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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语理论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话语理论的发展不仅有其显著的语言因素,而且还有深刻的文化知识构成。从语言观念的角度来看,巴赫金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与话语关系的同时,也揭示出了语言观念对文学方法的影响,这对于理解现代话语理论及相应的文学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 文学方法 话语
一
索绪尔对于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论述并不多,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同样对此没有多少论述。真正对语言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则是话语理论。话语在形态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说出来的语言,从其内涵上来看,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个人言语行为。对话语理论运用和认识最为深刻的是巴赫金和福柯。
巴赫金对话语理论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超语言学观念与对话原则之中。巴赫金认为如果以语音为中心,那么作为专门对象的语言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则是包含着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综合体。对于这个综合体的研究必须放入一个能够包含它的另一个综合体中进行考察,让说话者与听话者都属于同一个语言集体,同时处在最近的社会环境统一体中,这样才可以成为“语言——言语的事实”。这个“事实”中的所有联系的核心都归结于“语言过程”,社会环境与交际的最近社会事件一致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基于此,巴赫金在方法的层面分析了“语言科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抽象的客观主义”两个基本流派的观点。前者把“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看成是语言的基础(意思是指所有的、无一例外的语言现象)。个人的心理是语言的源泉”①。语言的创作规律就是个人的心理规律,语言的创作“是一种类似于艺术的能够被理解的创作”,“语言就是永恒的言语行为流,这里不存在任何稳定和一致的东西”,在实践中具有工具性的一面,其代表人物是洪堡。后者则认为,“一切语言现象的组织中心,并且能使这些现象成为特殊语言科学的专门客体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因素——语言体系,即语音、语法和词汇的语言形式的体系”②。在后者指导下,语言及语言结构成为一种稳定的东西,对其研究是一种内在的和专门的研究,与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没有任何关系,“语言的正确性只能理解为该形式与语言规则体系的一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语言学规律性是随意的,即丧失了任何的自然的和意识形态的(例如艺术的)理解和论据。这样在词的语音外壳和它的意义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的联系,也不存在艺术的一致”③。这种语言观的特点是以断裂语言与其历史的发展变化为代价,使“语言的现在和语言的历史互不理解,也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研究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索绪尔。
巴赫金批评了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认为话语并不取决于表现,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最直接的社会因素。话语是建立在说话者与理解者之上的,是由说话者与理解者在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起来的,即“最直接的社会氛围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同时,从内部——完全决定着话语的结构”④。表现基于人的内心,是个人化的。就语词本身而言,它是人们生活意识形态的反映,生活意识形态基于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东西,在语词上并没有外部和内部之分,在语词那里,起作用的是社会因素,以及人们对于生活感受在语词中的反映。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认识到了语词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对于其社会的因素则认识不足。
巴赫金认为,话语之所以不能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于话语中的语言学因素只存在于话语中规则一致的语言形式方面,话语只能是个人观点。他发现了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奇怪的悖论:话语,作为个人的言语行为,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却被排斥在外。在语言的历史中,绝大部分都是由那些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的话语组成,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的规则研究却没有对这种占据绝大多数的话语做出有效的分析。从实际的语言发展来看,这种取决于共时性的语言体系与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很难符合。所谓共时性的语言体系只是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以及某个集团成员的主观意识的关系之中,人们在具体使用语言时并不遵循在具体、长期使用语言时的规则。这种抽象的语言形式的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它为说话者与理解者之间的理解顺利进行,理解的重心在于意义,而不是语言的规则。语言系统的重要性不在于提供一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而在于为交流提供一种可能,在这种语言系统中,交流才可以实现。就具体的话语而言,说话者与理解者所遵循的语言规则,只是在具体的话语中体现出来,而与语言规则没有多大的关系,即“说话者的言语意识与语言形式本身,与语言本身,根本没有关系”⑤。在言语使用的过程中,真正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是各种生活内容与意识形态。语词是永远与意识形态及具体的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它展示生活的内容与意义,这是不以语言使用者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而这一点正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此就必然存在另外一种规律在支配着这种话语,且不同于已有的支配语言发展的规则体系。巴赫金认为话语及其形式并不是属于语言学思维的,而是属于演说术和诗学,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与流动不居的言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话语是个人的言语行为。但是其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话语存在于说话者之间,同时受社会具体情境与生活意识形态规则体系的影响。由此出发,在不同的说话者之间就存在着话语的关系,话语分析方式成为巴赫金分析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尤其是对小说而言。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主人公的认识是,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中是什么,而是主人公如何看待世界的,以及自己在心中是什么样的,并认为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具有根本性的特征。