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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仁说，胡同是我保卫的，不信你去看，都在书里。另外，拆也不是我拆的，是政府拆迁办干的。
古建专家王世仁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调查、记录了北京胡同的生存状态，把它们记录在纸上，著作等身。另一方面，他却在古城拆迁规划中，签字同意。他说他了解胡同里老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何以解忧，唯有拆迁。
一位立场中立的人評价王世仁说，第一他是专家，跟政府合作非常紧密的专家。第二，他很复杂，涉及的面也很广，跟北京老城的保护一样复杂。
在面对来自社会舆论对于他是“拆派”的质疑时，他表现得颇为坦然。他说，胡同是我保卫的，不信你去看，都在书里。另外，拆也不是我拆的，是政府拆迁办干的。
他声称自己是保护的实践派，这一称呼基本上是王世仁至今最为认可的。
一个坚定的纸上胡同保卫者
1956年，王世仁毕业于清华大学，1965年“四清”的时候，去了桂林。在桂林一呆12年，1976年，被国家文物局调去承德搞文物修缮，在承德呆了7年半，搞古建筑维修。直至1982年才又回到北京，在社科院呆了一阵子。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古建研究所，王世仁担任所长，直到退休。
虽然王世仁的胡同生活史仅是从1982年以后开始的，但他反复强调，他对四合院也是有感情的。
说到对北京旧城的感情，王世仁特别翻出一本书，念了起来，他说他在那本书里抒发了对北京胡同的无限感情。
“梁思成先生对北京有很浓厚的感情，这一点，我也有，我也常常回忆起落日下古城楼雄伟的剪影，胡同内小妞跳皮筋的欢快身姿……”
然后，他话音一转，“但是”，他有意把这个“但是”语气加重——“感情不能代替现实。”
“面对经过了半个世纪，两三代人仍然挤住在潮湿低洼的危旧房屋中的人群，面对着七十多岁的老大妈冬天在寒风中走过冰雪覆盖的小巷去上厕所，在他们无助的企盼的目光中，我的心在揪紧，我的眼在潮湿，我在为我住在设备齐全的单元楼里清谈保护旧城而感到羞愧。这也是一种感情。”
念完这段文章，王世仁长舒了一口气说，对四合院我有种淡淡的愁绪。他特别把“愁绪”两个字念得意味深长，悲天悯人。
“所以我说”，话锋一转，进入正题。“四合院有价值，就是文化价值。但它是过去的产物，不符合现在宜居的标准，是宗法社会的产物，谁住上谁住下是有规矩的，谁住里谁住外也是有章法的。现在留下那么一段复建的，让人们看看封建社会人的生活方式。留那么一块就可以了。审美的价值。特别对怀旧的人有感情。”
当然，“我从来就反对仿建新的四合院，我这是在谈保护。”
“很多人说我是拆派，我告诉你经我的手保下来了几百个四合院。”
都有哪些呢?
“多了，你知道我编纂的《宣南鸿雪图志》吗?那里头571项，其中四合院占到了一半，都是我实地考察记录下来的。那些照片、测绘图都是我亲自搞的，这些建筑都被我记录下来了。”
可是这些后来多数不都被拆了吗?
“这不是我的责任，又不是我拆的，我所以做这个调查就是要上报领导保护的，至于拆嘛，都是行政官员的事。这个问题你们不该质问我，问拆的人去。”
胡同保卫战
回顾这些年北京城的胡同保卫史，王世仁在其中角色关键。
最早是在2000年。那一年，北京市东城区搞旧城改造，拆到美术馆后街22号。之前，1999年，北京市刚刚确定了25片保护地区的具体范围和保护原则，美术馆后街22号位列其中。
一些民间人士自发组织了“保卫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行动，几个文化名人带头给中央写了信，说这个房子必须保护，理由有三，一是明代建筑。二院子内有精美的砖雕。三它是名人故居。
小院子的拆与保一时间闹大了。
双方针尖对麦芒，彼此相持不下。针对那些文化名人的信，当时的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找到了王世仁。王时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受前者委托参与了对那所院子的考古鉴定。
最终，王世仁在法庭E出具了自己的鉴定报告，彻底推翻了之前那些文化名人提出的保护理由，美术馆后街22号院其后被拆。
回忆当年事，王世仁反复强调自己是冲着那些文化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去的。他说，第一那个建筑不是明代的。第二砖雕是摹绘的画，是软活，算不得砖雕。第三，说到名人故居。他说他查了北京名人故居的资料，那院子不属于，至少是不够级别。“赵紫宸故居”，当年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你要说名人，北京的名人太多了，况且中央当时有政策，不要再搞名人故居了。”
但王世仁又说，私底下，要是让他说了算，他觉得那院子也是个好东西。
但当时不由他说了算，“没有权力决定那个院子是拆还是保。”他只是去作鉴定。说得急了，他说，“我提倡把那宅子一把火烧了，有人听吗?”
