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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江村：现代与传统“平衡杂糅”
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人们从刚刚长大成人起，就在那同一块土地上一直干到死，这种现象是很普通的。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
——《江村经济》第十一章
现代工业进入农村，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必备条件。同时，工业也是瓦解乡土传统的重要力量。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专门以“促进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对比，来分析现代缫丝工厂对江村的影响。今天的开弦弓村，其“工厂化”程度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大部分农民早已是产业工人。蒙蒙细雨中，走在江村小道上，我虽然难以找到费孝通先生当年看到的江南烟雨，但依然看到一些不变的景象。
我走访的多个家庭，都是祖孙四代、六七口之家。熟悉村里掌故的干部姚富坤告诉我，全村750多户，有45%左右的家庭是四世同堂。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振奋。今天，走近开弦弓村老百姓的生活，各个缝隙中都透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乡土传统与工业文明是如何相处的呢？就先从农家的锅灶和房屋说起吧！
“堂屋后面是厨房，大小仅为堂屋的四分之一。灶头和烟囱占厨房面积的三分之一。紧靠烟囱有供灶王爷的神龛和小平台。”“在村里，除了祭祀祖先外，最经常得到祭祀的是灶王爷，有时也包括灶王奶奶。……神像是刻印在纸上的，由城里店铺中买来，供在灶头上面小神龛中。”（《江村经济》第六章）这是费孝通先生看到的江村厨房。
今天的开弦弓村，街道弄堂两边，两三层小楼林立。但“堂屋后面是厨房”的建筑格局还依稀可见。楼房后边或旁边常有一处留着黑瓦的平房，那就是伙房（厨房）。农家新楼房留有宽敞明亮的厨房，灶台、抽油烟机等现代设备一应俱全，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留一处厨房。我走进多家厨房，迎面是砖头垒砌的灶台，高高的烟囱通向屋顶，一眼就看见了灶台上的神龛。
笔者看到的，或者是一张印刷神像，或者是烧绘在瓷砖上的灶王爷像。祭灶习俗在这里依然盛行，不仅过年过节家庭主妇在厨房祭灶，就是遇到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儿孙考试这样的家事，主妇们也习惯于祭灶。现代生活方式改变了开弦弓村，但并未一下子完全改变人们对于生活的认识。类似灶王爷这样有宗教色彩的传说，显然早已不具备“神秘约束力”，但它已成为农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仍然在流传。
开弦弓村的厨房并不仅仅是传统祭祀的场所，还保存着生活功能。我早晨和晚上都看到主妇在厨房烧火做饭的场景，炊烟与小河依然是开弦弓村幽静闲适的重要元素。厨房都有一口大铁锅，一是日常用来蒸煮食物，每个厨房都积存了秸秆，主妇们习惯于用秸秆烧火；二是过节为全家老少蒸年糕，做大锅饭。这让笔者联想到村里四世同堂的农户数量。一家四代人过节团聚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仍然凝结在这传承了多少代的厨房里、大锅里。
费孝通先生上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的时候，全村只有一座二层阁楼，他就住在这家姓周的村民家里。如今，开弦弓村满眼都是二三层的楼房，九成以上农户已经住进楼房。我在村里遇到55岁的刘珍，她上世纪80年代初从靖江到吴江打工，1984年嫁到开弦弓村。她家的住房演变直观地反映出村里人房子的变化。她嫁过来时，全家八口人只有两间老屋。当时家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盖房子。结婚之后，在老屋旁边盖了一处平房，没过几年就换成了二层楼房。2004年，他们把砖混结构的楼房翻盖成今天这个样子——一栋瓷砖贴墙的两层别墅。
开弦弓村农民的房屋结构往往是一层待客二层住人，进门是高大宽敞的门厅。这门厅大概类似费孝通先生当年看到的“堂屋”。他說：“堂屋最大，用来作劳作的场所，……天冷或下雨时，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也在这里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和农产品。它还是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在这高大的门厅里，看不到祖先牌位了，但能看到当代江村人的农具——摩托、自行车，甚至农用三轮车。
门厅尽头，左侧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右侧又隔出一间房屋。故事全在右侧那扇门里，那里镶嵌着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
那常常是留给爷爷奶奶辈老人的房间。把老人安置在这里，与儿孙辈相对分隔，给他们留出一个独立空间。更重要的是方便老人进出，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我探访了两家的老人房间。面积大小不一，但都设置有方便的水冲式卫生间，家具摆设也都“上了年纪”，有的还安放着古旧的木板床。这一方面营造出老旧气息，迎合老人的心理习惯，另一方面也方便老人的生活，可以说体现出了农民的朴素用心。