在小说里,围绕着不同的主人公形成不同的话语,这些话语之间相互对话。围绕主人公们的世界,彼此并不是孤立存在,它们以多种方式相互影响、交流,主导整个小说的发展。作者与主人公并不必然地展开对话,并不必然地处于同一个层次。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分析方法,继承了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中对于语词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使语言在与社会等情境联系的同时,摒弃了其纯粹基于内心的因素,他同时分析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对于生活意识形态与社会因素的忽视,建立了立足于社会的个人言语行为——话语。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关注了语言作为整体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的体现,他的话语分析方法基于围绕主体的话语进行,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内涵都体现于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
福柯的话语理论注重的则是话语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如同巴赫金的话语一样,它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是融入了社会因素的具体的个人语言的使用行为。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的论述来看,话语之于陈述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陈述的一般领域,二是指可个别化的陈述,三是指一种重现某种陈述的秩序化的实践。陈述对于福柯而言,是一种随着各种不同情境而展示不同功能的言语行为,话语也因陈述被赋予了陈述所具有的特点。
既然话语是与陈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陈述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制约了对其话语的理解。在福柯看来,陈述的形式种类很多,对于这些不同的陈述之间的联系和规律的寻找显得很重要。要理解这个问题,首要的就是要清楚是谁在说话,谁赋予了其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谁来接受这些语言。从其对医生话语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是在某种社会、文化、传统主导下所形成的或明或隐的契约中形成,在这个契约下由各种不同主体实践的条件,如制度、权力等形成不同的社会身份,它们不仅形成人们的不同身份特征,而且还赋予了人们使用或接受某种语言的权利。还有就是话语应用的地点,对于医生的话语来说,其应用的地点是医院,对于不同的话语因此也具有不同的应用地点。这个地点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而是具有传统与约定社会关系的地点。最后是对于主体位置的確定,他认为主体位置的确定是由主体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来确定。主体地位的形成是由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与文化传统中的陈述来确定,主体在陈述中不是决定了陈述,而是在陈述中被塑造。当主体在使用某一话语时,陈述的不同形态就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这就是话语实践特殊性的表现。“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置的网络。”⑥福柯对于话语、陈述、主体之间关系的论述真实地贯彻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思想。针对传统的具有连续性、因果性与目的性的思想史,他把不连续性、断裂等观点引入到整个历史的分析,并认为这不仅仅是程序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知识考古对于他来说,不是传统历史上连续动态地展示,而是静态地在不同的断裂与差异中呈现出来。对话语、陈述、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关联和规则系统中呈现出来的分析正是其这一思想的体现。
除了讨论作为知识的话语外,福柯基于“身体”讨论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这同样构成了理解其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福柯的权力一方面指各种关系之间的制约关系,同时也指一种行动能力,权力关系之间相互交叉与影响。作为主体来讲,人们生活于各种权力的空间,人是通过权力被创造成主体,人的存在总是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权力是一种非实体的关系。在《性史》中,他基于“性”论述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为“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权力关系。事实上,在《知识考古学》中,形成知识的各种关系,同样也是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知识与权力往往也是纠缠在一起的。在《癫狂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癫狂话语与医学话语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是外部的权力制度。《词与物》表面看是想讨论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著作,但其实质仍然在讨论人文科学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不难看出,“知识”、“性”、“身体”、社会话语(如癫狂话语等)、词与物的关系,他们都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构成理解话语的核心要素。
基于以上对话语的认识,福柯十分重视研究方法。他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考古学、谱系学、对立分析。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他的考古学在知识、性以及身体的具体运用。考古学方法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具体方法:通过对连续性的质疑,在差异、断裂的基础上的静态分析,从而在话语实践中实现创新;认为话语是各种关系的产物,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体现出各种关系的影响,如时代、社会、文化、传统,等等,分析话语之中不同的关系能有效地展示话语本身所体现的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是其考古学方法的发展,“谱系学是分析的最终结果,而考古学则是材料和方法论的框架”。考古学是一种带有共时性质的分析方法,谱系学则是一种带有历时性质的分析方法。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源于对事物历史的关注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不同于历史的存在,也不是对历史事件进行补充,而是在于应用历史来服务于现在。在观念上排斥对所谓本源的追求,在考察对象历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对象其中的新的元素。这些元素,也就是在福柯所谓的“细节”基础上,结合广泛的材料发掘出来的新的东西,从人们熟悉的事物中发现出的新的意义。[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C751038]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张杰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6、198、231、213页。
