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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重要瓶颈因素，研究与探讨其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由中国独具特色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式出发，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含义，明确了社会资本在人与人之间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明确作用；最后，文章分析现阶段农民工社会资本结构特点，从而得出结论：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造成农民工市民化转变举步维艰。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民工；社会网络
联产责任制的实现，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乡社会流动的频繁构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社会变化（王春光，1995）。除了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三大变化联合作用的一个很现实的结果就是农民工问题。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和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刘传江，2006）。可以说，“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实质上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一、“农民工市民化”内涵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刘传江，2006）。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多维转型。在市场经济导向改革仍是“现在进行时”的现实背景下，计划经济时代乡城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除，城市对乡城流入人口的偏见和歧视依然，没有通过官方正式渠道“穿越‘户籍墙’”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只能在随城市繁华的车水马龙而“游动”的同时在边缘性的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出现了分离，由从“正式单位”中“游离”出来的都市“内生边缘人”同体制内人口构成的城市亚二元结构随着改革和转型进程的推进而呈现与日俱增的强化倾向。社会转型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以及社会法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一部分人群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并一步步走向边缘化。据郭思华，储卉娟（2004）调查研究发现（见表1），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农民工判断市民与农民的重要标准，而对收入，职业这些能带来实际物质和经济利益的关注较少。这也说明现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高，温饱问题与经济问题已不是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的主因，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区别。而且可以清楚的发现广大农民工更期待社会身份的转变以及社会的尊重与理解。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转化过程中举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社会资本的缺失与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造成的。
二、社会资本内涵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合。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布迪厄主要说明了社会资本是一种在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的资源，至于这种资源对个人行动影响如何以及个人行动如何改变社会资本的分布状况则未能涉及到。对社会资本研究颇富洞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显然，科尔曼的定义看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与意义，但仅从事物的結果来定义对象，难免失之偏颇。正如托马斯·福特·布朗所评价的那样：“科尔曼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致使这句不恰当的话（指社会资本的定义）引出了那么多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学术研究。”由此可见，虽然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贡献巨大，但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仍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一）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网络是指个体与他人、他群体在交往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亦称为关系资本。个体与他人、他群体的交往与互动是形成这种关系资本的基础。英克尔斯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现代化的学校”。显然，交往的增加能够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形成。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对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与互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与互动是浅层次的，缺乏实质性的交往与互动。
我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在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方面遇到了其它国家农民进城后所不曾遇到的阻碍。第一，城市政府和居民为了维护在二元制度下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进城农民工“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入”。第二，长期处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城市市民所形成的优越身份意识逐渐地演变为对进城农民工的偏见、歧视和排斥；第三，在现存的制度与政策限制下，农民工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使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进行平等地互动与交流。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尽管他们也会与城市社会中的个人、群体产生链接，但这种链接有明显的局限，仅仅限于单一的业缘关系（钱正武，2006）。根据我国学者周大鸣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口的调查表明：外来务工人员无论在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收入分配以及聚居和交往圈来看，都与本地人截然不同。这样，虽然他们在打工期间与当地人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但其实二者差异甚为明显，形成所谓的“二元社区”现象。这些打工人员虽然身在城镇，但心却在家乡或务工所在地结成的农民工群体里，难以与本地城镇人口融为一体。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各自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不同造成的。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长期占据着地缘优势,经济收入丰厚，在当地政府和本身内群体的庇护下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生活。按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他们在“核心—边缘”的人际关系格局中长期占据了核心位置，对社会资本有了“支配权”。而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他们都处于不利的位置，有时甚至连信任、交往这些基本社会资本都不被给予。