1981年费孝通先生三访江村时，对老人卧室也有过一番观察，而且得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就在我们参观的新房隔间是老一代的卧室。在这间卧室里我看到的是我幼时所熟悉的我祖母房里的陈设，我祖母是太平天国时嫁到我家的。”由此他感慨道，“我直觉地感到过去农村里生活物资基础更新率是这样缓慢，使两代卧室的对比如此之鲜明。”
农村生活用品更新快慢不仅直接反映出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是衡量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今天的江村，我们只要获准登上二楼，就能看到内容丰富的“隔代变化”。二楼的卧室完全按照城市生活样式，隔出不同房间，住着两代甚至三代人。父母的房子相对简单一些，但已经找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子；儿辈房间则保留了很多结婚时的物品，床和衣柜等生活用品，都是时髦的样子；孙辈房间明显地标示着孩子的年龄，墙上贴着识字图画，家具上摆着布娃娃。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似乎在翻阅一户农民两三代人的“生活编年史”。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乡土气息也会产生“摩擦”。早晨走在街巷间，笔者看到一种原始的炉子放在空地上。那是一种类似木桶样的炉子，塞进柴禾点燃，再把水壶放在上面烧。过去，这是农户常见的设备，现在的新式楼房显然没有给它留出空间。于是，老人们就把炉子拿到门口来。笔者曾经问一位正在烧火的老人，炉子烧水和煤气烧水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习惯了。”这样的“习惯”在上年纪人那里一定还有很多，限于走访时间，笔者没能做更系统全面的观察。值得庆幸的是，旧有生活习惯并没有与楼房里的现代生活发生“冲突”。传统乡土气息的存在给这种旧习惯的改变留下了很大的缓冲空间。这种改变也许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正是一个村庄“无痛”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乡村工业已经占据了江村经济收入的主体，但开弦弓村顽强地保持着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气息的“平衡”。在这里，既可感受到乡土气息，也能体会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江村这种“杂糅平衡”是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开弦弓村人的就业半径大致在四五里路左右，骑自行车和坐车可以方便地来回。村庄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乡土生活结构，四代同堂成为大多数农户的生活形式。随着交通发达程度的提高，这半径还可以扩大，但就业超过一定半径，必然促使青年人走出家庭，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也将随之变化。乡土社会与农村生活只有找到动态调整的平衡机制，才可能保持下去。
江村养老：兜住底还要分层次
年轻一代供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是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的。
——《江村经济》第四章
儿子有了独立地位时，赡养父母的义务就更明显了。假如父母年老时，仍然掌握一份土地，但已无力耕种，儿子将代他们耕种。……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可以轮流赡养。
——《江村经济》第四章
走访开弦弓村，和到其他农村一样，遇到的多是老人。不同的是，开弦弓村的年轻人大都在附近上班，晚饭时家家门厅里都团聚了一家人。因为走访的老人多，养老问题自然引起笔者的关注。笔者专门到村部办公室，找到会计和专门负责劳动保障工作的小陈，了解农村养老制度和政策性措施。
开弦弓村的老人享受两种社会保障体系，一种是城镇社保，一种是农村社保。参加城镇社保，每年需要缴纳的钱是7216元；参加农村社保，每年要缴纳的费用是1200元，每年3月到6月之间一次性缴纳。
参加不同养老保险，领取的养老金也有差别。参加城镇社保满15年，每月可以领到800元保险金，每增加一年，每月多10元钱；参加农村社保的人60岁以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是300元，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多领50元敬老金，90岁以上的老人敬老金增加到每月200元。
据小陈介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还有一项措施，可以一次性缴纳补充保险金，费用为10800元。如果交了这项保险，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增加150元。
开弦弓村70岁以上的老人共399位，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老人大都有企业打工经历，赶上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许多人参加了城镇社保。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年龄层次的老人，对养老保障的感受不同。这与他们在不同年龄段的收入变化和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大小有关。