⑥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朱全国为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缪九花为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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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 文学方法 话语
一
索绪尔对于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论述并不多,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同样对此没有多少论述。真正对语言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则是话语理论。话语在形态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说出来的语言,从其内涵上来看,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个人言语行为。对话语理论运用和认识最为深刻的是巴赫金和福柯。
巴赫金对话语理论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超语言学观念与对话原则之中。巴赫金认为如果以语音为中心,那么作为专门对象的语言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则是包含着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综合体。对于这个综合体的研究必须放入一个能够包含它的另一个综合体中进行考察,让说话者与听话者都属于同一个语言集体,同时处在最近的社会环境统一体中,这样才可以成为“语言——言语的事实”。这个“事实”中的所有联系的核心都归结于“语言过程”,社会环境与交际的最近社会事件一致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基于此,巴赫金在方法的层面分析了“语言科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抽象的客观主义”两个基本流派的观点。前者把“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看成是语言的基础(意思是指所有的、无一例外的语言现象)。个人的心理是语言的源泉”①。语言的创作规律就是个人的心理规律,语言的创作“是一种类似于艺术的能够被理解的创作”,“语言就是永恒的言语行为流,这里不存在任何稳定和一致的东西”,在实践中具有工具性的一面,其代表人物是洪堡。后者则认为,“一切语言现象的组织中心,并且能使这些现象成为特殊语言科学的专门客体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因素——语言体系,即语音、语法和词汇的语言形式的体系”②。在后者指导下,语言及语言结构成为一种稳定的东西,对其研究是一种内在的和专门的研究,与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没有任何关系,“语言的正确性只能理解为该形式与语言规则体系的一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语言学规律性是随意的,即丧失了任何的自然的和意识形态的(例如艺术的)理解和论据。这样在词的语音外壳和它的意义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的联系,也不存在艺术的一致”③。这种语言观的特点是以断裂语言与其历史的发展变化为代价,使“语言的现在和语言的历史互不理解,也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研究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索绪尔。
巴赫金批评了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认为话语并不取决于表现,而是取决于其所处的最直接的社会因素。话语是建立在说话者与理解者之上的,是由说话者与理解者在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起来的,即“最直接的社会氛围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同时,从内部——完全决定着话语的结构”④。表现基于人的内心,是个人化的。就语词本身而言,它是人们生活意识形态的反映,生活意识形态基于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东西,在语词上并没有外部和内部之分,在语词那里,起作用的是社会因素,以及人们对于生活感受在语词中的反映。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认识到了语词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对于其社会的因素则认识不足。
巴赫金认为,话语之所以不能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于话语中的语言学因素只存在于话语中规则一致的语言形式方面,话语只能是个人观点。他发现了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奇怪的悖论:话语,作为个人的言语行为,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却被排斥在外。在语言的历史中,绝大部分都是由那些具有偶然性和个别性的话语组成,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的规则研究却没有对这种占据绝大多数的话语做出有效的分析。从实际的语言发展来看,这种取决于共时性的语言体系与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很难符合。所谓共时性的语言体系只是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以及某个集团成员的主观意识的关系之中,人们在具体使用语言时并不遵循在具体、长期使用语言时的规则。这种抽象的语言形式的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它为说话者与理解者之间的理解顺利进行,理解的重心在于意义,而不是语言的规则。语言系统的重要性不在于提供一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而在于为交流提供一种可能,在这种语言系统中,交流才可以实现。就具体的话语而言,说话者与理解者所遵循的语言规则,只是在具体的话语中体现出来,而与语言规则没有多大的关系,即“说话者的言语意识与语言形式本身,与语言本身,根本没有关系”⑤。在言语使用的过程中,真正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是各种生活内容与意识形态。语词是永远与意识形态及具体的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它展示生活的内容与意义,这是不以语言使用者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而这一点正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此就必然存在另外一种规律在支配着这种话语,且不同于已有的支配语言发展的规则体系。巴赫金认为话语及其形式并不是属于语言学思维的,而是属于演说术和诗学,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与流动不居的言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话语是个人的言语行为。但是其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话语存在于说话者之间,同时受社会具体情境与生活意识形态规则体系的影响。由此出发,在不同的说话者之间就存在着话语的关系,话语分析方式成为巴赫金分析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尤其是对小说而言。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主人公的认识是,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中是什么,而是主人公如何看待世界的,以及自己在心中是什么样的,并认为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具有根本性的特征。在小说里,围绕着不同的主人公形成不同的话语,这些话语之间相互对话。围绕主人公们的世界,彼此并不是孤立存在,它们以多种方式相互影响、交流,主导整个小说的发展。作者与主人公并不必然地展开对话,并不必然地处于同一个层次。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分析方法,继承了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中对于语词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使语言在与社会等情境联系的同时,摒弃了其纯粹基于内心的因素,他同时分析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对于生活意识形态与社会因素的忽视,建立了立足于社会的个人言语行为——话语。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关注了语言作为整体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的体现,他的话语分析方法基于围绕主体的话语进行,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内涵都体现于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
