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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国家系列政策红利中，我国调整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产业技术创新取得一定突破。但生产要素成本攀升、部分领域对外依存度高、外资市场控制强、产能同质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亟需在科学研判宏观经济及产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积极防范化解风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强化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产业 发展 存在问题
目前，由于外需持续疲软以及政策刺激效应的弱化，我国产业面临产能绝对过剩与结构性过剩并存，新的市场增长点还未成型，生产成本持续高企，产业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亟待完善，基础、高端产品及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国际竞争环境形势严峻等问题。
一、传统需求下降，新的市场增长点亟待培育
受国内宏观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钢铁、煤炭、汽车、建材运输量及矿山开工急降，需求大幅减少，加之前期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积累的大量社会库存，进一步使下游的机械工业设备需求下降。以重型机械、煤炭机械、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的企业订单下滑突出；国际油价下跌导致全球新船订单同比下降26.3%，海工装备产业创近10年的最低水平；前几年智能手机、PC等高科技产品的发展潜力愈发有限。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国绝大部分产品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兴替代的主导产业群还未真正兴起，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对投资的引领，由此将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及国际地位与优势造成威胁。
二、人工、融资、土地、环保、税收、电力、物流等成本的增长，汇率的波动均挤压企业利润，外迁行为导致大量国内企业停产倒闭
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四大成本冲击，依次是：人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流转成本—环保成本。（1）人力成本主要冲击低端劳动力密集行业。纺织、轻工行业近几年工人工资大约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递增，而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目前仅为国内的1/10—1/5；（2）大部分银行贷款利率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浮，且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拿到这个档次的贷款，民间借贷有的甚至高达20%，加之承兑汇票泛滥，企业的财务费用非但没有明显减轻，有的还在加重；（3）环保成本自2012、2013年开始发力，环保从严的趋势正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对有色金属、化工和电子诸多行业有影响。同时，电力、物流、税费、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动等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此外，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剧，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对企业出口影响巨大。德意志银行指出，2010—2015年，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价格竞争力损失约为19%。2015年，来自日本的加工中心平均价格与2011年比较，降幅达到45.5%；电子、纺织、轻工等大量外资企业因成本问题加快撤离中国的步伐，大量订单流向东南亚等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导致国内部分企业停产和倒闭。
三、中低端产品结构性失衡、产能利用率低、人才浪费和人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并存
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不仅是相对的或周期性的过剩，而是绝对的或持久性的过剩，且过剩高达20%—50%。钢铁、煤炭、建材、纺织、有色金属、化肥、石化、汽车等产业产能过剩严重；机械、船舶高端供应不足，中低端严重过剩。虽然行业产能过剩，利润不断下降，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出现亏损，但为保住市场份额，企业依然保持大规模生产，并未大面积减产，各级政府也对企业施压，致使市场供需进一步失衡。另一方面，企业为保住市场，通过“价格战”抢占市场份额的现象也较为严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钢铁等传统产业，也出现在集成电路、高铁等高端产业以及稀土等高端材料；不仅出现在国内市场，并有在国外市场进一步蔓延的趋势。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还有人的问题和债务问题需要解决。由于产业吸引力下降、人才培养缺失和无序流动，从事低端、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大量过剩，而支撑产业发展的经营性人才、研发应用复合型人才和技术工人存在严重不足。
四、基础、高端产品对外依存度高，企业缺乏信息和数据安全意识，工业及国防生产面临安全风险
我国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均由外资企业生产。基础原材料方面，我国铜、铝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0%和50%以上，钽铌、铂族金属等短缺资源对外依存度更高，大规模集成电路用材料、航空发动机用配套材料以及海洋工程用材料主要依靠进口；液晶显示屏用铟靶材、高档PS版基、CTP版基、铝罐料、航空航天用铝厚板等产品仍主要依赖进口；工模具钢、高速钢等高端钢铁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生产设备和设计技术方面，国内制笔企业的笔头加工设备主要靠进口；大型发电机组、大型石油化工装置、大型冶金成套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用分散型控制系统（D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船舶配套设备（包括船舶动力系统、电站、甲板机械、舱室机械、船舶控制及自动化、通讯导航、仪器仪表等）设计技术需要进口；先进核反应堆建造与技术开发、核电站应急抢险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高性能核燃料元件制造、核材料及装置的设计制造技术需要进口；高新技术领域需求的高岭土、石墨、硅藻土等非金属矿深加工材料生产及其技术装备开发与制造，3D打印专用设备均需要进口。基础零部件方面，我国输变电设备与配用电设备中的核心芯片进口产品分别占到95%和80%；以芯片为主的集成电路80%的需求量依赖进口；我国通用类装备部分关键产品，如齿轮、轴承、紧固件、液气密等通用基础件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轨道交通，车辆交流牵引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件（含IGCT、IGBT元器件）依赖进口。信息安全领域，我国国产操作系统所占市场份额不到10%，国产数据库所占市场份额不到5%，国外路由器几乎垄断和主导中国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大量使用国外基础软件及设备，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五、研发投入不足与研发投入“过剩”问题并存，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产品检测和标准被动执行
