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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长篇小说，作家张庆国却为什么一定要把这部可谓煞费苦心的作品命名为《老鹰之歌》呢？如此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与猛禽老鹰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这是我在阅读长篇小说《老鹰之歌》张庆国：《老鹰之歌》，《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4期。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的过程中曾经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只有在先后两次认真地读过作品之后，我方才恍然大悟，作家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老鹰之歌》，最起码有着如下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与历史的记忆紧密相关。我们注意到，“老鹰”这一意象最早与历史记忆发生关联，是在“黄卷”第13节的开头部分。这个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小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围绕着他的马来西亚老婆以及儿孙，“他目光凝固，坚硬而纤细，像两根生锈的铁丝，在空气中轻轻划动，扒拉下窗户上的积尘，模糊看见记忆的老鹰猛扇翅膀，挣扎着飞回中国云南遥远的下关镇”。当然，在小说中，更多地与记忆之鹰缠绕在一起的，乃是另外一位历史的当事人，同样已经是耄耋之年的美国老兵豪斯。由于日渐年迈，豪斯的记忆力大为衰退：“记忆的老鹰有力拍打着翅膀，飞离他的身体，朝着前方苍白刺目的浩渺天空远去。这是今年复活节后豪斯获得的最清晰的感受，他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近几个月来，自己的听力大幅度减退，耳朵的大门在嘎吱关闭，记忆像暴雨冲刷中的地上泥灰，正在大面积地流走，不可避免地消失。”“一声疲惫而修长的老鹰的鸣叫，把马萨诸塞州的夜空和豪斯的大脑照亮了。记忆大门打开，豪斯看见了坠落在农田的飞机和在燃烧机舱里挣扎的战友胡笛，还看见不远处的田埂上坐着泪流满面的中国姑娘陈小姐。”其二，实际上，更进一步地，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与其说是那些行驶在挂壁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形似翱翔在天空中的老鹰，莫如说小说所集中书写表现着的包括小林、老王、胡笛、豪斯等在内的一众抗日战士，乃至于那位看似与抗日无关、实质上却深度介入其中的西南联大女学生陈小姐，内在的精神更逼近于空中之王——老鹰的境界。从这个意义层面上，张庆国的这部《老鹰之歌》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曲充满悲怆色彩的关于抗日战士的生命颂词。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张庆国《老鹰之歌》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具有突出社会学意义的认识论价值。或许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理念一度深入人心，过于强调文学的艺术与审美价值有关，此前曾经被特别强调的文学的认识论价值差不多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文学最本质的功能肯定是艺术与审美功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本质功能的文学认识论价值的存在，却也是不可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老鹰之歌》的认识论价值，乃突出地体现在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那些南洋华侨机工积极回国投身抗日战争的一段历史事实。最近这些年来，随着曾经被严格保密的相关历史史实的被揭秘，我们了解到了很多被遮蔽多年的历史真相。比如，关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对日浴血奋战历史;再比如，关于美国远征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针对日军的并肩联合作战史，等等。但恕我孤陋寡闻，关于当年如同小林这样的南洋华侨技工以如此特别的方式回国参加抗战的历史状况，若非读到了张庆国的《老鹰之歌》，我还的确是一无所知。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司机小林。小林属于那种没有多少弯弯绕的热血青年，他本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早在14岁的时候，就进入梁叔叔的汽修厂做学徒。用叙述者的话来说：“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汽车帮中，小林年纪最小，最兴奋，爱打架……只喜欢冲锋陷阵，享受打打杀杀的感觉，看到别人抱头逃跑和跪地求饶，他就笑得满地打滚。”如此一位生性单纯耿直的热血青年，之所以要跑回祖国来奉献自己的一份技工手艺，以军用卡车司机的身份，积极介入抗战的事业中，与他曾经亲眼目睹好友被日本间谍炸死的一幕紧密相关。因为三位好友的被炸身亡，使得小林备受刺激。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这一场爆炸的发生，遂使得所有日本人在小林的心目中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仇敌。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他的师父、那位在梁叔叔的工厂里担任高级技工的日本人松田。由于内心中复仇烈火炙烤的缘故，小林曾经数次动念想要把松田杀掉。就这样，一方面为了替好友复仇，另一方面也为了逃避对松田的无端误杀，汽车机工小林从遥远的马来西亚跑回中国云南，为了宣泄内心中积郁已久的对日本人的满腔愤恨，他以军车司机的身份投入抗战之中。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为了回国参加抗战，小林甚至做出了抛弃未婚妻梁音音的“残忍”举动。梁音音是梁叔叔的女儿，本来等他们俩成婚后，小林就要去继承梁家汽车修理厂的家业。爆炸事件的意外发生，使得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小林逃跑了，但他却“不是逃婚，是退出了人世的希望”，因为“朋友死了，他活着也没有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林回国参加抗战，其实是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对抗生命的绝望与虚无。唯其如此，面对着时时意味着死亡的战争，小林才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心理。人都说“冲冠一怒为红颜”，到了小林這里，竟然变成了“冲冠一怒为好友”。换言之，小林的回国参加抗战，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构成了他彻底绝望后自我拯救的一种特别方式。
