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近代以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促使了进步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历史进步论与革命伦理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不断革命便不断进步、向前的美好图景，由此也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进步信仰。延安时期，浓郁的革命情结以及对于进步的信仰催发丁玲往往以“进步”为尺度来观照革命的进程，她在其时的文学创作便流溢出进步的眼光和标准；在延安整风运动遭遇批判之后的自我归趋与认同也是其在政治的框架和进步的视界之下的自我确认的表露。之后，她渐趋归依于群体强力和权力意志之中。
　　【关键词】丁玲延安时期“进步”尺度文学创作身份认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史的进程往往被认为是循环往复的，因此复古也就体现为某种创新。但自近代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念构成了现代的中国时间——历史叙述的主导结构，与此相应便构成了进步的历史观念。因而，进步论的时间观、历史观本身是中国遭遇西方后的产物。此后，历史进步论在中国便迅速与革命伦理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历史“不断革命”的激烈振荡。由于革命带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使国人备受激励和鼓舞，由此便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进步信仰。“进步的信仰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世界必定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人类也将随之而不断完善。对现代化史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现代化运动的观念前提。没有作为价值的‘进步’观念，就无法理解所谓现代性。”由此理解进步观，可以发现它是被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的，进步被作为与古代不同的时代而被描述，本身被赋予了现代本身的正当性。现代性的线性目的论历史观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号召人们推动历史前进，并使得人们有一种不断向前的冲动，越快步向前越好。
　　自近代以降，革命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古老陈旧的事物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生事物也随之相继而生。革命是以指向理想未来为其价值目标的，从时间的向度来看，未来理想的实现是在时间的线性发展过程中完成的，线性观具有矢量性，即方向性。在此过程中，先前的即是落后的，而后来的即是先进的，从落后到先进便体现为进步。因此，指向未来理想的革命其实就代表着进步。故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国民党落后统治的失望以及对革命进步的向往便促使当时许多作家纷纷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丁玲，也是在这时怀着满腔热血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可以说，对于带来进步的革命，丁玲一直是怀着一颗敬仰之心的，早在其入党的时候她就表达了对革命的崇仰，“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丁玲的意识中革命已超越所指纬度上的意义所在，即使只是一个能指的符号也心甘情愿。这种信仰鲁迅在三十年代回答朝鲜记者的提问时也说过：“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鲁迅的话虽然有些绝对，但也指出了丁玲在30年代前期的无产阶级立场。这表明在进入延安之前，丁玲已经选择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为此，在出狱后前往延安的途中她难以压制内心激潮澎湃的兴奋之情，“我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我现在安心等待，我将无所牵挂地奔向苏区，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献身。
　　1936年11月，丁玲在党的帮助下摆脱幽囚生活，抵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作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作家丁玲还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见。初到延安的丁玲是兴奋的，革命的激情在激励着她，革命指向的进步与光明也在鼓舞着她。革命队伍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革命群众动人的斗争场面，人民当家作主的气氛，这些进步带来的景象使丁玲感到激动与兴奋，其进步的信仰由对革命的追求而彰显。丁玲内在的思想发展脉络也浮现出追求进步的轨迹，丁玲在当时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__文，明晰地表露了进步理论的接受对她思想上的促动，进步使她认识到了真理，并促使其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直至在建国后所写的有关延安的回忆录里，丁玲还为自己比许多人进步的慢而感到十分抱歉，甚至把这作为自己的错误。因此，她在延安时期往往不由自主地以进步的眼光和尺度来看待延安的日常生活及进行创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初到延安的日子里，丁玲以其文字抒发着对进步前景的期待与召唤，“这初初蔓生的野花，自然还非常幼稚，不能餍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却实实在在生长在大众之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景是无疑义的，一切敬仰着苏区的读者们，等着吧!”进步，已成为她观照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个重要尺度。因而．这一时期丁玲笔下的延安处处展现着进步的景观。在《七月的延安》中丁玲赞美延安的新景象，“田里长了苗呵，绿油油，清香四方飘送……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在丁玲的眼里风景都延安这边独好。这一时期，丁玲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诗、评论等，这些在麻油灯底下写出的作品抒发了其在苏区的感受，洋溢着对新人物、新生活和它的领导者共产党人的强烈的、一往情深的爱和歌颂。
