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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萧支队建立之后，我们活动地域主要在诸暨、义乌、东阳交界处的山区，可这一带敌伪顽势力相当强，尤其是这三股反动武装互相勾结，共同来对付我们，他们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消灭我们，特别是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清剿”。保安团自恃是正规军，兵员弹药充足，装备齐全，消灭这些共产党的“土八路”应该是绰绰有余。因此他们充当打头阵的角色，紧紧盯住我军不放，因此支队在成立后的四个月里，连遭他们三次偷袭，损失不小。
支队领导面对强敌，一面继续针锋相对与敌伪开展军事斗争，一面则对顽军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与我军合作，共同抗击日伪军。为此，支队在1944年3月间，两次派人持公函去他们驻地联系，表示我军不计前嫌，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据我所知：政工队里就先后派出过二人去当“信使”，第一次去的是陈振修同志，可他一去再未回来，领导上也无说法。我与钱洪同志私下议论，估计很有可能被敌人杀害了。陈振修，义乌人，是位老党员，论其一贯表现，他是不会投敌的（解放后查明，他当年遭“浙保”杀害）。过了几天，领导上又从政工队派出第二位“信使”，此人的名字我已忘记，他是金萧支队成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来参军的，我曾与他交谈过，他自我介绍说是常山县人，是地下党组织介绍来金萧支队的，是党员无疑。这次派他去，也许与他的党员身份有关系。他走时，队长要我把身上穿的棉长袍脱给他穿，他身上穿的短袄换给我，我无二话（那时义乌的游击队员都穿便衣）。可他一去又没有回来，估计很可能也出事了，领导上对此事又是沉默。直到二十几年后，常山来人找我作外调，据他们说，他去“浙保”送公函，被他们扣留，他们对此人又是严刑拷打，又是引诱，最后，他选择了投敌，当了叛徒，就留在“浙保”干了。直到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打到浙江，曾经与我坚决为敌的“浙保”溃不成军，作鸟兽散。此人逃回家乡，隐瞒了这段历史，混进革命队伍后当了政府干部，在审干中露出了马脚，所以地方上到部队来找我，调查他在金萧支队的这段经历。我因与他有“借棉长袍”之交，所以对他送信后再未归来之事，记得清楚。对他离开金萧支队的下落也一直悬在心中，至今终于真相大白了。
我也曾被派出去当过一次“信使”，不过不是去“浙保”，而是去诸暨县政府。此时的诸暨县政府，自诸暨沦陷后由县长带领在农村流动打游击，除县政府工作人员外，还有一支武装队伍和警察。1944年4月的一天下午，队长通知我立即去党委金秘书住处，说有任务要交给我。是什么任务，队长也不知道。我连忙赶到金秘书处，他开门见山地说：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派你去诸暨县政府驻地某村，给县长祝更生送一封公函，信我已按支队首长指示写好了，主要说今晚我军行军，要从他们住的村庄旁经过，请准予通行，不要发生误会。你将信送到之后，拿到他们的复信按原路返回，我们会与你在途中相遇。他又说，据了解，这祝更生有一定爱国进步思想，对我军态度还可以，不过你自己心中要有警惕性。除带背包（就只一条棉被）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要带，你现在这身穿着（短袄与土衣裤）就像一个小农民。你即刻去炊事班找一些剩饭吃，接着就上路。路该如何走，你可边走边问。我听完他吩咐之后，就去炊事班吃了几口剩饭，见太阳约还有三丈多高，我立即上路，向目的地前进。
我那时才17岁，革命热情、吃苦耐劳精神都有，可思想很单纯，边走边想，觉得这个任务不难完成，这位县长又比较开明，不会出现到“浙保”的有去无回。约走了二十几里路了，见前面靠山脚有一较大的村庄，在进庄路口有一哨兵在站岗，我估计此村庄该是了。我立即上前问哨兵，此处是否县政府所在地？他把我打量一番后说，你有什么事，要找谁？我回答是金萧支队来的，是给祝县长送信的。自我介绍完，我将信拿在手上，他态度立即热情起来，并指引我进村后如何走。当我找到县政府办公处，遇到一个工作人员，他一听我是来给县长送信的，即引我进屋，叫我坐下休息，他拿着信去交给县长。我坐下之后心想：遇到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信使”是以礼相待的，态度比较友好，这说明在他们心中金萧支队是有份量的，我心里紧绷的弦开始有点放松。大概过了二三袋烟的功夫，从里间出来一个中年汉子，手拿一封信向我走来。我站起来迎接，他一面递给我未封口的回信，一面说：请转告杨政委、蔡支队长，我们欢迎贵军过境。听他如此说，我立即表示感谢。
我出来即往回走，约走出十几里就遇上我们队伍，我把信交给杨政委、蔡支队长，他们在手电照明下看完信，我又向他们做了口头汇报，最后他们决定由我带领尖兵班在部队前面走，到县政府部队防区若遇有问题，由我出来解释。尖兵班十几个人，在我带领下，离开部队百把米在前面走，以防有埋伏。于是，我脑中的弦又绷紧了。当我军经过县政府部队防区时，非常顺利。前面是否有伏击？还很难说，县政府会否有人把此情报卖给“浙保”，让他们出来消灭我们？我们不得不防！直到我们一路顺利到达目的地，我这“信使”的任务才算顺利完成。这件事考验了这位祝更生，他对我党还是友好的，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