对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养老金收入并不是主要经济来源。这个年龄段的妇女一般是在家里照顾第三代，除了养老金没有经济收入；而男人则依然在工厂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每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4000元之间。村里谈姓人家的主妇和两位姓周的养殖户都给我算过支出账：一个六口之家，每月日常伙食开支大致在1500元?1800元之间。这个年龄段的老人要支付日常伙食开支，周末和年节还要张罗伙食改善，给孙辈买零食等。家庭生活责任虽然没有减少，但收支相抵，他们大都不感到经济紧张。
感受最强烈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群体参加城镇社保的人少，养老金数额不高，按照两口人计算，每月600元。而70岁以上打工的人就不多了，即使出去打工也不会挣到太高的工资。但他们的家庭责任却并没有减少，仍然需要给全家人买菜买米，准备一日三餐，支付孙辈日常开支。在村部办公室，我曾经向四位年轻人“求证”此事，他们都说没有向家里老人交过生活费。只有一位年轻妇女说承担了水电费，“因为水电费可以用支付宝缴纳。”
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领取养老金4200元，他们已经卸去所有家庭责任，不再负责一日三餐。在谈家，81岁的老妇人给我算了她一年的开支：因为患高血压，要吃500多元的常用药；余下的是春节给孙子外孙发压岁钱，每人100多元，全部开支不到1000元；另一项大的开支是遇到晚辈生孩子或者上大学时发红包，一个红包最多发1000元。这样算下来，每年4000多元养老金足够开销。
开弦弓村所属的七都镇有一个养老院，但因为每月费用要数千元，因此开弦弓村几乎没有人去。笔者了解到，全村只有一位五保老人被送到了那里。四世同堂的家庭是开弦弓村传统农民向往的生活，同时也承担了养老保障。
坐在宽敞的房子里，与村民交谈，往往会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旁边，那一定家里的长辈。因为笔者不太听得懂方言，老人间或插话，就得凑上去细细询问。這样的场面让访谈充满了温馨，也让笔者感受到四世同堂带给老人的精神满足。但也有“例外”。笔者看到在一位老人的伙房里还布置了床，屋内家具简单，连墙都是泥抹的，于是坐下来细问。老人89岁，独自生活，300多元养老金是他全部的生活费。两个儿子彼此不和，而且都不愿意接受老人住在自家，这就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忧愁。
农村养老面临的困难，有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有乡土文化缺失引起的矛盾。开弦弓村的家庭结构留存着浓郁的乡土传统，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和乡土文化传承同时发挥着作用。农村养老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传统孝道的传承，简单计算生活收支账，是难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感到幸福的。
江村新题：新生活提出新问题
昨天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局面，一是既有的成绩，这是明天取得更大成就的基础。二是有问题，这是明天迫着我们前进的警钟。
——《行行重行行》第799页，
《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
年人均纯收入3万元，90%以上的农民住进楼房，村里通路通水……从经济数据来看，开弦弓村早已迈入小康生活阶段。走访了10多位乡亲，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工作。村里80%以上的农户都有汽车，还有的人家有两三辆。
汽车延长了农民务工半径，也成为村里人抱怨的“源头”。村里没有统一的停车场，汽车又无法开到农户的院子里，农民有车“也发愁”。弄堂是江南农村的特色布局，开弦弓村有两条文化弄堂，曲曲折折，细长幽深，透着传统乡土气息。现在人们却抱怨弄堂狭窄，不能通行汽车。
在村公共活动室里，笔者遇到一位68岁的老人。他经历了从草房到砖瓦平房再到楼房的变化，今年又有了再盖新房的想法。他说，现在的愿望是能把楼房变成别墅，有一个可以停车、能够种菜的小院子。
另一个话题是公共厕所。开弦弓村面积为4.5平方公里，没有一座公厕。农民都住进了楼房，卫生间设在家里，行人如厕就成为难题。曾经作过村干部的一位谈姓村民告诉笔者，修建公共厕所有“两难”：一是用地难，村里公共用地有限，要征用百姓宅基地几乎不可能。况且，谁家也不愿意在自家附近建厕所；二是管护难，公厕建起来之后，谁来管护，管护费用怎么出等，都是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好办法。
吃饭、住房、就业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日渐增强。老百姓把村干部“天然地”看作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建设者，因此谈到这些“不满”，他们自然讲到村干部。笔者在村里遇到一位老者，他抱怨农户在翻盖房子时擅自扩大地基，侵占了原来弄堂面积，使汽车开不进来。他甚至直接把这种“侵占”归因于建房者“给了村干部好处”。我与老人细细交谈后发现，他这些说法都是无根据的“推想”，而推想的动因是对汽车开不进院子的不满。