事实上，以海外华侨机工的方式回国参加抗战，小林并不是唯一的特例：“小林的运输队兄弟，都是汇聚新加坡，再同船归国的青年华侨，都说会开车，其实好些人不会开，只是头脑发热，满腔热情，报名回国抗日。”或者，其他那些南洋华侨技工，很可能也如同小林一样，内心里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本血泪账，只不过作家没有展开详细地描写而已。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后来才登场的那位在侨办工作的女孩小黄的爷爷：“小黄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二战援助云南华侨的后代。寸勇为此喜欢而敬重她。她的爷爷是新加坡来的卡车司机，小林的朋友。但关于小林，那个当年常住下关杨家客栈的马来西亚卡车司机，小黄和寸勇都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一个名叫阮秀贞的越南女人跟小林的感情。”除了小林与小黄的爷爷之外，那位只有一次出场机会的牛鼻子，也属于前来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技工：“名叫牛鼻子的汽车修理工五十岁了，来自新加坡，他高鼻梁，大鼻孔，每天晚上都会喝醉。牛鼻子的修车技术非常好，坎坷不平的滇缅公路上，载重卡车沿路猛烈摇晃，最容易损坏。修车是麻烦事，技工严重缺乏，更缺乏懂汽车构造的工程师。在汽车刚刚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时代，亚洲人对汽车相当陌生，中国更是如此。”汽车，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一方面，汽车的出现以及滇缅公路的及时修筑，在很大程度上方便并保障了抗战时期的军事物资运输;但在另一方面，当时不仅需要能够熟练掌握驾驶技术的司机，更需要懂得汽车构造的汽车修理工。正是在如此一种紧急形势下，才会有华侨中司机与汽车修理工的大量招募：“中国政府请求华侨领袖出马，再从东南亚一带，紧急招募大批汽车修理工。”而牛鼻子“就是招募来的杰出汽车修理大师”。请注意，“再从东南亚一带”，只是一个“再”字，就明显透露出此前曾经有过在东南亚一带大量招募司机的行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小林以及小黄的爷爷他们那一批人的到来。就这样，从小林，到小黄的爷爷，再到牛鼻子，一直到那些更多的无名者，作家张庆国通过对历史的一种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先为我们真切地还原了一幅当年南洋华侨技工积极回国参加抗战的生动图景。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如此一种带有明显填补空白性质的南洋华侨技工回国参加抗战的社会纪实描写，这种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就是无法被忽视的。通过张庆国饱含感情的真切书写，我们得以了解到，在很多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中，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华侨们，曾经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过一份独特的贡献。 本书还揭示了当年那些曾经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抗日英雄们，是如何走向了各自飘零的命运的。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分别是老王与陈小姐。老王曾经是国民党在云南地区设立的间谍网的一位杰出领导者，正是在他极富智慧的运筹帷幄之下，不仅把如同小林这样的华侨司机发展为间谍，还最终擒获并消灭了日本在云南地区的间谍头子——那位一贯狡猾无比、隐藏得近乎天衣无缝的山田。可以说，老王不仅为国民党的谍战事业，也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小林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们说的老王，就是小林的邻居，这个玉溪人老王其实是国民党的间谍，老王的杂货店是一个间谍联络站”。“老王朝小林伸出一只手，小林迟疑地看着他，有些发愣，并没有伸出手。老王他太熟悉了，还有些讨厌他，没想到这个可怜巴巴的中年男人竟然是国民党的间谍，世界怎么这样？无法理解。”事实上，正是小林的无法理解，说明了老王在日常生活中自我保护得极为成功。只有在了解到老王的间谍身份后，小林方才明白了他善于伪装以及伪装背后的真面目：“他的表现让小林长了见识，明白老王在人前表现出来的唠叨和畏缩，其实是假的，是掩护。他凶狠而冷血，说到杀死山田，眼里短促的光一闪而逝，透露出狼一样的残忍和坚定。”然而，带有突出背反意味的是，如此一位精明强干的间谍头目，到最后，却落得个不知所终的人生结局。正如作家在被命名为“眼睛”的尾声部分所交代的，到了1952年秋天，西南联大曾经的女学生陈小姐，与已经成为解放军驻村领导的老王，在云南楚雄镇南县的瓦窑村不期而遇：“这个人就是老王，国军云南情报站的首领，小林的上司。陈小姐与老王这个下午在镇南县瓦窑村的巧遇，再次显出了世界的狭小和命运的强大”。实际上，这里被作家所感叹不已的“命运的强大”，借助于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相对成功地写出了一种带有突出神秘诡异色彩的命运感。我个人在关于当代长篇小说长期的追踪阅读过程中，不无真切地体会到，只有那些真正传达出某种命运感的作品，方才称得上是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张庆国的《老鹰之歌》，则正是如此一部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原来，生性敏感聪颖的老王，面临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早已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国民党间谍身份所潜在的巨大危险性。也因此，解放军进城后，由于他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式地及早转身，并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积极，所以，他很快就赢得了解放军的信任：“他的文化水平和办事能力格外突出，受到解放军首长夸奖，于是他被破格重用，接收为解放军，提拔为干部”。事实上，老王也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新身份，在邂逅了陈小姐之后，他才可以借助于朋友的力量，想方设法地把神魂不定的她，在转换身份后安置在了偏远的中缅边境地区，以隐姓埋名的方式生存了下来。然而，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生性敏感聪颖的间谍老王，不管怎么样都难以料想到，仅是在五年之后，他的儿子王劲松年仅三岁的时候，自己曾经的国民党军人身份就暴露了。一位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人，因为政治身份问题，被迫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张庆国借此表现了作家对于特定时期历史的一种批判与反思精神。