前些年我在阅读一份党史刊物时看到，1949年我大军打到浙南时，这祝更生正在浙南某县当县长，他见大军压境，就率部起义，这是他为人民又做了件好事。全国解放初期，当年金萧支队政委杨思一同志任浙江省副省長，又是省委组织部长，对这位曾经为我党做过一定好事的祝更生，我想在工作安排上该会有所照顾吧！可惜的是，杨思一同志在反右派中遭到迫害致死，也许祝更生根本就未沾到杨思一的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杨思一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祝更生最后的结局，我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李赞庭）
支队领导面对强敌，一面继续针锋相对与敌伪开展军事斗争，一面则对顽军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与我军合作，共同抗击日伪军。为此，支队在1944年3月间，两次派人持公函去他们驻地联系，表示我军不计前嫌，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据我所知：政工队里就先后派出过二人去当“信使”，第一次去的是陈振修同志，可他一去再未回来，领导上也无说法。我与钱洪同志私下议论，估计很有可能被敌人杀害了。陈振修，义乌人，是位老党员，论其一贯表现，他是不会投敌的（解放后查明，他当年遭“浙保”杀害）。过了几天，领导上又从政工队派出第二位“信使”，此人的名字我已忘记，他是金萧支队成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来参军的，我曾与他交谈过，他自我介绍说是常山县人，是地下党组织介绍来金萧支队的，是党员无疑。这次派他去，也许与他的党员身份有关系。他走时，队长要我把身上穿的棉长袍脱给他穿，他身上穿的短袄换给我，我无二话（那时义乌的游击队员都穿便衣）。可他一去又没有回来，估计很可能也出事了，领导上对此事又是沉默。直到二十几年后，常山来人找我作外调，据他们说，他去“浙保”送公函，被他们扣留，他们对此人又是严刑拷打，又是引诱，最后，他选择了投敌，当了叛徒，就留在“浙保”干了。直到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打到浙江，曾经与我坚决为敌的“浙保”溃不成军，作鸟兽散。此人逃回家乡，隐瞒了这段历史，混进革命队伍后当了政府干部，在审干中露出了马脚，所以地方上到部队来找我，调查他在金萧支队的这段经历。我因与他有“借棉长袍”之交，所以对他送信后再未归来之事，记得清楚。对他离开金萧支队的下落也一直悬在心中，至今终于真相大白了。
我也曾被派出去当过一次“信使”，不过不是去“浙保”，而是去诸暨县政府。此时的诸暨县政府，自诸暨沦陷后由县长带领在农村流动打游击，除县政府工作人员外，还有一支武装队伍和警察。1944年4月的一天下午，队长通知我立即去党委金秘书住处，说有任务要交给我。是什么任务，队长也不知道。我连忙赶到金秘书处，他开门见山地说：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派你去诸暨县政府驻地某村，给县长祝更生送一封公函，信我已按支队首长指示写好了，主要说今晚我军行军，要从他们住的村庄旁经过，请准予通行，不要发生误会。你将信送到之后，拿到他们的复信按原路返回，我们会与你在途中相遇。他又说，据了解，这祝更生有一定爱国进步思想，对我军态度还可以，不过你自己心中要有警惕性。除带背包（就只一条棉被）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要带，你现在这身穿着（短袄与土衣裤）就像一个小农民。你即刻去炊事班找一些剩饭吃，接着就上路。路该如何走，你可边走边问。我听完他吩咐之后，就去炊事班吃了几口剩饭，见太阳约还有三丈多高，我立即上路，向目的地前进。
我那时才17岁，革命热情、吃苦耐劳精神都有，可思想很单纯，边走边想，觉得这个任务不难完成，这位县长又比较开明，不会出现到“浙保”的有去无回。约走了二十几里路了，见前面靠山脚有一较大的村庄，在进庄路口有一哨兵在站岗，我估计此村庄该是了。我立即上前问哨兵，此处是否县政府所在地？他把我打量一番后说，你有什么事，要找谁？我回答是金萧支队来的，是给祝县长送信的。自我介绍完，我将信拿在手上，他态度立即热情起来，并指引我进村后如何走。当我找到县政府办公处，遇到一个工作人员，他一听我是来给县长送信的，即引我进屋，叫我坐下休息，他拿着信去交给县长。我坐下之后心想：遇到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信使”是以礼相待的，态度比较友好，这说明在他们心中金萧支队是有份量的，我心里紧绷的弦开始有点放松。大概过了二三袋烟的功夫，从里间出来一个中年汉子，手拿一封信向我走来。我站起来迎接，他一面递给我未封口的回信，一面说：请转告杨政委、蔡支队长，我们欢迎贵军过境。听他如此说，我立即表示感谢。
我出来即往回走，约走出十几里就遇上我们队伍，我把信交给杨政委、蔡支队长，他们在手电照明下看完信，我又向他们做了口头汇报，最后他们决定由我带领尖兵班在部队前面走，到县政府部队防区若遇有问题，由我出来解释。尖兵班十几个人，在我带领下，离开部队百把米在前面走，以防有埋伏。于是，我脑中的弦又绷紧了。当我军经过县政府部队防区时，非常顺利。前面是否有伏击？还很难说，县政府会否有人把此情报卖给“浙保”，让他们出来消灭我们？我们不得不防！直到我们一路顺利到达目的地，我这“信使”的任务才算顺利完成。这件事考验了这位祝更生，他对我党还是友好的，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
前些年我在阅读一份党史刊物时看到，1949年我大军打到浙南时，这祝更生正在浙南某县当县长，他见大军压境，就率部起义，这是他为人民又做了件好事。全国解放初期，当年金萧支队政委杨思一同志任浙江省副省長，又是省委组织部长，对这位曾经为我党做过一定好事的祝更生，我想在工作安排上该会有所照顾吧！可惜的是，杨思一同志在反右派中遭到迫害致死，也许祝更生根本就未沾到杨思一的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杨思一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祝更生最后的结局，我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