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6月29日在北京签署后，筹建一年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即进入开张运营前的最后阶段。
　　在6月29日举行的筹建亚投行特别财长会还通过了亚投行候任行长遴选程序，中国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金立群目前担任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此前曾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第一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要职，具有在政府部门、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丰富的领导和管理经验。
　　《孙子·谋攻篇》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和亚投行的正式成立及运营，中国将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亚洲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中。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在境外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对投资国的当地环境一定要有全面的了解。
　　企业投资过程中不仅将面临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可能遭遇变数更大的政治风险，这往往会带来企业经营环境的质变，而且是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无法扭转和改变的。以往，大多数企业由于缺乏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人才，疏于对当地政治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在问题出现时常常束手无策。

投资重点：中亚及东南亚国家

　　目前而言，亚投行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投资地较为落后需要资金支持;二是通过投资该地区可以产生互联互通的效果。因此，接下来亚投行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中亚以及东南亚国家投资，打通连接的通道。
　　具体而言，亚投行的投资领域将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方面，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水利设施等。目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为落后，随着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基础设施建设将有着强劲的需求。目前，东盟正在大力实施《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其中公路、铁路和海运基建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而中亚地区五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很高。
　　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数据，2014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421.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000亿元），同比增长3.8%。2014年中国对外承包企业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为664个，其中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365个，10亿美元以上的超大项目25个。中国的业务范围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道路、桥梁、电站、港口、通信、石油、化工、冶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由此可见，通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通过对外投资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拉动中国产品出口，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目前我国工业制成品总体上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在低位徘徊。面对这种状况，除了扩大内需，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之外，还需通过国际市场来消化。
　　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增加海外投资的收益。资本是逐利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收益较高，扩大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为充裕的中国资本寻求更高的投资报酬。

易成政治博弈“牺牲品”

　　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特殊性使得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的投资活动面临着相对其他投资更多的风险和障碍。与此同时，亚投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区域大多处于政治不大稳定、制度尚欠完善、法律环境亟待改进的高风险区域。
　　在东南亚区域，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基本上建立了以多党选举为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然而这些国家的实际政治过程与其形式上的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着较大的落差。随着几国的政治参与面逐渐扩大，社会转型逐渐加速，其政治过程中的不可预知性亦随之加大。此外，这三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华人族群同其他族群之间的问题，亦对其政治风险的产生及其防控机制的建构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影响。
　　越南、老挝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其在政治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亦与中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近些年来，两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投资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

　　随着缅甸大选的临近，缅甸的政治转型已经不可阻挡。一方面缅甸政治将面临美日的介入，另一方面缅甸内部军方、政党、少数民族武装的关系亦错综复杂，这都导致了缅甸的政治转型将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政局虽然已经比较稳定，但是两国政治中都存在比较敏感的宗教问题、族群问题与腐败问题，加上两国与中国在南海又有岛屿争端，这都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政治风险。
　　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区域，中亚地区同样面临着接班人问题、大国政治博弈影响、极端宗教势力问题以及可能遭遇的颜色革命等政治风险。
　　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正在遭遇政治风险引发的频繁冲击。2014年由于中越南海争端引发越南国内的排华事件，对中资企业在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此外，中电投在缅甸密松水电站的投资也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遭遇政治风险的最典型案例。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亚投行在加大对亚洲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一方面中国企业“打铁还需自身硬”，要积极修炼内功，只有做好了充足准备，才能降低海外投资过程中遭遇政治风险的概率;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需要加快大国外交转型。 　　中国企业要加强对外投资人才培养和储备，打造综合立体人才库。实施“走出去”战略，人才的建设是关键，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该有国际化人才储备。 “一带一路”倡议将持续推进，亚投行也将加大在亚洲区域的投资力度，中国企业应该努力加强对跨国经营人才的建设，造就一批通晓国际关系运行规则、熟悉东道国法律法规、风土人情、民族宗教并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此外，中国企业还要对投资对象国的政治环境进行全面的评估，慎重选择投资对象国和项目。高利润和低风险是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首要考量的因素，但俗话说富贵险中求，风险与利润往往是成正比的。根据国际投资的既往经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投资的惯例，因此对投资环境进行科学评估极为重要，大型跨国公司往往专门设立机构负责投资前的评估工作，目前我国在这个方面的专业性评估公司还非常匮乏，亟须加强。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跨国经营的中资企业应该加强与我国政府驻外机构、使领馆、驻外商务机构、海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咨询，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详细了解东道国的情况，如当地的政治稳定性、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排外情绪和国际组织等，认真评估该国家以及该地区的政治风险指数。此外，海外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投资的具体项目关系密切，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的项目也要认真权衡。
　　而在投资过程中，本土化的管理策略、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也很关键。中国企业除了要与东道国加强政府层面的合作之外，还应当与当地其他政治力量保持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尽可能地将社会政治力量的反对声音降到最低，并争取更多的盟友。
　　以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或工程承包，多是人、财、物的全面输出。尽管是出于语言沟通、效率和管理的便利，但这样不利于投资所在地民众的就业和社区发展，对东道国当地利益的忽视容易引发民间的反感。因此，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应当尽量接纳当地人就业，参与当地的社区建设，妥善做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使得中资企业融入到东道国的发展之中，减少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排斥，降低政治风险。
　　就国家层面而言，外交部门应该发挥更多作用，构建全新的“大国外交”战略。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是国家，而不是公司。
　　要保持和平衡东道国的各种政力量，仅仅依靠企业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国家整体层面的外交支持。一方面中国应该根据海外利益的拓展，挑战外交战略，发挥“大国外交”的建设性作用，区别不同的对象国对症下药，以解决遇到的不同问题。因此，中国外交应当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给予企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应当善于运用公共外交手段，向世界传播我国更多的正面形象，从而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和良好的国际声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