天下”，力行仁政。这种主要综合儒、法两家思想而成的义、法结合的思想，至此开始彼此揉杂，适应了当时的统治形势，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促进了中国古代内儒外法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陆贾继承并发展了儒道理论，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汉初与民休养政策的实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陆贾在《新语》中专列《无为》一节，把无为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来说就是要遵行仁义，轻刑罚；尚无为，崇节俭；重教化，用贤人的方针，最终达到“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论于巷，老幼不愁于亭”的政治境界。陆贾的这一主张适应了汉初承秦之弊，国力萎弱，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国家亟需发展实力的形势需要。得到了高祖的称赞并得以推行。此后，无为而治成为汉初治国的指导思想。高祖之后，吕后、文帝、景帝延续并发展了高祖的治国理念，继续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甚至把“无为”上升到了整个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为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无为”思想对汉初民族关系的处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汉匈关系，汉和匈奴间实行了长期的和亲政策，为汉朝赢得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这些与民休养的治国举措正是对陆贾“无为”理论的政治实践。
　　陆贾史学观对当时政治还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就是他提出的以“仁”、“义”等儒家理论治国的设想，促使了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学，从而为封建统治重视文化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的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西汉立国之初，刘邦对于儒学的态度是蔑视的。史称“诸客冠儒冠来者”，就被他“解其冠，溲溺其中”，儒生与他交谈时，也常被无理谩骂。他曾令叔孙通制朝仪，按照叔孙通所定的仪式，百官入宫行“朝岁之礼”，尊卑高下，进退有序，刘邦才知道了“为皇帝之贵”，初次尝到了儒学的甜头。汉九年，刘邦任命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说明他决心用儒家思想培养自己的继承人。汉十一年，刘邦发布了充满儒家色彩的求贤令，开始把儒家的尚贤理论运用于实践。汉十二年，刘邦“以太牢祀孔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尊儒祭孔的先河。这些说明了原来“不好儒”的刘邦，对儒学终于有了新的认识。这个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儒家思想逐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后来汉武帝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责任编辑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