接下来，就是那位真正可谓是命运多舛的陈珊艺陈小姐了。陈小姐的人生悲剧，肇始于当年那一次不管不顾的携情寻郎行为。因为男友胡笛，那位西南联大小有名气的诗人，在留下一封表达自己要投笔从戎的信件后即不辞而别，内心深爱着男友的陈小姐，就踏上一条艰难携情寻郎的不归路。没想到，等到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与从事翻译工作的男友在镇南县瓦窑村意外重逢后，方才发现，胡笛当年之所以不辞而别突然消失，乃是因为他早已另有新欢，爱上了一位银行老板的女儿。尽管说在美国军官豪斯的大力帮助下，他们两位很快就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但胡笛的背叛行为，却还是在陈小姐内心深处留下了极难抹平的精神与情感创伤。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陈小姐和胡笛重归于好后不久，她就又因为胡笛的不幸离世而陷入无尽的悲伤中一时难以自拔。然而，这位在情感上真正可谓备受煎熬与折磨的西南联大女学生，却恐怕无法预料到，等到时代变迁来临，自己竟然会陷入某种难以摆脱的人生困境之中。首先是，当她再一次来到下关镇杨家客栈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意外怀孕。为了纪念孩子的父親小林，孩子生下来后，陈小姐给他取名为小树。从此，母子俩便一起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下关镇。但在那个政治风云突变的时代，如同陈小姐这样身世相对复杂的人，注定在劫难逃。果不其然，一场灾难在小树五岁的时候骤然降临：“直到小树长到五岁，镇上才有人恍然大悟，揭露出真相：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特务，杀了阮秀贞一家，霸占她家的客栈，用一个私生子做掩护，每天躲在屋子里，给反动派发电报。”面对如此莫须有的“诬陷”，百口莫辩的陈小姐只好连夜携子出逃。这样一来，也才有了陈小姐和老王在镇南县瓦窑村的意外重逢，并有了老王对她雪中送炭式的鼎力相助。因此陈小姐才得以最终摆脱困境，化名为“岩香”，以一个傣族妇女的身份，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但是她的儿子小树却在出逃的过程中不幸因病不治身亡。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叙述者才会特别强调“这个村是她的爱情福地，也是她的生命复活之地”。我们注意到，正是在瓦窑村，陈小姐和老王之间有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过程。“陈小姐哆嗦着说，我不是坏人。”“陈小姐再说，我要上昆明，找西南联大同学，他们会证明我不是坏人。”“陈小姐轻声抽泣，继续说，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呢？遇到你太好了，你还是解放军，可以帮我做证的。”面对着仍然心怀幻想的陈小姐，世事洞明的老王所能做的，当然只能是一记当头棒喝：“老王伸手摁一下陈小姐的肩，固执地摇头说，请你不要说这个了，而且你现在也不能上昆明了，去那个地方更说不清，你马上会被抓起来的。”事实上，也正是在被迫万般无奈地改名换姓之后，陈小姐才跌跌撞撞地穿越了漫长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最终以一个缩微了的小精灵形象出现在了很多年前的美国老友豪斯面前：“豪斯看到一个美丽的小精灵站在赵松的掌心旋转，顿时流下了眼泪。”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一点，就是张庆国为什么要把老年的陈小姐做一种缩微化的处理，要让她最终缩微成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身量极其矮小的小精灵。细细想来，我们恐怕只能从一种象征的角度来加以理解。陈小姐的被缩微化，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她一生中所有外在力量叠加压迫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把张庆国如此带有一定原创性色彩的艺术描写，看作是类似卡夫卡的一种精神“变形记”。 关键问题在于，张庆国的写作题旨，并没有终结于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相对于一种填补空白式的历史纪实，相对于历史的深度批判与反思，长篇小说《老鹰之歌》的另一重要写作题旨，就是在人性层面上对漫长历史时空中爱恨情仇的真切书写与表达。这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美国老兵豪斯与曾经的西南联大诗人胡笛之间的恩怨纠葛。他们之间的恩怨，最早是围绕着陈小姐而体现出来。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突出浪漫气质的美国军人，豪斯曾经为陈小姐和胡笛在镇南县瓦窑村的意外重逢而备感激动：“最振奋的人是豪斯，他扔掉烟斗，从屋里冲出来大声叫好。”“如此浪漫的遭遇，太符合美国顾问豪斯对中国战场的想象，他朝思暮想的动人一幕，就是在中国见到自己的法国女友，吻她一下，拥有一个永恒的时刻，战死也就值得了。”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自己梦想的一幕无法兑现，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地移情，才会为陈小姐与胡笛的意外重逢而欢呼不已：“可是，这个夜晚，他的面前，却有活生生的浪漫爱情传奇上演，他的激动和震颤，绝不比陈小姐和他的男友弱。”但在另一方面，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料想到，自己不仅喜欢上了陈小姐，而且竟然还和她有了一次酒后乱性。这样一来，一种情感纠葛的生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尽管说由于相关当事人的豁达与超脱，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并没有受到过多伤害，但出乎豪斯意料的一点是，稍后自己就欠下胡笛一笔永远都无法偿还的情感与精神债务。那一次，胡笛搭乘一架战斗机从泰国返回。