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的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議》的公布，为期刊出版指明了高质量办刊的行业发展方向，并明确提出办精品期刊的工作要求。本文笔者立足现阶段期刊行业发展现状，提出期刊高质量发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放在首位;要在编校过程中落实“三审三校”工作制度;出版工作人员需深入学习出版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编辑文字能力;有效利用新科技手段，为期刊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期刊出版;高质量发展;意识形态;出版流程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6-0081-03
一、引言
2020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我国首个专门针对报纸期刊质量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此规定是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必须遵守的出版准则，所有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出版单位，内容质量都要符合此规定的要求，依规办报办刊。
2020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立建成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无论是《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的出台，还是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远景目标的确定，都对期刊高质量出版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工作要求和行业发展目标，推动着期刊行业的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按照“规定”办报办刊，办好报、办好刊。
二、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一）确保高质量出版，意识形态工作需放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闻出版人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出版内容的质量，必须将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坚守意识形态这一前沿阵地的同时，牢记出版工作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责任和使命。无论出版内容所属哪一科学领域，每一位出版工作者都应强化意识形态的导向意识，为出版内容把好意识形态关，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期刊的意识形态工作，要落实到出版的各个环节，从发展布局到约稿、审稿、编辑，每一步都应体现出导向意识;要扎根于群众，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中，来源于实际，贴近生活，最终服务于群众;还要放眼国际市场，落实到互联网时代、全球一体化时代的话语体系中去[1]。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
（二）“三审三校”工作制度为高质量出版保驾护航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就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作出说明。此次检查重点检查4个方面：“三审三校”制度落实情况、人员资质情况、主管主办职责落实情况以及新媒体内容把关管理情况。此次检查对各出版单位严守“三审三校”防线提出了工作要求，并为全体出版工作人员敲响了注重出版质量和安全的警钟。
“三审三校”是期刊出版的核心流程，对出版安全起着关键性保障作用。在传统出版的生产过程中，“三审三校”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审校模式，为期刊出版拉起警戒线，高效率地降低编辑修改稿件时产生的失误。但随着出版行业的飞跃发展，全媒体平台的建立与发展，科技手段加入出版环节，“三审三校”制度开始在部分期刊出版单位的编校过程中有所缺失。也正因如此，众多期刊出版单位的出版质量频频亮起红灯。造成期刊“三审三校”制度没有真正贯彻落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部分期刊社人手严重不足，力不从心;也包括有的期刊社安全意识淡薄，对国家管理规范认识不够，没能按照《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形式规范》等法律、政策要求办刊，因此忽略了“三审三校”的重要性。
结合现阶段期刊社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出版单位应对“三审三校”制度进行明确的责权分工和岗位落实，每一个岗位都应有明确的工作准则和工作规范，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2]。每个审校岗位可设立奖惩制度，将责、权、利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绝对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造成审校的缺失，不允许发生由交叉互校或是校对软件来代替校次的行为。在确保“三审三校”落实的前提下，各期刊社还可根据自身领域特征，增加外审、互审、互校、刊后阅评等环节，来保障期刊的安全出版和高质量发展。
在期刊社全力向融媒体过渡的阶段，新媒体形式的审校流程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现在很多期刊社把纸媒和新媒体差别对待，新媒体内容因其时效性强、内容容量大等原因，其审校流程常常会被省略，为“多快好省”让路的同时也为出版安全埋下了隐患。期刊出版部门应将新媒体内容把关管理情况重视起来，“三审三校”的制度也需要在新媒体出版中落实下去，确保出版内容无论是纸质的，还是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的，都以高质量水平呈现。
（三）强化法律法规意识，让出版工作有“规”可循
期刊出版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国家政策规定，明确行业要求，做到心中有红线。例如，《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内容，这是每个期刊编辑工作的高压线，相关内容一定不能涉及。又如，《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中，对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选题，需要履行重大选题报备程序。编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常存在以下两点问题。