（二）人际信任仍以亲缘信任为主
人际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协作与社会整合的基础，没有通过社会资本投资建立起来的充分信任,就不会产生有效的社会沟通和协作。信任方式与群体的性质有密切关系。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提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礼俗社会”也称“共同体”或者“公社”，指传统社会。它的特征是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较少，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单元，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的或具有感情色彩的初级关系。由此，人们建立的信任关系是亲缘信任，这种信任在韦伯看来就是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法理社会指现代工业社会。其特征是规模大，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经济的、政治的、职业的等社会组织取代了家庭的核心地位，非个人的、不具感情色彩的次级关系居统治地位。由此人们建立的信任关系是社缘信任，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汉密尔顿在研究“中国何以无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从分析行会组织入手。他认为，在西方行会作为一种维持市场主体利益的组织，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均有约束，创造了适合所有人的市场环境，建立了一种普遍的信任关系，确立了普遍信任的理念。而在中国，作为一种商人组织，它是依照乡亲派党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市场的可信度完全取决于这个商人所属的行会组织。所以，信任仅仅是行会内部的信任，是特殊的信任，对行会以外的市场主体而言，难保信任的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行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作用。所以，在中国，家庭成员间的信任以其亲近度为尺度逐步向外围辐射。
这一点可以在农民工求职过程中得以体现。目前，農民工找工作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还是以亲朋好友等熟人关系为主，而通过家乡村委会等政府组织获得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小。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在论及内部高度团结、外部联系微弱团体的负面影响时指出：“高度的社会团结有可能限制了群体成员在工作表现方面的竞争：一个高度团结一致的群体中的成员，可能变得相互过于宽容，从而不能相互追求高标准的业绩；或者群体的大部分互动都用于表现和强化群体的团结性，而以牺牲实现群体目标的时间和力量为代价。”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社会结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人若想获得较大发展，必须与外群体进行沟通与联系。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人或组织要想有所创新与发展,必须打破群体封闭的界限，不断与外部发生信息交流，或者直接通过社会流动加入新的群体，这样，自身才能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分布非均衡性过强，人们与外群体交流或向外流动不会相当困难。这时，人们的理性选择就是依然固守内群体已有的社会资本，以此来维护自身的生存而不求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S.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当今农村社会信任——基于一项调查的社会学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3)．
3、Granovetter﹒Mark.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360-1380,1973．
4、周大鸣.永恒的钟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M].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深圳市中铁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民工；社会网络
联产责任制的实现，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乡社会流动的频繁构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社会变化（王春光，1995）。除了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三大变化联合作用的一个很现实的结果就是农民工问题。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和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这正是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刘传江，2006）。可以说，“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实质上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一、“农民工市民化”内涵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刘传江，2006）。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多维转型。在市场经济导向改革仍是“现在进行时”的现实背景下，计划经济时代乡城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除，城市对乡城流入人口的偏见和歧视依然，没有通过官方正式渠道“穿越‘户籍墙’”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只能在随城市繁华的车水马龙而“游动”的同时在边缘性的领域及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出现了分离，由从“正式单位”中“游离”出来的都市“内生边缘人”同体制内人口构成的城市亚二元结构随着改革和转型进程的推进而呈现与日俱增的强化倾向。社会转型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以及社会法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一部分人群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并一步步走向边缘化。据郭思华，储卉娟（2004）调查研究发现（见表1），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农民工判断市民与农民的重要标准，而对收入，职业这些能带来实际物质和经济利益的关注较少。这也说明现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高，温饱问题与经济问题已不是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的主因，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区别。而且可以清楚的发现广大农民工更期待社会身份的转变以及社会的尊重与理解。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转化过程中举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社会资本的缺失与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造成的。