没想到，由于在中途遇到日机，这架战斗机最终在空中爆炸起火，坠落在巫家坝机场附近的稻田里。面对着眼看着生还无望，只能够在大火中苦苦挣扎的战友胡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豪斯，不无痛苦地扣响了手中的扳机：“豪斯无法思考，也来不及思考。生命瞬间完蛋，结局无法阻止。豪斯从地上跃起，绕着燃烧的飞机连跑几圈，再次痛苦地趴下去，卧在稻田里，迅速掏出手枪，瞄准烈火中大声号叫并剧烈摇晃脑袋的胡笛，连开三枪，胡笛的脑袋应声垂下，火中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宽阔无边的寂静陡然降临。”由于各自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存在着差异，豪斯此举，与中国人在类似处境下的举动，形成了极明显的区别。但即使如此，这连着打出的三枪，却也成了一个终生缠绕着豪斯的噩梦：“记忆的老鹰从遥远的时间深谷中飞来，长长的翅膀无情拍打豪斯的身体，让他浑身疼痛，無法躲避。飞机是他后半生最忌讳的物件，也是最容易看见的东西，他拒绝出门旅行，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看见飞机。”豪斯为什么害怕看见飞机？其中的关键显然在于他当年枪击胡笛：“他曾经朝坠毁后卡在飞机里的中国朋友胡笛的脑袋，连开三枪。”虽然说豪斯的枪击之举如同医学上的“安乐死”一样，帮助必死无疑的胡笛早早摆脱肉体的痛苦，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了他的枪口之下。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内心里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所以，晚年的豪斯在昆明看到飞机之后，他的身子才会颤抖不已，因为他早已强烈意识到：“这是不可饶恕之罪”。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通过豪斯的惧怕、躲避飞机这一细节，张庆国就已经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真切揭示出了这一美国军人形象的人性深度。他一生惧怕、躲避飞机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他一直在为自己当年其实是迫不得已的枪击罪孽寻找着自我救赎的可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陈小姐与胡笛之间的情感纠葛。西南联大的女学生陈小姐，之所以会以一副蓬头垢面的形象出现在小林面前，乃是因为她执意要寻找自己内心里深爱着的男友胡笛。为了寻找胡笛，陈小姐甚至付出了包括卖身在内的惨重代价。带有明显吊诡意味的一点是，在她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与男友胡笛意外重逢的时候，她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其实胡笛的所谓投笔从戎不过是想要彻底摆脱她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只有到这个时候，陈小姐方才彻底明白过来，“自己舍身守护的爱情真理，其实是一个笑话”。然而，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样带有明显吊诡意味的是，情感背叛者胡笛竟然也遭背叛了。男友胡笛牺牲后，心态绝望灰暗至极的陈小姐虽然也曾经一度避居到貌似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板桥村黑神殿，企图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求得内心的宁静，但却终归还是抵挡不住尘世的诱惑，再度与小林发生肉体关系。但就在她犹豫是否应该伴随小林一起重返昆明的时候，没想到半路上却杀出了程咬金，远在马来西亚的那位梁叔叔，不仅千里迢迢地找到了逃婚在外的小林，还把小林的未婚妻梁音音也带到了中国，带到了他的身边。面对此情此景，陈小姐万般无奈地主动选择了退避三舍。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她后来被迫改名换姓以隐匿真实身份的悲惨人生遭遇。
实际上，除了对以上的爱恨情仇描写之外，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及的一点，就是作家对笔下日本人形象的人性化艺术处理，尤其是那位中文化名为白诗之的山田。或许与无意识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情结紧密相关，我们的很多作家，一旦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写到日本人形象的时候，就难免会采用一种漫画式的简单化处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张庆国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尽可能地力避此弊，尽可能地塑造出具有某种人性复杂性的此类人物形象来。虽然出身于一个日本的武士世家，但到了山田一代的时候，其勇敢精神却早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如山田自己，就不喜欢习武，而喜欢作诗。或许与内心深处那种牢不可破的民族根性有关，山田虽然酷爱作诗，但却依然做着想要彻底征服中国的春秋大梦。他之所以最终会被佐佐木派遣到云南昆明，成为该地区日军的间谍头子，与他内心中的这一春秋大梦，其实有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心机极深的间谍头子，山田固然有着阴险凶狠的一面，如接受上司的指令，在昆明连续制造了几场令人恐怖的血案，就是这一方面的明证所在。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有着总是想要写作日本短诗（其他且不说，单只是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与隐喻）的任性一面。导致山田最终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间谍的他，没有能够把孤独忍受到底。“但老鼠在石头下压抑得太久，总会有喊叫声破裂迸发的时刻，老王就静静地等待这个时刻。只要白诗之露出焦虑的尾巴，即使那尾巴细如蚯蚓，即使那太细的尾巴只在黑夜的最深处微微一晃，老王也能敏感地一把抓牢，把他拖出土洞，一刀斩落脑袋。”事实上，到最后，山田诡秘行踪的最终败露，也正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写了几首日本短诗，方才在不经意间惹出了祸端。