目前，我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国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在产能、研发和投资领域的投入还不到英特尔的1/6；国内大型汽车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与企业规模不相称，产量和销量额居于同行中领先地位的企业专利申请量较少。但另一方面，受利益驱动，部分领域的研发投入扎堆，产生巨大浪费。如在仿制药研发领域，伊马替尼、卡培他滨、硼替佐米等仿制药的在研及申报企业均超过10家，几乎囊括了国内全部一线仿制药企业。
一些核心技术的专利权已经被国外掌握，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有数据显示，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左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占有10%左右。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我国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判赔额仅为约8万元，而美国平均判赔额为500万美元。除了保护不严，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与领先国家存在差距，2003—2012年，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逆差从34.4亿美元增至167.1亿美元，且逐年增加，已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六、国外技术、贸易、产业政策的壁垒不断升高，贸易规则重构，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制造强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主导全球标准制订，构筑技术和创新壁垒。同时，通过国家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加强对高新技术出口的管制，导致新技术应用不均衡状态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不断扩大。新的贸易规则重构，在消除贸易壁垒、强化市场竞争的同时，也会不断侵蚀国家主权，加上高技术领域的技术锁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得实质性提升难度加大；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建，可能对国内贸易投资产生替代效应，国内产业对外贸易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压力也会增大。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完善产业升级转型配套政策，加强信息安全顶层设计；加大对自主创新和科研投入的支持，加强标准、认证方面的工作，注重人才培养；统筹规划，化解产能过剩；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适当调整部分产品贸易政策，增加汇率变动透明度；加大对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信誉度良好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配套政策等。
（金颖琦，1980年生，河南郑州人，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关键词：产业 发展 存在问题
目前，由于外需持续疲软以及政策刺激效应的弱化，我国产业面临产能绝对过剩与结构性过剩并存，新的市场增长点还未成型，生产成本持续高企，产业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亟待完善，基础、高端产品及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国际竞争环境形势严峻等问题。
一、传统需求下降，新的市场增长点亟待培育
受国内宏观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钢铁、煤炭、汽车、建材运输量及矿山开工急降，需求大幅减少，加之前期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积累的大量社会库存，进一步使下游的机械工业设备需求下降。以重型机械、煤炭机械、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的企业订单下滑突出；国际油价下跌导致全球新船订单同比下降26.3%，海工装备产业创近10年的最低水平；前几年智能手机、PC等高科技产品的发展潜力愈发有限。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国绝大部分产品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兴替代的主导产业群还未真正兴起，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对投资的引领，由此将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及国际地位与优势造成威胁。
二、人工、融资、土地、环保、税收、电力、物流等成本的增长，汇率的波动均挤压企业利润，外迁行为导致大量国内企业停产倒闭
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四大成本冲击，依次是：人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流转成本—环保成本。（1）人力成本主要冲击低端劳动力密集行业。纺织、轻工行业近几年工人工资大约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递增，而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目前仅为国内的1/10—1/5；（2）大部分银行贷款利率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浮，且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拿到这个档次的贷款，民间借贷有的甚至高达20%，加之承兑汇票泛滥，企业的财务费用非但没有明显减轻，有的还在加重；（3）环保成本自2012、2013年开始发力，环保从严的趋势正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对有色金属、化工和电子诸多行业有影响。同时，电力、物流、税费、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动等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此外，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剧，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对企业出口影响巨大。德意志银行指出，2010—2015年，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价格竞争力损失约为19%。2015年，来自日本的加工中心平均价格与2011年比较，降幅达到45.5%；电子、纺织、轻工等大量外资企业因成本问题加快撤离中国的步伐，大量订单流向东南亚等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导致国内部分企业停产和倒闭。