现在看来，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然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和百姓需要。这种“跟不上”，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往往会使百姓对基层干部产生误解，从而影响干群关系。这可能是富裕起来的农村当前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人们从刚刚长大成人起，就在那同一块土地上一直干到死，这种现象是很普通的。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
——《江村经济》第十一章
现代工业进入农村，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必备条件。同时，工业也是瓦解乡土传统的重要力量。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专门以“促进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对比，来分析现代缫丝工厂对江村的影响。今天的开弦弓村，其“工厂化”程度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大部分农民早已是产业工人。蒙蒙细雨中，走在江村小道上，我虽然难以找到费孝通先生当年看到的江南烟雨，但依然看到一些不变的景象。
我走访的多个家庭，都是祖孙四代、六七口之家。熟悉村里掌故的干部姚富坤告诉我，全村750多户，有45%左右的家庭是四世同堂。这个数字确实令人振奋。今天，走近开弦弓村老百姓的生活，各个缝隙中都透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乡土传统与工业文明是如何相处的呢？就先从农家的锅灶和房屋说起吧！
“堂屋后面是厨房，大小仅为堂屋的四分之一。灶头和烟囱占厨房面积的三分之一。紧靠烟囱有供灶王爷的神龛和小平台。”“在村里，除了祭祀祖先外，最经常得到祭祀的是灶王爷，有时也包括灶王奶奶。……神像是刻印在纸上的，由城里店铺中买来，供在灶头上面小神龛中。”（《江村经济》第六章）这是费孝通先生看到的江村厨房。
今天的开弦弓村，街道弄堂两边，两三层小楼林立。但“堂屋后面是厨房”的建筑格局还依稀可见。楼房后边或旁边常有一处留着黑瓦的平房，那就是伙房（厨房）。农家新楼房留有宽敞明亮的厨房，灶台、抽油烟机等现代设备一应俱全，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留一处厨房。我走进多家厨房，迎面是砖头垒砌的灶台，高高的烟囱通向屋顶，一眼就看见了灶台上的神龛。
笔者看到的，或者是一张印刷神像，或者是烧绘在瓷砖上的灶王爷像。祭灶习俗在这里依然盛行，不仅过年过节家庭主妇在厨房祭灶，就是遇到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儿孙考试这样的家事，主妇们也习惯于祭灶。现代生活方式改变了开弦弓村，但并未一下子完全改变人们对于生活的认识。类似灶王爷这样有宗教色彩的传说，显然早已不具备“神秘约束力”，但它已成为农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仍然在流传。
开弦弓村的厨房并不仅仅是传统祭祀的场所，还保存着生活功能。我早晨和晚上都看到主妇在厨房烧火做饭的场景，炊烟与小河依然是开弦弓村幽静闲适的重要元素。厨房都有一口大铁锅，一是日常用来蒸煮食物，每个厨房都积存了秸秆，主妇们习惯于用秸秆烧火；二是过节为全家老少蒸年糕，做大锅饭。这让笔者联想到村里四世同堂的农户数量。一家四代人过节团聚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仍然凝结在这传承了多少代的厨房里、大锅里。
费孝通先生上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的时候，全村只有一座二层阁楼，他就住在这家姓周的村民家里。如今，开弦弓村满眼都是二三层的楼房，九成以上农户已经住进楼房。我在村里遇到55岁的刘珍，她上世纪80年代初从靖江到吴江打工，1984年嫁到开弦弓村。她家的住房演变直观地反映出村里人房子的变化。她嫁过来时，全家八口人只有两间老屋。当时家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盖房子。结婚之后，在老屋旁边盖了一处平房，没过几年就换成了二层楼房。2004年，他们把砖混结构的楼房翻盖成今天这个样子——一栋瓷砖贴墙的两层别墅。
开弦弓村农民的房屋结构往往是一层待客二层住人，进门是高大宽敞的门厅。这门厅大概类似费孝通先生当年看到的“堂屋”。他說：“堂屋最大，用来作劳作的场所，……天冷或下雨时，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也在这里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和农产品。它还是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在这高大的门厅里，看不到祖先牌位了，但能看到当代江村人的农具——摩托、自行车，甚至农用三轮车。
门厅尽头，左侧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右侧又隔出一间房屋。故事全在右侧那扇门里，那里镶嵌着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
那常常是留给爷爷奶奶辈老人的房间。把老人安置在这里，与儿孙辈相对分隔，给他们留出一个独立空间。更重要的是方便老人进出，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我探访了两家的老人房间。面积大小不一，但都设置有方便的水冲式卫生间，家具摆设也都“上了年纪”，有的还安放着古旧的木板床。这一方面营造出老旧气息，迎合老人的心理习惯，另一方面也方便老人的生活，可以说体现出了农民的朴素用心。
1981年费孝通先生三访江村时，对老人卧室也有过一番观察，而且得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就在我们参观的新房隔间是老一代的卧室。在这间卧室里我看到的是我幼时所熟悉的我祖母房里的陈设，我祖母是太平天国时嫁到我家的。”由此他感慨道，“我直觉地感到过去农村里生活物资基础更新率是这样缓慢，使两代卧室的对比如此之鲜明。”