我们注意到，到了小说最后被命名为“眼睛”的尾声部分，作家张庆国曾经特别写到过赵松和寸勇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私人的二战博物馆的故事：“建一个私人的二战博物馆，就是寸勇的建议，赵松采纳了他的建议，寸勇很惊喜。他把美女小黄介绍给赵松认识，是出于对赵松的感谢，也是为了促成博物馆的建成”。然而，这个时候的赵松恐怕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到最后，就连自己在内，竟然也成为一份“历史文物”：“赵松带着母亲飞往昆明，心被惊诧和错愕反复揉搓。他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岩香是一份抗战资料，自己也是，他收集历史文物，到头来自己也是文物。现在他的养母变成了陈小姐，生父是一个姓王的男人，那个被养母称作老王的男人失踪了，生死不明。赵松心乱如麻，思绪恍惚，老王儿子和陈小姐养子这两个新的身份，让他慌乱，有一脚踏空的空虚。”在这里，借助于赵松的感慨，作家所写出的，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复杂与吊诡，是一种带有突出神秘色彩的命运感。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不妨展开思绪想一想，如果说赵松与寸勇他们在小说中所努力建造着的，乃是一种私人意义（请一定不要忽视私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重要区别）的二战博物馆，那么，作家张庆国煞费苦心地写出的《老鹰之歌》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又何尝不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纸上的一座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博物馆呢？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张庆国《老鹰之歌》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具有突出社会学意义的认识论价值。或许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理念一度深入人心，过于强调文学的艺术与审美价值有关，此前曾经被特别强调的文学的认识论价值差不多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文学最本质的功能肯定是艺术与审美功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本质功能的文学认识论价值的存在，却也是不可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老鹰之歌》的认识论价值，乃突出地体现在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那些南洋华侨机工积极回国投身抗日战争的一段历史事实。最近这些年来，随着曾经被严格保密的相关历史史实的被揭秘，我们了解到了很多被遮蔽多年的历史真相。比如，关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对日浴血奋战历史;再比如，关于美国远征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针对日军的并肩联合作战史，等等。但恕我孤陋寡闻，关于当年如同小林这样的南洋华侨技工以如此特别的方式回国参加抗战的历史状况，若非读到了张庆国的《老鹰之歌》，我还的确是一无所知。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司机小林。小林属于那种没有多少弯弯绕的热血青年，他本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早在14岁的时候，就进入梁叔叔的汽修厂做学徒。用叙述者的话来说：“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汽车帮中，小林年纪最小，最兴奋，爱打架……只喜欢冲锋陷阵，享受打打杀杀的感觉，看到别人抱头逃跑和跪地求饶，他就笑得满地打滚。”如此一位生性单纯耿直的热血青年，之所以要跑回祖国来奉献自己的一份技工手艺，以军用卡车司机的身份，积极介入抗战的事业中，与他曾经亲眼目睹好友被日本间谍炸死的一幕紧密相关。因为三位好友的被炸身亡，使得小林备受刺激。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这一场爆炸的发生，遂使得所有日本人在小林的心目中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仇敌。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他的师父、那位在梁叔叔的工厂里担任高级技工的日本人松田。由于内心中复仇烈火炙烤的缘故，小林曾经数次动念想要把松田杀掉。就这样，一方面为了替好友复仇，另一方面也为了逃避对松田的无端误杀，汽车机工小林从遥远的马来西亚跑回中国云南，为了宣泄内心中积郁已久的对日本人的满腔愤恨，他以军车司机的身份投入抗战之中。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为了回国参加抗战，小林甚至做出了抛弃未婚妻梁音音的“残忍”举动。梁音音是梁叔叔的女儿，本来等他们俩成婚后，小林就要去继承梁家汽车修理厂的家业。爆炸事件的意外发生，使得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小林逃跑了，但他却“不是逃婚，是退出了人世的希望”，因为“朋友死了，他活着也没有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林回国参加抗战，其实是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对抗生命的绝望与虚无。唯其如此，面对着时时意味着死亡的战争，小林才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心理。人都说“冲冠一怒为红颜”，到了小林這里，竟然变成了“冲冠一怒为好友”。换言之，小林的回国参加抗战，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构成了他彻底绝望后自我拯救的一种特别方式。
事实上，以海外华侨机工的方式回国参加抗战，小林并不是唯一的特例：“小林的运输队兄弟，都是汇聚新加坡，再同船归国的青年华侨，都说会开车，其实好些人不会开，只是头脑发热，满腔热情，报名回国抗日。”或者，其他那些南洋华侨技工，很可能也如同小林一样，内心里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本血泪账，只不过作家没有展开详细地描写而已。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后来才登场的那位在侨办工作的女孩小黄的爷爷：“小黄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二战援助云南华侨的后代。寸勇为此喜欢而敬重她。她的爷爷是新加坡来的卡车司机，小林的朋友。但关于小林，那个当年常住下关杨家客栈的马来西亚卡车司机，小黄和寸勇都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一个名叫阮秀贞的越南女人跟小林的感情。”