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马克思的忠实战友,恩格斯晚年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党内外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对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请教,从而在实践上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为了补偿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从理论上深入地批判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全面总结40年“哲学领域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人类史前社会理论作了创造性的最为详尽的阐述,使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涵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马克思的忠实战友,恩格斯晚年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党内外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对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请教,从而在实践上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为了补偿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从理论上深入地批判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全面总结40年“哲学领域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人类史前社会理论作了创造性的最为详尽的阐述,使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涵,而且具有了更为普遍的世界意义.
其他文献
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理念的必然要求.随着现代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的重视和对犯罪行为惩治的全面化展开,构建一项对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和精神双重保障的赔偿制度不仅在理性上是正当的,在现实中也是必需的.环顾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心理治疗、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诉讼中早已经成为保障被害人民事权益的重要途径,适当借鉴并建立这一制度正逢其时.应当及时构建和完善一种基于严格未成年人保护立场的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治疗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公修课是高等教育领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迫切需要,是新时代法治国家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法治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从公修课的四种现有模式看,隐性课程模式不符合习近平法治思想公修课建设的目的 与要求;核心课程模式符合非法学专业学习需要但容易背离该公修课的初衷;经典解读模式符合法学专业学生的需求,但难以发挥该公修课的育人功能;分组选修制模式契合该公修课的目的 与功能.鉴于此,应分组修订该课程的教学方案,分类建设教材,分批次培训师资,分专业丰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分阶段监控课程质量.
为适应入警便捷机制下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狱内侦查学课程实训教学项目选择、设计思路和实施要点等应在设计安排上紧贴实战、内容排布上便于领会、具体实施上留足学员发挥空间并注重总结提升.
长征中召开的各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领导并做出重大决策的需要,是凝聚共识和统一意志的需要,贯彻其中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无论是遵义会议上双方意见的针锋相对、相互批评的直言不讳,还是苟坝会议变“少数正确”为“多数正确”的逆转,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范例.民主集中制不是呆板的数学公式,不是笼统的抽象思维,不是民主与集中各占多少的粗略比例划分,不是什么时候要民主、什么时候要集中的简单时间把握,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在现实执行中,民主集中制存在割裂论、等同论、拍板
研究罪犯狱内危险行为,构建定量化的罪犯狱内危险行为评估量表,对优化监狱管理、提升监狱治理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罪犯在狱内产生危险行为的具有影响因子的实证调查出发,对这些因子造成的原因进行定量化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构建智能化的评估量表,实现对罪犯狱内危险行为的精准预测.
文化具有软实力特征,意识形态、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等都包含着深厚的力量和能量.文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重要内容,其作用状况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度.现代社会中,文化越来越成为推动国家运行的重要力量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人民群众是文化力量的表达主体和影响文化力量方向的最基本因素,意识形态是主导国家发展方向最根本的力量,理想信念、精神文明、文学艺术等都是影响国家治理质量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增强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包含着运用文化动力促进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方法.
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执政党本质论、价值论、认识论、建设论、治政论等内容,构建起从党的本质到党的建设再到党的领导、从管党治党到治政理政的完整体系.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作出的世界性、历史性伟大贡献.
自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的腐败治理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整党整风与净化队伍为主要特点的运动反腐阶段,以完善法律法规与设立专门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反腐阶段,以及以深入推进制度反腐并“无禁区”地严查大案要案为主要方式的全面反腐阶段,腐败治理取得重要成效.越共的腐败治理经验可以归结为四大方面:一是不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与廉政机制构建;二是积极推动民主表决与权力制衡机制改革;三是努力完善反腐立法、制度配套与党纪构建工作;四是广泛实施党内监督、群众检举与媒体曝光相结合的多维治理.
高空抛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严密刑事法网,有效遏制高空抛物行为,刑法将情节严重的高空抛物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增设了高空抛物罪.该罪的设立,顺应了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高空抛物罪的认定需要对“高空”“抛掷行为”“物品”及“情节严重”等要素予以综合考量.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存在竞合关系,需要加以区分.基于轻罪的附随严重后果,高空抛物罪的司法适用应注意其谦抑性.
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立足总体国家安全事业发展高度,精准科学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构建“大安全格局”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治理体系,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更加鲜明、更为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