二、社会资本内涵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合。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布迪厄主要说明了社会资本是一种在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的资源，至于这种资源对个人行动影响如何以及个人行动如何改变社会资本的分布状况则未能涉及到。对社会资本研究颇富洞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显然，科尔曼的定义看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与意义，但仅从事物的結果来定义对象，难免失之偏颇。正如托马斯·福特·布朗所评价的那样：“科尔曼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致使这句不恰当的话（指社会资本的定义）引出了那么多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学术研究。”由此可见，虽然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贡献巨大，但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仍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一）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网络是指个体与他人、他群体在交往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亦称为关系资本。个体与他人、他群体的交往与互动是形成这种关系资本的基础。英克尔斯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现代化的学校”。显然，交往的增加能够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形成。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对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与互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与互动是浅层次的，缺乏实质性的交往与互动。
我国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在与城市社会和居民的交往方面遇到了其它国家农民进城后所不曾遇到的阻碍。第一，城市政府和居民为了维护在二元制度下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进城农民工“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入”。第二，长期处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城市市民所形成的优越身份意识逐渐地演变为对进城农民工的偏见、歧视和排斥；第三，在现存的制度与政策限制下，农民工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使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进行平等地互动与交流。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尽管他们也会与城市社会中的个人、群体产生链接，但这种链接有明显的局限，仅仅限于单一的业缘关系（钱正武，2006）。根据我国学者周大鸣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口的调查表明：外来务工人员无论在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收入分配以及聚居和交往圈来看，都与本地人截然不同。这样，虽然他们在打工期间与当地人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但其实二者差异甚为明显，形成所谓的“二元社区”现象。这些打工人员虽然身在城镇，但心却在家乡或务工所在地结成的农民工群体里，难以与本地城镇人口融为一体。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各自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不同造成的。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长期占据着地缘优势,经济收入丰厚，在当地政府和本身内群体的庇护下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生活。按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他们在“核心—边缘”的人际关系格局中长期占据了核心位置，对社会资本有了“支配权”。而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他们都处于不利的位置，有时甚至连信任、交往这些基本社会资本都不被给予。
（二）人际信任仍以亲缘信任为主
人际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协作与社会整合的基础，没有通过社会资本投资建立起来的充分信任,就不会产生有效的社会沟通和协作。信任方式与群体的性质有密切关系。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提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礼俗社会”也称“共同体”或者“公社”，指传统社会。它的特征是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较少，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单元，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的或具有感情色彩的初级关系。由此，人们建立的信任关系是亲缘信任，这种信任在韦伯看来就是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法理社会指现代工业社会。其特征是规模大，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经济的、政治的、职业的等社会组织取代了家庭的核心地位，非个人的、不具感情色彩的次级关系居统治地位。由此人们建立的信任关系是社缘信任，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汉密尔顿在研究“中国何以无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从分析行会组织入手。他认为，在西方行会作为一种维持市场主体利益的组织，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均有约束，创造了适合所有人的市场环境，建立了一种普遍的信任关系，确立了普遍信任的理念。而在中国，作为一种商人组织，它是依照乡亲派党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市场的可信度完全取决于这个商人所属的行会组织。所以，信任仅仅是行会内部的信任，是特殊的信任，对行会以外的市场主体而言，难保信任的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行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作用。所以，在中国，家庭成员间的信任以其亲近度为尺度逐步向外围辐射。
这一点可以在农民工求职过程中得以体现。目前，農民工找工作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还是以亲朋好友等熟人关系为主，而通过家乡村委会等政府组织获得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小。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在论及内部高度团结、外部联系微弱团体的负面影响时指出：“高度的社会团结有可能限制了群体成员在工作表现方面的竞争：一个高度团结一致的群体中的成员，可能变得相互过于宽容，从而不能相互追求高标准的业绩；或者群体的大部分互动都用于表现和强化群体的团结性，而以牺牲实现群体目标的时间和力量为代价。”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社会结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人若想获得较大发展，必须与外群体进行沟通与联系。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人或组织要想有所创新与发展,必须打破群体封闭的界限，不断与外部发生信息交流，或者直接通过社会流动加入新的群体，这样，自身才能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分布非均衡性过强，人们与外群体交流或向外流动不会相当困难。这时，人们的理性选择就是依然固守内群体已有的社会资本，以此来维护自身的生存而不求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S.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当今农村社会信任——基于一项调查的社会学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3)．
3、Granovetter﹒Mark.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360-1380,1973．
4、周大鸣.永恒的钟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M].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深圳市中铁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