除了小林与小黄的爷爷之外，那位只有一次出场机会的牛鼻子，也属于前来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技工：“名叫牛鼻子的汽车修理工五十岁了，来自新加坡，他高鼻梁，大鼻孔，每天晚上都会喝醉。牛鼻子的修车技术非常好，坎坷不平的滇缅公路上，载重卡车沿路猛烈摇晃，最容易损坏。修车是麻烦事，技工严重缺乏，更缺乏懂汽车构造的工程师。在汽车刚刚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时代，亚洲人对汽车相当陌生，中国更是如此。”汽车，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一方面，汽车的出现以及滇缅公路的及时修筑，在很大程度上方便并保障了抗战时期的军事物资运输;但在另一方面，当时不仅需要能够熟练掌握驾驶技术的司机，更需要懂得汽车构造的汽车修理工。正是在如此一种紧急形势下，才会有华侨中司机与汽车修理工的大量招募：“中国政府请求华侨领袖出马，再从东南亚一带，紧急招募大批汽车修理工。”而牛鼻子“就是招募来的杰出汽车修理大师”。请注意，“再从东南亚一带”，只是一个“再”字，就明显透露出此前曾经有过在东南亚一带大量招募司机的行为。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小林以及小黄的爷爷他们那一批人的到来。就这样，从小林，到小黄的爷爷，再到牛鼻子，一直到那些更多的无名者，作家张庆国通过对历史的一种考古学调查研究，首先为我们真切地还原了一幅当年南洋华侨技工积极回国参加抗战的生动图景。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如此一种带有明显填补空白性质的南洋华侨技工回国参加抗战的社会纪实描写，这种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就是无法被忽视的。通过张庆国饱含感情的真切书写，我们得以了解到，在很多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中，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华侨们，曾经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过一份独特的贡献。 本书还揭示了当年那些曾经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抗日英雄们，是如何走向了各自飘零的命运的。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分别是老王与陈小姐。老王曾经是国民党在云南地区设立的间谍网的一位杰出领导者，正是在他极富智慧的运筹帷幄之下，不仅把如同小林这样的华侨司机发展为间谍，还最终擒获并消灭了日本在云南地区的间谍头子——那位一贯狡猾无比、隐藏得近乎天衣无缝的山田。可以说，老王不仅为国民党的谍战事业，也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小林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们说的老王，就是小林的邻居，这个玉溪人老王其实是国民党的间谍，老王的杂货店是一个间谍联络站”。“老王朝小林伸出一只手，小林迟疑地看着他，有些发愣，并没有伸出手。老王他太熟悉了，还有些讨厌他，没想到这个可怜巴巴的中年男人竟然是国民党的间谍，世界怎么这样？无法理解。”事实上，正是小林的无法理解，说明了老王在日常生活中自我保护得极为成功。只有在了解到老王的间谍身份后，小林方才明白了他善于伪装以及伪装背后的真面目：“他的表现让小林长了见识，明白老王在人前表现出来的唠叨和畏缩，其实是假的，是掩护。他凶狠而冷血，说到杀死山田，眼里短促的光一闪而逝，透露出狼一样的残忍和坚定。”然而，带有突出背反意味的是，如此一位精明强干的间谍头目，到最后，却落得个不知所终的人生结局。正如作家在被命名为“眼睛”的尾声部分所交代的，到了1952年秋天，西南联大曾经的女学生陈小姐，与已经成为解放军驻村领导的老王，在云南楚雄镇南县的瓦窑村不期而遇：“这个人就是老王，国军云南情报站的首领，小林的上司。陈小姐与老王这个下午在镇南县瓦窑村的巧遇，再次显出了世界的狭小和命运的强大”。实际上，这里被作家所感叹不已的“命运的强大”，借助于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相对成功地写出了一种带有突出神秘诡异色彩的命运感。我个人在关于当代长篇小说长期的追踪阅读过程中，不无真切地体会到，只有那些真正传达出某种命运感的作品，方才称得上是优秀的长篇小说。而张庆国的《老鹰之歌》，则正是如此一部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原来，生性敏感聪颖的老王，面临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早已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国民党间谍身份所潜在的巨大危险性。也因此，解放军进城后，由于他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式地及早转身，并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积极，所以，他很快就赢得了解放军的信任：“他的文化水平和办事能力格外突出，受到解放军首长夸奖，于是他被破格重用，接收为解放军，提拔为干部”。事实上，老王也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新身份，在邂逅了陈小姐之后，他才可以借助于朋友的力量，想方设法地把神魂不定的她，在转换身份后安置在了偏远的中缅边境地区，以隐姓埋名的方式生存了下来。然而，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生性敏感聪颖的间谍老王，不管怎么样都难以料想到，仅是在五年之后，他的儿子王劲松年仅三岁的时候，自己曾经的国民党军人身份就暴露了。一位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人，因为政治身份问题，被迫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张庆国借此表现了作家对于特定时期历史的一种批判与反思精神。