一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在工作中，对国家的政策、条例、规定等深入理解、严格实行，这种谨慎细心是可取之处。但也不应一遇到涉及敏感话题的内容就退避三舍，将涉及敏感话题的内容一刀切。很多编辑为了不踩雷，一看到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相关的内容就认为碰触了选题红线，因为自身知识能力无法把握其内容的准确性，就将此部分内容一删了之。在遇到敏感选题时，可以多请教、多学习，从稿件内容实质上衡量表达是否准确，是否合乎国家关于出版安全的各项规定，保证稿件的正确导向并准确无误地进行表达。这才是保证出版高质量和出版安全的有效办法。 二是存侥幸心理。很多编辑因为自己工作涉及领域的专业性，而觉得触碰原则性内容与自己很遥远、不相关。作为出版工作者，这种大意绝对要不得，恪守规章制度的弦应时刻紧绷[3]。例如，一些教辅期刊编辑，在处理地理、历史、政治等常带有敏感话题的稿件时，会处处留意，但在面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类稿件时，则常会放松警惕，但实际上现在很多理科类稿件也多从现实情境出发，结合时政热点，因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四）编辑应加强业务学习，夯实基础且与时俱进
编辑业务的基本学习，从简单层面上来说是文字的修炼。在工作中，要有咬文嚼字的精神，在稿件编校过程中，应严守出版规范。字词句的规范用法、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以及有关常识的规范提法都应用心推敲，仔细琢磨。有些用语牵涉国家主权、民族团结、宗教信仰、政治、外交等，如若不能规范使用，可能会带来内容导向问题。很多编辑文字功底不过关，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状态之下，对文字的把关会有所松懈，这就为出版安全留下了隐患。汉语博大精深，学习永远没有止境，作为文字工作者，更是要把提高文字能力作为终身学习目标来落实[4]。编辑应扩大阅读量，提升文字感悟力。在内容繁杂、品类众多的出版物中，可选择一些名社出品，特别是名家名作来阅读。
较为深层次的学习，包括编辑思想的深入、编辑能力的提升。在融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不断改变，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期刊，都要面对编辑的适配性调整。如何吸引读者、如何将文章内容的核心最直接地呈现给读者、如何挖掘出读者的阅读兴奋点，为读者更好地服务，这些都是新期刊时代留给编辑的研究课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面对诸多挑战，能够直接给编辑带来帮助的方法依然是学习。那些被融媒体市场接纳并高度认可的优质期刊的宝贵转型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现在读者的阅读渠道众多，博眼球、抢热点的内容只能转瞬即逝，期刊的长久发展之道仍集中在内容的深挖、形式的契合和阅读的便捷之上。
学习必须与时俱进，常学常新，不断地丰富知识储备。首先，要對政治理论进行不间断地学习，跟进国家最新的方针政策。例如，在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意味着我国的发展战略方针有了阶段性调整，在一些提法和表述上也有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这些都是需要编辑在稿件编校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最新要求进行把关;其次，与时俱进地跟进文字使用规范的变更。伴随社会发展和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对于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期刊出版的语言使用也应更符合生活实际，更好地发挥沟通作用的语言形式更易于读者接受;最后，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编辑人员还应持续学习和丰富科学文化知识，除了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掌握最新的发展成果之外，对于其它相关领域中影响深远巨大的科技动态也要予以一定的关注。
（五）善用新科技，用科学力量为高质量出版助力
新技术的应用让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变化，出版行业也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赋予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为出版安全埋下种种隐患。编辑需要科学地运用新技术，让技术为我所用，而不是被技术所挟持甚至是被技术所取代。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出版行业推开了便利的大门，现今的人工智能具备较强的语义分析能力，在数据搜寻、大样本数据处理、大规模程序化工作处理等方面都极具优势，一些智能编校工具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减轻编辑人员的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效率。但中国的语言语义繁杂多元，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水平也仅是作为出版工作的辅助，为出版安全多添一道防线。很多编辑在工作紧张的时候，过度地依赖编校软件，甚至用编校软件的运行结果代替自身的编校，这是万不可取的。以编辑工作中最为常见的黑马校对软件为例，错别字查错准确率高，政治性错误把关能力强，还能校对英文、标点等，但编辑一定要认真分析黑马校对的结果，它通常将查出的错误用红色字标注、存疑建议修改的部分用粉色字标注，但事实上红色标注中有很多是人工智能识别不准确、缺少上下文联系的“伪错误”，而存疑的粉色结果中，又有很多是确实必须修改的事实性错误。校对软件合理运用可以大大地降低错误率，但与人工校对相比，其完全没有可替代的能力，编辑们绝对不能因为稿件已经用校对软件排查过而对编校工作掉以轻心。
三、结语
编辑出版行业肩负着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每一个期刊工作者都应本着对读者、社会，乃至历史负责的精神，努力打造报刊精品，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许丽娜.加强导向意识，做好期刊意识形态工作[J].出版广角，2019（24）：47-49.
[2]韩惠言.出版导向把关：态度、能力与规律[J].中国编辑，2019（10）：9-11.
[3]刘琪.反思：编辑成长与发展的助推剂——以教育类期刊稿件审理为例[J].今传媒，2020（2）：126-
128.