农村生活用品更新快慢不仅直接反映出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是衡量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今天的江村，我们只要获准登上二楼，就能看到内容丰富的“隔代变化”。二楼的卧室完全按照城市生活样式，隔出不同房间，住着两代甚至三代人。父母的房子相对简单一些，但已经找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子；儿辈房间则保留了很多结婚时的物品，床和衣柜等生活用品，都是时髦的样子；孙辈房间明显地标示着孩子的年龄，墙上贴着识字图画，家具上摆着布娃娃。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似乎在翻阅一户农民两三代人的“生活编年史”。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乡土气息也会产生“摩擦”。早晨走在街巷间，笔者看到一种原始的炉子放在空地上。那是一种类似木桶样的炉子，塞进柴禾点燃，再把水壶放在上面烧。过去，这是农户常见的设备，现在的新式楼房显然没有给它留出空间。于是，老人们就把炉子拿到门口来。笔者曾经问一位正在烧火的老人，炉子烧水和煤气烧水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习惯了。”这样的“习惯”在上年纪人那里一定还有很多，限于走访时间，笔者没能做更系统全面的观察。值得庆幸的是，旧有生活习惯并没有与楼房里的现代生活发生“冲突”。传统乡土气息的存在给这种旧习惯的改变留下了很大的缓冲空间。这种改变也许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正是一个村庄“无痛”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乡村工业已经占据了江村经济收入的主体，但开弦弓村顽强地保持着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气息的“平衡”。在这里，既可感受到乡土气息，也能体会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江村这种“杂糅平衡”是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开弦弓村人的就业半径大致在四五里路左右，骑自行车和坐车可以方便地来回。村庄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乡土生活结构，四代同堂成为大多数农户的生活形式。随着交通发达程度的提高，这半径还可以扩大，但就业超过一定半径，必然促使青年人走出家庭，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也将随之变化。乡土社会与农村生活只有找到动态调整的平衡机制，才可能保持下去。
江村养老：兜住底还要分层次
年轻一代供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是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的。
——《江村经济》第四章
儿子有了独立地位时，赡养父母的义务就更明显了。假如父母年老时，仍然掌握一份土地，但已无力耕种，儿子将代他们耕种。……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可以轮流赡养。
——《江村经济》第四章
走访开弦弓村，和到其他农村一样，遇到的多是老人。不同的是，开弦弓村的年轻人大都在附近上班，晚饭时家家门厅里都团聚了一家人。因为走访的老人多，养老问题自然引起笔者的关注。笔者专门到村部办公室，找到会计和专门负责劳动保障工作的小陈，了解农村养老制度和政策性措施。
开弦弓村的老人享受两种社会保障体系，一种是城镇社保，一种是农村社保。参加城镇社保，每年需要缴纳的钱是7216元；参加农村社保，每年要缴纳的费用是1200元，每年3月到6月之间一次性缴纳。
参加不同养老保险，领取的养老金也有差别。参加城镇社保满15年，每月可以领到800元保险金，每增加一年，每月多10元钱；参加农村社保的人60岁以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是300元，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多领50元敬老金，90岁以上的老人敬老金增加到每月200元。
据小陈介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还有一项措施，可以一次性缴纳补充保险金，费用为10800元。如果交了这项保险，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增加150元。
开弦弓村70岁以上的老人共399位，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老人大都有企业打工经历，赶上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许多人参加了城镇社保。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年龄层次的老人，对养老保障的感受不同。这与他们在不同年龄段的收入变化和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大小有关。