接下来，就是那位真正可谓是命运多舛的陈珊艺陈小姐了。陈小姐的人生悲剧，肇始于当年那一次不管不顾的携情寻郎行为。因为男友胡笛，那位西南联大小有名气的诗人，在留下一封表达自己要投笔从戎的信件后即不辞而别，内心深爱着男友的陈小姐，就踏上一条艰难携情寻郎的不归路。没想到，等到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与从事翻译工作的男友在镇南县瓦窑村意外重逢后，方才发现，胡笛当年之所以不辞而别突然消失，乃是因为他早已另有新欢，爱上了一位银行老板的女儿。尽管说在美国军官豪斯的大力帮助下，他们两位很快就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但胡笛的背叛行为，却还是在陈小姐内心深处留下了极难抹平的精神与情感创伤。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陈小姐和胡笛重归于好后不久，她就又因为胡笛的不幸离世而陷入无尽的悲伤中一时难以自拔。然而，这位在情感上真正可谓备受煎熬与折磨的西南联大女学生，却恐怕无法预料到，等到时代变迁来临，自己竟然会陷入某种难以摆脱的人生困境之中。首先是，当她再一次来到下关镇杨家客栈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意外怀孕。为了纪念孩子的父親小林，孩子生下来后，陈小姐给他取名为小树。从此，母子俩便一起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下关镇。但在那个政治风云突变的时代，如同陈小姐这样身世相对复杂的人，注定在劫难逃。果不其然，一场灾难在小树五岁的时候骤然降临：“直到小树长到五岁，镇上才有人恍然大悟，揭露出真相：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特务，杀了阮秀贞一家，霸占她家的客栈，用一个私生子做掩护，每天躲在屋子里，给反动派发电报。”面对如此莫须有的“诬陷”，百口莫辩的陈小姐只好连夜携子出逃。这样一来，也才有了陈小姐和老王在镇南县瓦窑村的意外重逢，并有了老王对她雪中送炭式的鼎力相助。因此陈小姐才得以最终摆脱困境，化名为“岩香”，以一个傣族妇女的身份，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但是她的儿子小树却在出逃的过程中不幸因病不治身亡。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叙述者才会特别强调“这个村是她的爱情福地，也是她的生命复活之地”。我们注意到，正是在瓦窑村，陈小姐和老王之间有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过程。“陈小姐哆嗦着说，我不是坏人。”“陈小姐再说，我要上昆明，找西南联大同学，他们会证明我不是坏人。”“陈小姐轻声抽泣，继续说，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呢？遇到你太好了，你还是解放军，可以帮我做证的。”面对着仍然心怀幻想的陈小姐，世事洞明的老王所能做的，当然只能是一记当头棒喝：“老王伸手摁一下陈小姐的肩，固执地摇头说，请你不要说这个了，而且你现在也不能上昆明了，去那个地方更说不清，你马上会被抓起来的。”事实上，也正是在被迫万般无奈地改名换姓之后，陈小姐才跌跌撞撞地穿越了漫长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最终以一个缩微了的小精灵形象出现在了很多年前的美国老友豪斯面前：“豪斯看到一个美丽的小精灵站在赵松的掌心旋转，顿时流下了眼泪。”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一点，就是张庆国为什么要把老年的陈小姐做一种缩微化的处理，要让她最终缩微成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身量极其矮小的小精灵。细细想来，我们恐怕只能从一种象征的角度来加以理解。陈小姐的被缩微化，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她一生中所有外在力量叠加压迫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把张庆国如此带有一定原创性色彩的艺术描写，看作是类似卡夫卡的一种精神“变形记”。 关键问题在于，张庆国的写作题旨，并没有终结于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相对于一种填补空白式的历史纪实，相对于历史的深度批判与反思，长篇小说《老鹰之歌》的另一重要写作题旨，就是在人性层面上对漫长历史时空中爱恨情仇的真切书写与表达。这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美国老兵豪斯与曾经的西南联大诗人胡笛之间的恩怨纠葛。他们之间的恩怨，最早是围绕着陈小姐而体现出来。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突出浪漫气质的美国军人，豪斯曾经为陈小姐和胡笛在镇南县瓦窑村的意外重逢而备感激动：“最振奋的人是豪斯，他扔掉烟斗，从屋里冲出来大声叫好。”“如此浪漫的遭遇，太符合美国顾问豪斯对中国战场的想象，他朝思暮想的动人一幕，就是在中国见到自己的法国女友，吻她一下，拥有一个永恒的时刻，战死也就值得了。”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自己梦想的一幕无法兑现，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地移情，才会为陈小姐与胡笛的意外重逢而欢呼不已：“可是，这个夜晚，他的面前，却有活生生的浪漫爱情传奇上演，他的激动和震颤，绝不比陈小姐和他的男友弱。”但在另一方面，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料想到，自己不仅喜欢上了陈小姐，而且竟然还和她有了一次酒后乱性。这样一来，一种情感纠葛的生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尽管说由于相关当事人的豁达与超脱，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并没有受到过多伤害，但出乎豪斯意料的一点是，稍后自己就欠下胡笛一笔永远都无法偿还的情感与精神债务。那一次，胡笛搭乘一架战斗机从泰国返回。没想到，由于在中途遇到日机，这架战斗机最终在空中爆炸起火，坠落在巫家坝机场附近的稻田里。面对着眼看着生还无望，只能够在大火中苦苦挣扎的战友胡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豪斯，不无痛苦地扣响了手中的扳机：“豪斯无法思考，也来不及思考。生命瞬间完蛋，结局无法阻止。豪斯从地上跃起，绕着燃烧的飞机连跑几圈，再次痛苦地趴下去，卧在稻田里，迅速掏出手枪，瞄准烈火中大声号叫并剧烈摇晃脑袋的胡笛，连开三枪，胡笛的脑袋应声垂下，火中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宽阔无边的寂静陡然降临。”由于各自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存在着差异，豪斯此举，与中国人在类似处境下的举动，形成了极明显的区别。但即使如此，这连着打出的三枪，却也成了一个终生缠绕着豪斯的噩梦：“记忆的老鹰从遥远的时间深谷中飞来，长长的翅膀无情拍打豪斯的身体，让他浑身疼痛，無法躲避。飞机是他后半生最忌讳的物件，也是最容易看见的东西，他拒绝出门旅行，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看见飞机。”豪斯为什么害怕看见飞机？其中的关键显然在于他当年枪击胡笛：“他曾经朝坠毁后卡在飞机里的中国朋友胡笛的脑袋，连开三枪。”虽然说豪斯的枪击之举如同医学上的“安乐死”一样，帮助必死无疑的胡笛早早摆脱肉体的痛苦，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了他的枪口之下。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内心里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所以，晚年的豪斯在昆明看到飞机之后，他的身子才会颤抖不已，因为他早已强烈意识到：“这是不可饶恕之罪”。