[4]王春玲.新媒体时代下期刊编辑的工匠精神[J].今传媒，2020（3）：125-126.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期刊出版;高质量发展;意识形态;出版流程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6-0081-03
一、引言
2020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我国首个专门针对报纸期刊质量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此规定是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必须遵守的出版准则，所有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出版单位，内容质量都要符合此规定的要求，依规办报办刊。
2020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立建成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无论是《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的出台，还是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远景目标的确定，都对期刊高质量出版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工作要求和行业发展目标，推动着期刊行业的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按照“规定”办报办刊，办好报、办好刊。
二、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一）确保高质量出版，意识形态工作需放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闻出版人必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出版内容的质量，必须将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坚守意识形态这一前沿阵地的同时，牢记出版工作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责任和使命。无论出版内容所属哪一科学领域，每一位出版工作者都应强化意识形态的导向意识，为出版内容把好意识形态关，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期刊的意识形态工作，要落实到出版的各个环节，从发展布局到约稿、审稿、编辑，每一步都应体现出导向意识;要扎根于群众，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中，来源于实际，贴近生活，最终服务于群众;还要放眼国际市场，落实到互联网时代、全球一体化时代的话语体系中去[1]。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
（二）“三审三校”工作制度为高质量出版保驾护航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就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作出说明。此次检查重点检查4个方面：“三审三校”制度落实情况、人员资质情况、主管主办职责落实情况以及新媒体内容把关管理情况。此次检查对各出版单位严守“三审三校”防线提出了工作要求，并为全体出版工作人员敲响了注重出版质量和安全的警钟。
“三审三校”是期刊出版的核心流程，对出版安全起着关键性保障作用。在传统出版的生产过程中，“三审三校”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审校模式，为期刊出版拉起警戒线，高效率地降低编辑修改稿件时产生的失误。但随着出版行业的飞跃发展，全媒体平台的建立与发展，科技手段加入出版环节，“三审三校”制度开始在部分期刊出版单位的编校过程中有所缺失。也正因如此，众多期刊出版单位的出版质量频频亮起红灯。造成期刊“三审三校”制度没有真正贯彻落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部分期刊社人手严重不足，力不从心;也包括有的期刊社安全意识淡薄，对国家管理规范认识不够，没能按照《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形式规范》等法律、政策要求办刊，因此忽略了“三审三校”的重要性。
结合现阶段期刊社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出版单位应对“三审三校”制度进行明确的责权分工和岗位落实，每一个岗位都应有明确的工作准则和工作规范，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2]。每个审校岗位可设立奖惩制度，将责、权、利落实到每一个环节。绝对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造成审校的缺失，不允许发生由交叉互校或是校对软件来代替校次的行为。在确保“三审三校”落实的前提下，各期刊社还可根据自身领域特征，增加外审、互审、互校、刊后阅评等环节，来保障期刊的安全出版和高质量发展。
在期刊社全力向融媒体过渡的阶段，新媒体形式的审校流程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现在很多期刊社把纸媒和新媒体差别对待，新媒体内容因其时效性强、内容容量大等原因，其审校流程常常会被省略，为“多快好省”让路的同时也为出版安全埋下了隐患。期刊出版部门应将新媒体内容把关管理情况重视起来，“三审三校”的制度也需要在新媒体出版中落实下去，确保出版内容无论是纸质的，还是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的，都以高质量水平呈现。
（三）强化法律法规意识，让出版工作有“规”可循
期刊出版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国家政策规定，明确行业要求，做到心中有红线。例如，《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内容，这是每个期刊编辑工作的高压线，相关内容一定不能涉及。又如，《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中，对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选题，需要履行重大选题报备程序。编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常存在以下两点问题。