对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养老金收入并不是主要经济来源。这个年龄段的妇女一般是在家里照顾第三代，除了养老金没有经济收入；而男人则依然在工厂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每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4000元之间。村里谈姓人家的主妇和两位姓周的养殖户都给我算过支出账：一个六口之家，每月日常伙食开支大致在1500元?1800元之间。这个年龄段的老人要支付日常伙食开支，周末和年节还要张罗伙食改善，给孙辈买零食等。家庭生活责任虽然没有减少，但收支相抵，他们大都不感到经济紧张。
感受最强烈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群体参加城镇社保的人少，养老金数额不高，按照两口人计算，每月600元。而70岁以上打工的人就不多了，即使出去打工也不会挣到太高的工资。但他们的家庭责任却并没有减少，仍然需要给全家人买菜买米，准备一日三餐，支付孙辈日常开支。在村部办公室，我曾经向四位年轻人“求证”此事，他们都说没有向家里老人交过生活费。只有一位年轻妇女说承担了水电费，“因为水电费可以用支付宝缴纳。”
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领取养老金4200元，他们已经卸去所有家庭责任，不再负责一日三餐。在谈家，81岁的老妇人给我算了她一年的开支：因为患高血压，要吃500多元的常用药；余下的是春节给孙子外孙发压岁钱，每人100多元，全部开支不到1000元；另一项大的开支是遇到晚辈生孩子或者上大学时发红包，一个红包最多发1000元。这样算下来，每年4000多元养老金足够开销。
开弦弓村所属的七都镇有一个养老院，但因为每月费用要数千元，因此开弦弓村几乎没有人去。笔者了解到，全村只有一位五保老人被送到了那里。四世同堂的家庭是开弦弓村传统农民向往的生活，同时也承担了养老保障。
坐在宽敞的房子里，与村民交谈，往往会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旁边，那一定家里的长辈。因为笔者不太听得懂方言，老人间或插话，就得凑上去细细询问。這样的场面让访谈充满了温馨，也让笔者感受到四世同堂带给老人的精神满足。但也有“例外”。笔者看到在一位老人的伙房里还布置了床，屋内家具简单，连墙都是泥抹的，于是坐下来细问。老人89岁，独自生活，300多元养老金是他全部的生活费。两个儿子彼此不和，而且都不愿意接受老人住在自家，这就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忧愁。
农村养老面临的困难，有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有乡土文化缺失引起的矛盾。开弦弓村的家庭结构留存着浓郁的乡土传统，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和乡土文化传承同时发挥着作用。农村养老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传统孝道的传承，简单计算生活收支账，是难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感到幸福的。
江村新题：新生活提出新问题
昨天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局面，一是既有的成绩，这是明天取得更大成就的基础。二是有问题，这是明天迫着我们前进的警钟。
——《行行重行行》第799页，
《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
年人均纯收入3万元，90%以上的农民住进楼房，村里通路通水……从经济数据来看，开弦弓村早已迈入小康生活阶段。走访了10多位乡亲，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工作。村里80%以上的农户都有汽车，还有的人家有两三辆。
汽车延长了农民务工半径，也成为村里人抱怨的“源头”。村里没有统一的停车场，汽车又无法开到农户的院子里，农民有车“也发愁”。弄堂是江南农村的特色布局，开弦弓村有两条文化弄堂，曲曲折折，细长幽深，透着传统乡土气息。现在人们却抱怨弄堂狭窄，不能通行汽车。
在村公共活动室里，笔者遇到一位68岁的老人。他经历了从草房到砖瓦平房再到楼房的变化，今年又有了再盖新房的想法。他说，现在的愿望是能把楼房变成别墅，有一个可以停车、能够种菜的小院子。
另一个话题是公共厕所。开弦弓村面积为4.5平方公里，没有一座公厕。农民都住进了楼房，卫生间设在家里，行人如厕就成为难题。曾经作过村干部的一位谈姓村民告诉笔者，修建公共厕所有“两难”：一是用地难，村里公共用地有限，要征用百姓宅基地几乎不可能。况且，谁家也不愿意在自家附近建厕所；二是管护难，公厕建起来之后，谁来管护，管护费用怎么出等，都是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好办法。
吃饭、住房、就业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日渐增强。老百姓把村干部“天然地”看作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建设者，因此谈到这些“不满”，他们自然讲到村干部。笔者在村里遇到一位老者，他抱怨农户在翻盖房子时擅自扩大地基，侵占了原来弄堂面积，使汽车开不进来。他甚至直接把这种“侵占”归因于建房者“给了村干部好处”。我与老人细细交谈后发现，他这些说法都是无根据的“推想”，而推想的动因是对汽车开不进院子的不满。
现在看来，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然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和百姓需要。这种“跟不上”，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往往会使百姓对基层干部产生误解，从而影响干群关系。这可能是富裕起来的农村当前面临的又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