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心里，3月5日是一個温暖的日子。1963年的这天，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3月5日就成了“雷锋日”。学习雷锋精神，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行动。雷锋精神集中体现了民族对道德传承的精神追求，传递了人与人间互助友爱的真情，寄托了人们对于“好人”雷锋的期盼。
　　其实，“雷锋”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不难发现“好人”的影子。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而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高度概括。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最高目标。中国传统中对于道德的阐述，是“公德”和“私德”兼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就是说无论穷困与发达，都需要具备道德，德是一個人立身处世最基本的条件。
　　尽管如此，社会对個人道德的要求还是处于主要地位的，因为只有個人道德搞好了，社会道德才会整体提升。“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個人道德的定义。为了追求道德，大多数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由此造就了无数尊老爱幼、仗义执言的“仁人君子”，也不缺乏为個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之人。
　　在传统道德教化中，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慎独”。“慎独”要求人们在独自—人无人监督时，同样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最典型的例子莫若“杨震拒金”。下属王密在深夜送来黄金十两以报知遇之恩，杨震却坚决不要。王密劝说“黑夜没人知道”。而杨震却答：“天知，神知，我知，你知，谁说没人知道”
　　但意识形态的道德并不能约束所有人，现实中既有恪守“天知，神知，我知，你知”的“杨震”，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他们不讲道德是因为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甚至是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所以说，如何让道德在社会中成为普遍遵守的理念，需要行之有效的方式。
　　历史上，对那些道德高尚者，社会和公众都给予了高度认可和鼓励。两汉时期，实行以察举取士，对道德高尚者通过举荐做官。这种制度对抑制世卿世禄、提倡优良德行、不拘格地选拔人才，特别是对社会道德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现代社会，传统道德君子已经转化为“社会好人。”雷锋精神就是传统道德的一個时代体现，其助人为乐、勤俭节约、敬业爱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不外乎传统道德中的“仁人君子”的行为范畴，也就是传统意识中的“好人主义”。在新时期，雷锋精神已经发展演化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包括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成为对当下社会的一种新的道德要求。
　　50年来，雷锋精神历经风雨然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有其成长的道德土壤。无论时代的和社会的变化，人们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从未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雷锋精神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在今天的多元化社会中，如何学雷锋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個重要内容。
　　中国有套培养道德“好人”的标准和方式。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在学习中提高，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有机统一。然后是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最重要的是，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要求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起到榜样模范作用。
　　在市场经济下，传统道德中的“仁义”“慎独”思想与今天的崇尚诚信是一致的。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作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個人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大家都遵守的社会道德。
　　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传统道德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变。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個体的精神境界，促进個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個体全面发展。
　　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现代意义的道德，“好人”才能永远活在时代中。
　　编辑／杜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