2002年，北京南池子改建工程上马。
南池子位于故宫东角，与紫禁城一墙之隔。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市政府确立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其拆迁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南池子代表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拆了，是对其人文环境的严重破坏。
一些专家给中央写了信，工程半途停工，而此时，王世仁第二次出现在民间胡同保卫者的眼前。
这一回，他主张拆迁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南池子进行改造。改造后，南池子保护区内一半区域被整改，之前由专家鉴定的质量相对较好的院落，原计划保留33个，最终仅剩下了11个。
王世仁回忆，当时，拆迁了半截子，撂在那里，东城区的一位领导找到了他和董光器(当时规划院的副院长)。让他们去看去，王世仁看了后说，“拆到这个地步了，很难办，改很难改。只有继续拆。”
但他强调，他还是提出保住了11个院落。至于原计划的33个院落，他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他说，后来东城区的这位领导找到了他的女婿林楠搞南池子的设计规划。因为之前，他女儿和女婿给东城区搞皇城遗址公园，东城区觉得搞得好，觉得他们又懂新建又懂古建，就又把他们请去做南池子规划了。
“这其中跟我毫无关系。第一我没说拆，第二我没参与规划设计。”
这个项目做完后，王世仁至今都很满意。“现在很多人还不满意，就是看到老百姓继续住在水深火热中才高兴吗?”他说。
这期间，王世仁的女儿王葵承建了北京市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部分设计。王世仁解释，那都是当时政府搞的招标，一共有5家公司。他女儿的这家公司入围了。“人家愿意找她，因为她活儿好。”
他说这些事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一天他看到报纸，才想到问女儿。王葵答，招标，政府招标的呀。王世仁方才恍然大悟。
事实上，王当时在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项目中曾经担任规划评审专家。 不过现在，他说他已经不记得了。
你知道我们专家有多难么
2007年5月，东城区东四八条的危改拆迁再度引起社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按照北京市新的规划细则，涉及危改拆迁的地区属于北京文保区规划，不能拆。
但按照王世仁描述，东四八条的论证会是2006年底召开的，当时北京新的规划细则尚未出台。按照旧的规划，东四八条以南是保护区，以北是建筑控制区，八条这个胡同正是分界线。而即将于2007年出台的新规划细则，则规定八条南北都将是保护区。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四个人。事实上，按规定，十人专家组每次要有不少于6个人到场参加论证，六人中，有四个人同意方案，才能上报。而在当时的论证会上，有3人大体同意。
“当时大家都是同意拆迁规划的。比如罗哲文没有来，写信说明，信是这样写的，我给你念：我因早已答应通州文化节的约会并要主持研讨会，故不能参加规划论证。我原则同意市规划和文物部门的意见。实施东四八条、九条的危改项目。”
罗哲文，也是著名古建保护专家，和王世仁一样都是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的成员。
至于当日他们讨论的方案是否合乎法定程序，王答，他也说不上。
之后，舆论大哗。
王说，“由于东四八条的事情引出了网上很多我的东西，也引来了记者。脏水都往我身上泼。你知道我们专家有多难吗?”