一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在工作中，对国家的政策、条例、规定等深入理解、严格实行，这种谨慎细心是可取之处。但也不应一遇到涉及敏感话题的内容就退避三舍，将涉及敏感话题的内容一刀切。很多编辑为了不踩雷，一看到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相关的内容就认为碰触了选题红线，因为自身知识能力无法把握其内容的准确性，就将此部分内容一删了之。在遇到敏感选题时，可以多请教、多学习，从稿件内容实质上衡量表达是否准确，是否合乎国家关于出版安全的各项规定，保证稿件的正确导向并准确无误地进行表达。这才是保证出版高质量和出版安全的有效办法。 二是存侥幸心理。很多编辑因为自己工作涉及领域的专业性，而觉得触碰原则性内容与自己很遥远、不相关。作为出版工作者，这种大意绝对要不得，恪守规章制度的弦应时刻紧绷[3]。例如，一些教辅期刊编辑，在处理地理、历史、政治等常带有敏感话题的稿件时，会处处留意，但在面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类稿件时，则常会放松警惕，但实际上现在很多理科类稿件也多从现实情境出发，结合时政热点，因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四）编辑应加强业务学习，夯实基础且与时俱进
编辑业务的基本学习，从简单层面上来说是文字的修炼。在工作中，要有咬文嚼字的精神，在稿件编校过程中，应严守出版规范。字词句的规范用法、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以及有关常识的规范提法都应用心推敲，仔细琢磨。有些用语牵涉国家主权、民族团结、宗教信仰、政治、外交等，如若不能规范使用，可能会带来内容导向问题。很多编辑文字功底不过关，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状态之下，对文字的把关会有所松懈，这就为出版安全留下了隐患。汉语博大精深，学习永远没有止境，作为文字工作者，更是要把提高文字能力作为终身学习目标来落实[4]。编辑应扩大阅读量，提升文字感悟力。在内容繁杂、品类众多的出版物中，可选择一些名社出品，特别是名家名作来阅读。
较为深层次的学习，包括编辑思想的深入、编辑能力的提升。在融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不断改变，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期刊，都要面对编辑的适配性调整。如何吸引读者、如何将文章内容的核心最直接地呈现给读者、如何挖掘出读者的阅读兴奋点，为读者更好地服务，这些都是新期刊时代留给编辑的研究课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面对诸多挑战，能够直接给编辑带来帮助的方法依然是学习。那些被融媒体市场接纳并高度认可的优质期刊的宝贵转型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现在读者的阅读渠道众多，博眼球、抢热点的内容只能转瞬即逝，期刊的长久发展之道仍集中在内容的深挖、形式的契合和阅读的便捷之上。
学习必须与时俱进，常学常新，不断地丰富知识储备。首先，要對政治理论进行不间断地学习，跟进国家最新的方针政策。例如，在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意味着我国的发展战略方针有了阶段性调整，在一些提法和表述上也有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这些都是需要编辑在稿件编校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最新要求进行把关;其次，与时俱进地跟进文字使用规范的变更。伴随社会发展和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对于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期刊出版的语言使用也应更符合生活实际，更好地发挥沟通作用的语言形式更易于读者接受;最后，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编辑人员还应持续学习和丰富科学文化知识，除了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掌握最新的发展成果之外，对于其它相关领域中影响深远巨大的科技动态也要予以一定的关注。
（五）善用新科技，用科学力量为高质量出版助力
新技术的应用让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变化，出版行业也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赋予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为出版安全埋下种种隐患。编辑需要科学地运用新技术，让技术为我所用，而不是被技术所挟持甚至是被技术所取代。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出版行业推开了便利的大门，现今的人工智能具备较强的语义分析能力，在数据搜寻、大样本数据处理、大规模程序化工作处理等方面都极具优势，一些智能编校工具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减轻编辑人员的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效率。但中国的语言语义繁杂多元，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水平也仅是作为出版工作的辅助，为出版安全多添一道防线。很多编辑在工作紧张的时候，过度地依赖编校软件，甚至用编校软件的运行结果代替自身的编校，这是万不可取的。以编辑工作中最为常见的黑马校对软件为例，错别字查错准确率高，政治性错误把关能力强，还能校对英文、标点等，但编辑一定要认真分析黑马校对的结果，它通常将查出的错误用红色字标注、存疑建议修改的部分用粉色字标注，但事实上红色标注中有很多是人工智能识别不准确、缺少上下文联系的“伪错误”，而存疑的粉色结果中，又有很多是确实必须修改的事实性错误。校对软件合理运用可以大大地降低错误率，但与人工校对相比，其完全没有可替代的能力，编辑们绝对不能因为稿件已经用校对软件排查过而对编校工作掉以轻心。
三、结语
编辑出版行业肩负着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每一个期刊工作者都应本着对读者、社会，乃至历史负责的精神，努力打造报刊精品，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许丽娜.加强导向意识，做好期刊意识形态工作[J].出版广角，2019（24）：47-49.
[2]韩惠言.出版导向把关：态度、能力与规律[J].中国编辑，2019（10）：9-11.
[3]刘琪.反思：编辑成长与发展的助推剂——以教育类期刊稿件审理为例[J].今传媒，2020（2）：126-
128.
[4]王春玲.新媒体时代下期刊编辑的工匠精神[J].今传媒，2020（3）：125-126.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