三、中低端产品结构性失衡、产能利用率低、人才浪费和人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并存
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不仅是相对的或周期性的过剩，而是绝对的或持久性的过剩，且过剩高达20%—50%。钢铁、煤炭、建材、纺织、有色金属、化肥、石化、汽车等产业产能过剩严重；机械、船舶高端供应不足，中低端严重过剩。虽然行业产能过剩，利润不断下降，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出现亏损，但为保住市场份额，企业依然保持大规模生产，并未大面积减产，各级政府也对企业施压，致使市场供需进一步失衡。另一方面，企业为保住市场，通过“价格战”抢占市场份额的现象也较为严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钢铁等传统产业，也出现在集成电路、高铁等高端产业以及稀土等高端材料；不仅出现在国内市场，并有在国外市场进一步蔓延的趋势。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还有人的问题和债务问题需要解决。由于产业吸引力下降、人才培养缺失和无序流动，从事低端、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大量过剩，而支撑产业发展的经营性人才、研发应用复合型人才和技术工人存在严重不足。
四、基础、高端产品对外依存度高，企业缺乏信息和数据安全意识，工业及国防生产面临安全风险
我国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均由外资企业生产。基础原材料方面，我国铜、铝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0%和50%以上，钽铌、铂族金属等短缺资源对外依存度更高，大规模集成电路用材料、航空发动机用配套材料以及海洋工程用材料主要依靠进口；液晶显示屏用铟靶材、高档PS版基、CTP版基、铝罐料、航空航天用铝厚板等产品仍主要依赖进口；工模具钢、高速钢等高端钢铁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生产设备和设计技术方面，国内制笔企业的笔头加工设备主要靠进口；大型发电机组、大型石油化工装置、大型冶金成套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用分散型控制系统（D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船舶配套设备（包括船舶动力系统、电站、甲板机械、舱室机械、船舶控制及自动化、通讯导航、仪器仪表等）设计技术需要进口；先进核反应堆建造与技术开发、核电站应急抢险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高性能核燃料元件制造、核材料及装置的设计制造技术需要进口；高新技术领域需求的高岭土、石墨、硅藻土等非金属矿深加工材料生产及其技术装备开发与制造，3D打印专用设备均需要进口。基础零部件方面，我国输变电设备与配用电设备中的核心芯片进口产品分别占到95%和80%；以芯片为主的集成电路80%的需求量依赖进口；我国通用类装备部分关键产品，如齿轮、轴承、紧固件、液气密等通用基础件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轨道交通，车辆交流牵引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件（含IGCT、IGBT元器件）依赖进口。信息安全领域，我国国产操作系统所占市场份额不到10%，国产数据库所占市场份额不到5%，国外路由器几乎垄断和主导中国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大量使用国外基础软件及设备，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五、研发投入不足与研发投入“过剩”问题并存，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产品检测和标准被动执行
目前，我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国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在产能、研发和投资领域的投入还不到英特尔的1/6；国内大型汽车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与企业规模不相称，产量和销量额居于同行中领先地位的企业专利申请量较少。但另一方面，受利益驱动，部分领域的研发投入扎堆，产生巨大浪费。如在仿制药研发领域，伊马替尼、卡培他滨、硼替佐米等仿制药的在研及申报企业均超过10家，几乎囊括了国内全部一线仿制药企业。
一些核心技术的专利权已经被国外掌握，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有数据显示，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左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占有10%左右。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我国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判赔额仅为约8万元，而美国平均判赔额为500万美元。除了保护不严，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与领先国家存在差距，2003—2012年，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逆差从34.4亿美元增至167.1亿美元，且逐年增加，已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六、国外技术、贸易、产业政策的壁垒不断升高，贸易规则重构，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制造强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主导全球标准制订，构筑技术和创新壁垒。同时，通过国家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加强对高新技术出口的管制，导致新技术应用不均衡状态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不断扩大。新的贸易规则重构，在消除贸易壁垒、强化市场竞争的同时，也会不断侵蚀国家主权，加上高技术领域的技术锁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得实质性提升难度加大；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建，可能对国内贸易投资产生替代效应，国内产业对外贸易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压力也会增大。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完善产业升级转型配套政策，加强信息安全顶层设计；加大对自主创新和科研投入的支持，加强标准、认证方面的工作，注重人才培养；统筹规划，化解产能过剩；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适当调整部分产品贸易政策，增加汇率变动透明度；加大对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信誉度良好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配套政策等。
（金颖琦，1980年生，河南郑州人，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