“说到底我们专家说话是不顶事的，毕竟权力在于地方官员，来个主张拆的领导，一切都拆了，一个不留。再来个保的，什么都不能动，说实话，我们也很无奈。”
“每次开会拿个信封，我又不缺钱。”说完他掏出一包熊猫香烟，—包96元的那种。
古建专家王世仁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调查、记录了北京胡同的生存状态，把它们记录在纸上，著作等身。另一方面，他却在古城拆迁规划中，签字同意。他说他了解胡同里老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何以解忧，唯有拆迁。
一位立场中立的人評价王世仁说，第一他是专家，跟政府合作非常紧密的专家。第二，他很复杂，涉及的面也很广，跟北京老城的保护一样复杂。
在面对来自社会舆论对于他是“拆派”的质疑时，他表现得颇为坦然。他说，胡同是我保卫的，不信你去看，都在书里。另外，拆也不是我拆的，是政府拆迁办干的。
他声称自己是保护的实践派，这一称呼基本上是王世仁至今最为认可的。
一个坚定的纸上胡同保卫者
1956年，王世仁毕业于清华大学，1965年“四清”的时候，去了桂林。在桂林一呆12年，1976年，被国家文物局调去承德搞文物修缮，在承德呆了7年半，搞古建筑维修。直至1982年才又回到北京，在社科院呆了一阵子。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古建研究所，王世仁担任所长，直到退休。
虽然王世仁的胡同生活史仅是从1982年以后开始的，但他反复强调，他对四合院也是有感情的。
说到对北京旧城的感情，王世仁特别翻出一本书，念了起来，他说他在那本书里抒发了对北京胡同的无限感情。
“梁思成先生对北京有很浓厚的感情，这一点，我也有，我也常常回忆起落日下古城楼雄伟的剪影，胡同内小妞跳皮筋的欢快身姿……”
然后，他话音一转，“但是”，他有意把这个“但是”语气加重——“感情不能代替现实。”
“面对经过了半个世纪，两三代人仍然挤住在潮湿低洼的危旧房屋中的人群，面对着七十多岁的老大妈冬天在寒风中走过冰雪覆盖的小巷去上厕所，在他们无助的企盼的目光中，我的心在揪紧，我的眼在潮湿，我在为我住在设备齐全的单元楼里清谈保护旧城而感到羞愧。这也是一种感情。”
念完这段文章，王世仁长舒了一口气说，对四合院我有种淡淡的愁绪。他特别把“愁绪”两个字念得意味深长，悲天悯人。
“所以我说”，话锋一转，进入正题。“四合院有价值，就是文化价值。但它是过去的产物，不符合现在宜居的标准，是宗法社会的产物，谁住上谁住下是有规矩的，谁住里谁住外也是有章法的。现在留下那么一段复建的，让人们看看封建社会人的生活方式。留那么一块就可以了。审美的价值。特别对怀旧的人有感情。”
当然，“我从来就反对仿建新的四合院，我这是在谈保护。”
“很多人说我是拆派，我告诉你经我的手保下来了几百个四合院。”
都有哪些呢?
“多了，你知道我编纂的《宣南鸿雪图志》吗?那里头571项，其中四合院占到了一半，都是我实地考察记录下来的。那些照片、测绘图都是我亲自搞的，这些建筑都被我记录下来了。”
可是这些后来多数不都被拆了吗?
“这不是我的责任，又不是我拆的，我所以做这个调查就是要上报领导保护的，至于拆嘛，都是行政官员的事。这个问题你们不该质问我，问拆的人去。”
胡同保卫战
回顾这些年北京城的胡同保卫史，王世仁在其中角色关键。
最早是在2000年。那一年，北京市东城区搞旧城改造，拆到美术馆后街22号。之前，1999年，北京市刚刚确定了25片保护地区的具体范围和保护原则，美术馆后街22号位列其中。
一些民间人士自发组织了“保卫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行动，几个文化名人带头给中央写了信，说这个房子必须保护，理由有三，一是明代建筑。二院子内有精美的砖雕。三它是名人故居。
小院子的拆与保一时间闹大了。
双方针尖对麦芒，彼此相持不下。针对那些文化名人的信，当时的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找到了王世仁。王时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受前者委托参与了对那所院子的考古鉴定。
最终，王世仁在法庭E出具了自己的鉴定报告，彻底推翻了之前那些文化名人提出的保护理由，美术馆后街22号院其后被拆。
回忆当年事，王世仁反复强调自己是冲着那些文化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去的。他说，第一那个建筑不是明代的。第二砖雕是摹绘的画，是软活，算不得砖雕。第三，说到名人故居。他说他查了北京名人故居的资料，那院子不属于，至少是不够级别。“赵紫宸故居”，当年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你要说名人，北京的名人太多了，况且中央当时有政策，不要再搞名人故居了。”
但王世仁又说，私底下，要是让他说了算，他觉得那院子也是个好东西。
但当时不由他说了算，“没有权力决定那个院子是拆还是保。”他只是去作鉴定。说得急了，他说，“我提倡把那宅子一把火烧了，有人听吗?”
