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荆楚大地的应城市,河湖成网,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自古以来,以种植水稻为主,不种杂粮和红苕,即使有少量的旱地,也是种点芝麻和绿豆。夏季收麦子,秋季收中稻,是谷麦二季。人们常年以大米为主食,不吃杂粮。
　　1958年大跃进后,1959年继续大跃进,全县大力推广一季晚梗和双季晚梗,生长期大延长,需水量相应地大增加,而当时的水利条件,却是一季中稻的水利设施。
　　恰逢天公不作美,久旱不雨,抗旱中又大搞大兵团作战的形式主义,一百部水车打对口,看起来非常热闹,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水源没有用到节骨眼上,粮食大幅度减产。加上不实事求是的征购,把群众的口粮、种籽也购走了,致使农民生活困难重重。
　　是年冬季,本应让农民休养生息、生产自救,领导农民度灾荒,可是,上级却布置大办水利,余郑河、短港两个中型水库上马,十几座小型水库开工,加上府河改道,水利任务压了头。
　　农民口粮不足,按年龄定量,16两制的老秤,每人每天分别吃4两、6两、8两、10两,简称“4、6、8、10”。工地上的民工每人每天吃10两米,没有油、荤鲜和蔬菜。干了一个月,群众开始出现浮肿、干瘦病,接着,前后方发生大批饿死人的现象。人们躺在工棚里起不来,工程被迫下马。我们区里上水利的民工,也都回了家。
　　我所在的区下属5个公社,50多个大队,4万余人。大灾当前,人命关天,区社干部50多人全力以赴投入救灾,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干部不仅平时不回家,节假日也放弃了与亲人团聚。有的干部到外地调运粮食回区救人性命,从东北调来的有红苕片,高梁等。有的干部负责办疗养院,全区办了十多所疗养院收治病人,在院里不打针不吃药,就是将煮熟的黄豆分给病人吃,病人就逐步治愈了。
　　1960年至1961年接着干旱,塘堰干涸,河湖水断流,无水下秧。水路不通走旱路,无水下秧种红苕,红苕泼辣耐干旱,又是高产作物,来得快,技术简单容易学。于是,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发展红苕。
　　区、社干部顶烈日战酷暑,带领大小队干部和群众,从沙洋农场和河南省等地购回大批红苕苗,日以继夜地抢栽,从很远的地方挑水浇红苕苗。人们夜间太累了,就在地上睡一会,又马上起来挑水浇红苕苗。第一批红苕苗跑藤,剪下再栽。不仅集体栽种红苕,而且社员个人也在房前屋后,乃至空闲地开荒种红苕。冲田、榜上、畈上、房前屋后,都栽满红苕,简直成了红苕的世界。
　　从1960年起,大家学会了育红苕苗,1960年到1962年,三年红苕大丰收。红苕不便于集体保管,全分给社员,一户一般要分两三千斤,人口最少的也要分一千几百斤。社员家家切红苕、晒成红苕片,户户挖地窖储存。
　　虽然人们长期吃大米,不习惯吃红苕,但是红苕救了大家的命。吃红苕的方式多种多样,生食、煮食、蒸食、烧着吃,有的把红苕蒸熟以后做红苕丸子吃。红苕帮助人们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立下了伟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