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波兰知识分子在“团结工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米奇尼克就是其中一位主要人物，他的非暴力渐进改革和公民社会构想，可以说来自于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
　　 柯氏年轻时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被派往苏联学习，但苏联的极权现象使他转向西左理论创始人葛兰西和卢卡奇，成为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更加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宗教对哲学的作用，在1968年的《教士与弄臣》一文中，他指出教士的哲学和弄臣的哲学是西方文化史上两个最普遍的形式。前者寻求绝对真理，反对多元存在，后者怀疑一切自我证明的真理，反讽统治者但又服从现存制度。二者构成了现代波兰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1968年，柯氏离开波兰，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著名大学教书，此时他已抛弃了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写出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并与西方左派交战。
　　 “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共总理杜布切克向波共领导人哥穆尔卡求援。后者虽遭受过党内迫害，并在1956年坚决抵制苏联干涉，但此时却拒绝杜布切克的请求，甚至派兵参与入侵捷克。令人深思的是，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卡达尔、捷克事件后上台的胡萨克，都遭受过党内残酷迫害，但在上台后全都不思改革，使社会停滞不前。
　　 有鉴于此，柯氏于1971年写出《希望与无望》的名文，指出不能再将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尤其是苏维埃的刚性模式决定了任何根本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体制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持统治机构垄断和不受限制的权力。”无论谁当政，都必须服从使体制永存下去的目标。
　　 他将这种根本改革的“无望”理由概括为七条，其中主要包括：不完全的民主是矛盾的，由于它最终意味着对权力者的不完全限制，异议者要么被宣布为非法，要么被边缘化；严格的等级和服从导致怯懦和缺乏主动性，无视公众意见和利益；由于最小的改革都会导致雪崩，威胁到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既不能扩大，也不能受保护。
　　 在柯氏看来，体制的合法性需要一种刚性的意识形态，否则其目标就会被合法性本身所削弱。由于体制在本质上不允许任何能改变其性质的变化，当局的慈善不可能消除政治和经济问题，向民主或权利的要求让步决不会使社会满足，像“布拉格之春”那样来自下层的压力会不断增大。于是政治生活只能成为一种宫廷密谋，而有计划地摧毁历史记忆和操控所有信息，毁灭了真理的标准。人们的记忆被国家化，人的特征被剥夺。
　　 尽管人们不可能预言体制的弹性，但体制又不是完全刚性的，它具有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要求权力高度集中，而每次权力交接都会面临竞争和安全的两难：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只有破坏体制才能存在，否则就意味着权力斗争的合法化，而这只有在多党制下才有可能。这种情形下，体制最终必然趋向失败主义、机会主义和流氓行为。
　　 与此同时，柯氏也指出希望所在：制度控制的需要与不可避免的社会多元现实之间的冲突，呈现出政治组织外部形式的可能。“对抗压制的最好办法是公众的承担责任。”
　　 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取决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它是可能的。因此，改革者应当思考这样的可能性，通过社会自立和组织，施加有效、渐进和局部的压力，着眼于一个长时期的远景。
　　而作为 “弄臣”的知识分子应当放弃宫廷，同时承担起“教士”肩负的神圣责任，在自治社会中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与政治空间。
　　 柯氏的这一思想启发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正如波兰政治学家米奇尼克后来所指出的，波兰天主教会承认现政权而不承认其意识形态，体制内修正派相信意识形态而不信任现政权，二者都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上层的开明领导，而不是民间力量，所以改革总是难以实现。波兰的现实表明，应当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将改革的聚焦点从国家转向社会。
　　 世俗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教士”的信仰精神与“弄臣”的怀疑精神，同时又警惕“教士”的绝对和“弄臣”的虚无，通过寻求体制外的社会重建，并联合天主教会和体制内修正派，最终建立起一个自由人的共同体。这成为米奇尼克一代知识分子投身“团结工会”运动的思想动力。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