2002年，北京南池子改建工程上马。
南池子位于故宫东角，与紫禁城一墙之隔。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市政府确立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其拆迁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南池子代表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拆了，是对其人文环境的严重破坏。
一些专家给中央写了信，工程半途停工，而此时，王世仁第二次出现在民间胡同保卫者的眼前。
这一回，他主张拆迁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南池子进行改造。改造后，南池子保护区内一半区域被整改，之前由专家鉴定的质量相对较好的院落，原计划保留33个，最终仅剩下了11个。
王世仁回忆，当时，拆迁了半截子，撂在那里，东城区的一位领导找到了他和董光器(当时规划院的副院长)。让他们去看去，王世仁看了后说，“拆到这个地步了，很难办，改很难改。只有继续拆。”
但他强调，他还是提出保住了11个院落。至于原计划的33个院落，他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他说，后来东城区的这位领导找到了他的女婿林楠搞南池子的设计规划。因为之前，他女儿和女婿给东城区搞皇城遗址公园，东城区觉得搞得好，觉得他们又懂新建又懂古建，就又把他们请去做南池子规划了。
“这其中跟我毫无关系。第一我没说拆，第二我没参与规划设计。”
这个项目做完后，王世仁至今都很满意。“现在很多人还不满意，就是看到老百姓继续住在水深火热中才高兴吗?”他说。
这期间，王世仁的女儿王葵承建了北京市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部分设计。王世仁解释，那都是当时政府搞的招标，一共有5家公司。他女儿的这家公司入围了。“人家愿意找她，因为她活儿好。”
他说这些事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一天他看到报纸，才想到问女儿。王葵答，招标，政府招标的呀。王世仁方才恍然大悟。
事实上，王当时在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项目中曾经担任规划评审专家。 不过现在，他说他已经不记得了。
你知道我们专家有多难么
2007年5月，东城区东四八条的危改拆迁再度引起社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按照北京市新的规划细则，涉及危改拆迁的地区属于北京文保区规划，不能拆。
但按照王世仁描述，东四八条的论证会是2006年底召开的，当时北京新的规划细则尚未出台。按照旧的规划，东四八条以南是保护区，以北是建筑控制区，八条这个胡同正是分界线。而即将于2007年出台的新规划细则，则规定八条南北都将是保护区。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四个人。事实上，按规定，十人专家组每次要有不少于6个人到场参加论证，六人中，有四个人同意方案，才能上报。而在当时的论证会上，有3人大体同意。
“当时大家都是同意拆迁规划的。比如罗哲文没有来，写信说明，信是这样写的，我给你念：我因早已答应通州文化节的约会并要主持研讨会，故不能参加规划论证。我原则同意市规划和文物部门的意见。实施东四八条、九条的危改项目。”
罗哲文，也是著名古建保护专家，和王世仁一样都是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的成员。
至于当日他们讨论的方案是否合乎法定程序，王答，他也说不上。
之后，舆论大哗。
王说，“由于东四八条的事情引出了网上很多我的东西，也引来了记者。脏水都往我身上泼。你知道我们专家有多难吗?”
“说到底我们专家说话是不顶事的，毕竟权力在于地方官员，来个主张拆的领导，一切都拆了，一个不留。再来个保的，什么都不能动，说实话，我们也很无奈。”
“每次开会拿个信封，我又不缺钱。”说完他掏出一包熊猫香烟，—包96元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