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通过豪斯的惧怕、躲避飞机这一细节，张庆国就已经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真切揭示出了这一美国军人形象的人性深度。他一生惧怕、躲避飞机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他一直在为自己当年其实是迫不得已的枪击罪孽寻找着自我救赎的可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陈小姐与胡笛之间的情感纠葛。西南联大的女学生陈小姐，之所以会以一副蓬头垢面的形象出现在小林面前，乃是因为她执意要寻找自己内心里深爱着的男友胡笛。为了寻找胡笛，陈小姐甚至付出了包括卖身在内的惨重代价。带有明显吊诡意味的一点是，在她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与男友胡笛意外重逢的时候，她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其实胡笛的所谓投笔从戎不过是想要彻底摆脱她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只有到这个时候，陈小姐方才彻底明白过来，“自己舍身守护的爱情真理，其实是一个笑话”。然而，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同样带有明显吊诡意味的是，情感背叛者胡笛竟然也遭背叛了。男友胡笛牺牲后，心态绝望灰暗至极的陈小姐虽然也曾经一度避居到貌似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板桥村黑神殿，企图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求得内心的宁静，但却终归还是抵挡不住尘世的诱惑，再度与小林发生肉体关系。但就在她犹豫是否应该伴随小林一起重返昆明的时候，没想到半路上却杀出了程咬金，远在马来西亚的那位梁叔叔，不仅千里迢迢地找到了逃婚在外的小林，还把小林的未婚妻梁音音也带到了中国，带到了他的身边。面对此情此景，陈小姐万般无奈地主动选择了退避三舍。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她后来被迫改名换姓以隐匿真实身份的悲惨人生遭遇。
实际上，除了对以上的爱恨情仇描写之外，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及的一点，就是作家对笔下日本人形象的人性化艺术处理，尤其是那位中文化名为白诗之的山田。或许与无意识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情结紧密相关，我们的很多作家，一旦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写到日本人形象的时候，就难免会采用一种漫画式的简单化处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张庆国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尽可能地力避此弊，尽可能地塑造出具有某种人性复杂性的此类人物形象来。虽然出身于一个日本的武士世家，但到了山田一代的时候，其勇敢精神却早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如山田自己，就不喜欢习武，而喜欢作诗。或许与内心深处那种牢不可破的民族根性有关，山田虽然酷爱作诗，但却依然做着想要彻底征服中国的春秋大梦。他之所以最终会被佐佐木派遣到云南昆明，成为该地区日军的间谍头子，与他内心中的这一春秋大梦，其实有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心机极深的间谍头子，山田固然有着阴险凶狠的一面，如接受上司的指令，在昆明连续制造了几场令人恐怖的血案，就是这一方面的明证所在。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有着总是想要写作日本短诗（其他且不说，单只是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与隐喻）的任性一面。导致山田最终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间谍的他，没有能够把孤独忍受到底。“但老鼠在石头下压抑得太久，总会有喊叫声破裂迸发的时刻，老王就静静地等待这个时刻。只要白诗之露出焦虑的尾巴，即使那尾巴细如蚯蚓，即使那太细的尾巴只在黑夜的最深处微微一晃，老王也能敏感地一把抓牢，把他拖出土洞，一刀斩落脑袋。”事实上，到最后，山田诡秘行踪的最终败露，也正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写了几首日本短诗，方才在不经意间惹出了祸端。
我们注意到，到了小说最后被命名为“眼睛”的尾声部分，作家张庆国曾经特别写到过赵松和寸勇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私人的二战博物馆的故事：“建一个私人的二战博物馆，就是寸勇的建议，赵松采纳了他的建议，寸勇很惊喜。他把美女小黄介绍给赵松认识，是出于对赵松的感谢，也是为了促成博物馆的建成”。然而，这个时候的赵松恐怕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到最后，就连自己在内，竟然也成为一份“历史文物”：“赵松带着母亲飞往昆明，心被惊诧和错愕反复揉搓。他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岩香是一份抗战资料，自己也是，他收集历史文物，到头来自己也是文物。现在他的养母变成了陈小姐，生父是一个姓王的男人，那个被养母称作老王的男人失踪了，生死不明。赵松心乱如麻，思绪恍惚，老王儿子和陈小姐养子这两个新的身份，让他慌乱，有一脚踏空的空虚。”在这里，借助于赵松的感慨，作家所写出的，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复杂与吊诡，是一种带有突出神秘色彩的命运感。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不妨展开思绪想一想，如果说赵松与寸勇他们在小说中所努力建造着的，乃是一种私人意义（请一定不要忽视私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重要区别）的二战博物馆，那么，作家张庆国煞费苦心地写出的《老鹰之歌》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又何尝不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纸上的一座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博物馆呢？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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