福柯的话语理论注重的则是话语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如同巴赫金的话语一样,它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是融入了社会因素的具体的个人语言的使用行为。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的论述来看,话语之于陈述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陈述的一般领域,二是指可个别化的陈述,三是指一种重现某种陈述的秩序化的实践。陈述对于福柯而言,是一种随着各种不同情境而展示不同功能的言语行为,话语也因陈述被赋予了陈述所具有的特点。
既然话语是与陈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陈述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制约了对其话语的理解。在福柯看来,陈述的形式种类很多,对于这些不同的陈述之间的联系和规律的寻找显得很重要。要理解这个问题,首要的就是要清楚是谁在说话,谁赋予了其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谁来接受这些语言。从其对医生话语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是在某种社会、文化、传统主导下所形成的或明或隐的契约中形成,在这个契约下由各种不同主体实践的条件,如制度、权力等形成不同的社会身份,它们不仅形成人们的不同身份特征,而且还赋予了人们使用或接受某种语言的权利。还有就是话语应用的地点,对于医生的话语来说,其应用的地点是医院,对于不同的话语因此也具有不同的应用地点。这个地点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而是具有传统与约定社会关系的地点。最后是对于主体位置的確定,他认为主体位置的确定是由主体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来确定。主体地位的形成是由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与文化传统中的陈述来确定,主体在陈述中不是决定了陈述,而是在陈述中被塑造。当主体在使用某一话语时,陈述的不同形态就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这就是话语实践特殊性的表现。“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置的网络。”⑥福柯对于话语、陈述、主体之间关系的论述真实地贯彻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思想。针对传统的具有连续性、因果性与目的性的思想史,他把不连续性、断裂等观点引入到整个历史的分析,并认为这不仅仅是程序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知识考古对于他来说,不是传统历史上连续动态地展示,而是静态地在不同的断裂与差异中呈现出来。对话语、陈述、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关联和规则系统中呈现出来的分析正是其这一思想的体现。
除了讨论作为知识的话语外,福柯基于“身体”讨论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这同样构成了理解其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福柯的权力一方面指各种关系之间的制约关系,同时也指一种行动能力,权力关系之间相互交叉与影响。作为主体来讲,人们生活于各种权力的空间,人是通过权力被创造成主体,人的存在总是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权力是一种非实体的关系。在《性史》中,他基于“性”论述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为“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权力关系。事实上,在《知识考古学》中,形成知识的各种关系,同样也是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知识与权力往往也是纠缠在一起的。在《癫狂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癫狂话语与医学话语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是外部的权力制度。《词与物》表面看是想讨论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著作,但其实质仍然在讨论人文科学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不难看出,“知识”、“性”、“身体”、社会话语(如癫狂话语等)、词与物的关系,他们都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构成理解话语的核心要素。
基于以上对话语的认识,福柯十分重视研究方法。他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考古学、谱系学、对立分析。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他的考古学在知识、性以及身体的具体运用。考古学方法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具体方法:通过对连续性的质疑,在差异、断裂的基础上的静态分析,从而在话语实践中实现创新;认为话语是各种关系的产物,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体现出各种关系的影响,如时代、社会、文化、传统,等等,分析话语之中不同的关系能有效地展示话语本身所体现的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是其考古学方法的发展,“谱系学是分析的最终结果,而考古学则是材料和方法论的框架”。考古学是一种带有共时性质的分析方法,谱系学则是一种带有历时性质的分析方法。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源于对事物历史的关注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不同于历史的存在,也不是对历史事件进行补充,而是在于应用历史来服务于现在。在观念上排斥对所谓本源的追求,在考察对象历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对象其中的新的元素。这些元素,也就是在福柯所谓的“细节”基础上,结合广泛的材料发掘出来的新的东西,从人们熟悉的事物中发现出的新的意义。[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C751038]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张杰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6、198、231、213页。
⑥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朱全国为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缪九花为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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