　　1940年到1941年，在不断地深入实际的生活中，丁玲逐渐发现革命的事业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乐观，现实生活也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革命带来的也不必然是进步，在现实生活和革命的队伍中还存在着许多与革命斗争不相适应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历史总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它从来不愿意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不留缺陷地向前发展，而是喜欢在悲剧性的二律悖反中行进。它的每一方面的进步，都要以另一方面的牺牲为代价。”但丁玲没有能从这一辩证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在革命进步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落后现象，也没有对此作深入的研究，然而对在革命现代性催生下所信仰的普遍进步主义的神话中所产生的落后问题她却不能理解。进步所指向的前景应是光明与美好的，但革命、进步的延安也有落后与守旧，这可能是令信仰进步的丁玲所困惑的。然而，丁玲的困惑不是在对革命提出质疑，而是期待着革命阵营更加纯洁。故而，凭着胆识和真率丁玲在此时的创作转向了对革命队伍内部消极落后腐朽现象的揭露与鞭笞上，一改初到延安时的歌颂与鼓动。这使其作品在书写中游离于进步所呈现的美好图景之外，嵌入了本不属于进步图景的落后与黑暗面。《在医院中》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或许，这是丁玲在对当时延安现实的体认中所自觉地投身其中的追求进步的独特创造活动。在这些作品中．丁玲没有把解放区的一切写得尽善尽美。解放区也有落后和黑暗的一面。这一切在她的杂文中曾化为传诵久远的警句：“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仍然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可以看出，丁玲认为进步非从天而 降，延安也有落后，但这显然是与她所追求的进步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丁玲开始揭示这落后，并对其进行批判。
　　这在她另外的杂文如《“三八”节有感》、《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里也流露出来。这里，丁玲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了对在革命现代性催生下所信仰的普遍进步主义神话的质疑。或者说，她是出于自发的革命热情并参照她的进步观对延安的现状做出的批判。因为，革命虽然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中国革命，但其不同于丁玲所想象或内征地转化并认同的革命带来的进步景观。由此革命的现实与进步的指向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她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碰撞的结果，并经由她的体认呈现出来。
　　但碰撞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久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将之作为批判丁玲的主要原因。《在医院中》还被作为“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宣扬了个人主义”的坏作品在党报上受到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延安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代名词。因为在当时的延安普遍认为小资产阶级有多种“劣根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突出了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对立，并对意识进行了批评。既然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被认为具有如此尖锐的政治意义，那么在当时指出一个作家有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与立场该是多么严厉的批评。小资产阶级不但不那么革命，还很“落后”，是被革命所揶揄所鄙弃的对象，追求进步的丁玲显然对批评为“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极度痛苦的。据陈明回忆，丁玲在学习《讲话》时严肃认真，自己十分强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学习马列主义，掌握这一思想武器：去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要改变自己，要根本去掉旧有的一切感情意识。丁玲是真诚的，随后，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自己对“小资”思想的认识和准备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不难发现，进步尺度仍浮现其中，“进步理论的接受，社会生活上的黑暗，使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转变了。”丁玲更明确表态：“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共产党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丁玲在真诚地抛弃自我．改造自我，自觉地归属到体制话语之下。在1950年所写的《<陕北风光>校后感》里，丁玲再一次流露了当时在延安时期的这种追求进步的心声。
　　查尔斯·泰勒曾经指出：“(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知道了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由此来看丁玲对自我的批判与剖析，其认同是在其政治的框架和进步的视界之下的自我确认的表露。因此，在认同的征程中丁玲尽管也有困惑，但进步的长远指向使其最终归于认同。这种认同也不是偶然的，它是与丁玲鲜明的政治倾向有关的，丁玲早在30年代初期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时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置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下，当她到达延安之后表现得更加突出与明显。她用她的笔为革命的事业而斗争，鼓励人民群众奔赴革命的最前沿。丁玲虽然以进步为趋向对延安的落后面进行了批判和暴露，但其本质并不是背离革命，而是“使边区建设更加美好”。因为“革命”对于丁玲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和激情，这种激情曾使她义无返顾地奔赴延安。然而进步所抵向的理想状态与现实并不总是处于并行的轨道之中，热情与动力的驱使必然会对行进于理想之后的现实产生失望，丁玲创作中对落后、黑暗的描写也就在这里出现了。所以，尽管也有困惑，但革命的框架和进步的视界为其认同提供了逻辑基点。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共同体》中说：“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自的身份认同建立的不稳定性，促使身份认同的建立者们去寻找他们能栓住个体经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子标，而且在这之后，在其他有类似担心和焦虑的个体中，举行除魔仪式。”丁玲也是要抓住她的钉子标的，之后，她自觉地尽力去领会《讲话》内涵，并不断地检查、督促自己，“养成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随时随地都不脱离这轴心，都不偏左或偏右，都敢担保完全正确”。丁玲还参照《讲话》要求主动作出自己的调整，并按照《讲话》所提出的工农兵立场来改造自己和进行写作，并以新的姿态，主动下农村，到工厂．走访先进入物，于平凡中发现伟大，先后写出了《三日杂记》、《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多篇文章．热情歌颂了新社会的新人，歌颂了解放区的光明。这些是她在文艺整风后的新作也是她此后系列作品的开端，后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遵循这一立场的产物。
　　进步的信仰已使丁玲将自己置于认同、进而服从现实的地位，主动放弃了作为作家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权利，庄严地归依于群体强力和权力意志中。丁玲在此后已不再有这样直率大胆的批判之作，但内在的张力及苦闷还是时有隐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