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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诗论家黄子云于《野鸿诗的》中说：“诗犹一太极也，阴阳万物于此而生生，变化无穷焉”，其领悟诗心之自然灵妙如此。一百年后，德国诗坛泰斗歌德合观中国诗歌与法国诗人贝朗瑞的作品后情思充盈地感喟道：“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可见诗的魔力已在诗人心中架起贯通欧、亚大陆的桥梁。歌德之 后，法国著名诗人吉约姆·阿波利奈尔对作为人类共有财富的诗艺有更深的理解“这种财富虽然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它是这个民族和这个环境的表现”。这一观点如其说是对歌德思想的推阐，毋宁说是法国诗人对中、法诗歌交流的回味、思索。因为早于歌德一个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叩开东方古国神秘大门时，中国古典诗歌这一人类奇妙的艺术已引起了法国诗灵的振荡。由此肇端迄今历时二百余年的法国汉诗研究，始终以“人类共同财产”的心胸和对汉诗所表现之“民族环境”的孜孜探求，而显其审美价值的。近读钱林森先生编译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的论文集《牧女与蚕娘》，正以其慧心与史识向读者展示了中、法文化交流过程中漫长但却不乏精采的诗灵对语。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民族文学之精髓是诗歌艺术。汉诗创造，“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故对此高妙玄远之艺术的理解，东、西方学者因时空的距离必然存在思想上的隔膜。而试图打破这层隔膜，以诗人之心体味诗人之意，形成一种心灵的交互，正是《牧》书向我们介绍法国人探究中国古诗奥奇的可贵尝试。法国汉学界第一位出版研究中国诗人专论《嵇康的生平和创作》的侯思孟(D·Halzman)于《牧女与蚕娘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对待中国古诗“试图用‘科学’办法处理”“是徒劳的”。因此，他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心，沉潜于汉诗的翻译和研究，为《牧》书所选的《论阮籍二题》文，正其从“诗歌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契入，对阮籍《咏怀》诗中内含“追求长生”与“神秘主义”之心态的昭示。这种诗灵的感荡作用，在被法国汉学界誉为“我们的光芒”的保尔·戴密微(P·Demieville)对汉诗的研究中尤为显著。他的《中国古诗选·导言》(译者更名为《中国古诗概论》)对中国诗史之发展作纵向研究后品鉴诗歌之自然美时指出：“近三千年来，一个最平凡而又最灵敏的民族能够用这种诗歌来沟通情感，她把这种诗歌看成是自己智慧的最高表现。她依靠这些诗歌营养而获得新生；她在诗中寻找鼓励和慰藉，追求一种近于酒醉，中魔或狂喜似的心摇神荡的境界。”(第62页)戴密微所感受到的如痴如迷、如醉如狂的境界，岂不正是来自中国诗人“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王维)的宁静之心、旷放之情，且与中国诗论家“妙造自然，伊谁与裁”(司空图)的精神冥符默契。可以说，戴密微是沉醉在中国古诗的幽深智慧，才能从诗歌的题材、词句和成千上万的意象中“发现中国浩瀚无垠的疆土，与人类相适应的宇宙，以及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低沉的回响”，并在“一个一切都是宁静、纯朴、悠逸的世界里发现自我”。(第63页)这个“自我”，无疑兼综了诗人和研究者的双重情愫，而使诗灵于交互中一体凸现。如果说前引戴密微的观点是对中国诗歌审美世界的总括之论，那么，《牧》书中收录了他的另外两篇专论《禅与中国诗歌》、《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则是这种理论观念的具體阐发。前一篇文章是通过对中国佛教中的诗歌和诗歌中的佛教之互解，以明辨“禅”在汉诗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日本诗歌唯美思潮的影响。后一篇文章标举中国诗歌创作中“山”的意象，以发扬中国古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勰)的审美感受；同时又经过对众作家复杂心态、众作品多层趣味的开掘，揭示了中国文学之“游”的精神与“眩”的主题。法国学者研究汉诗能不拘抽象概念的诠释，而作深层义理的发明，确有“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刘禹锡)之功。《牧》书选录的吴德明(YvesHervouet)《李商隐诗歌中的短题诗》，文中倡言“把李商隐研究从自古到今评论家的拘谨与偏见中解放出来”，“然后，从诗作本身发现其象征意义或深一层意义”(第347页)，显然是带有极强之审美体验的感悟之语。
法国人研治中国诗，是属于两个文化传统的“对语”，因而其思维定势与研究方法亦颇为不同。在中国古典诗论尚处于“言志”与“缘情”之辨，“性灵”与“格调”之争时，法国学者却已开辟了一种以全方位的文化视角对中国古诗进行研究的方法。如果说Ed·比奥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发表的《根据<诗经>探讨古代中国的风俗民情》启响以文化学研究汉诗之新音，这经圣·德尼的长篇论文《中国诗歌艺术和诗律学》、马塞尔·葛兰言的著作《中国古代歌谣与节日》的发展而为法国汉学最基本的观照方法，那么，中国近代学者闻一多于《匡斋尺牍》开创的用社会民俗学研究《诗经》的路子，显然已晚于前者一世纪，此间包含的东、西文化交流之“反馈”意识，是不可轻忽的。就法国汉学本身言，假如说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开启了法国汉学史上中法文化在戏剧中的交流，形成了十八世纪中法文学交融的第一个潮头，则法国诗人克洛岱散文诗《认识东方》、瑟加兰独特的诗集《碑林集》以及大量的学者研究中国古诗专著的出版，无疑开拓了中法文化在诗歌中的交流，涌起了二十世纪中法文学交融的又一个潮头。由此观之，《牧》书的编译问世，正是全面地向中国读者展现了法国汉学界以文化学观照中国文学之方法与法国汉诗研究在本世纪之兴盛的双重意义。在其选译论文中，匈牙利汉学家特克依·费伦茨的法文专著《中国哀歌的产生》内《论屈原二题》，是从东、西方文化大氛围作综合的比较研究之典例。作者改变了法国早期汉学对汉诗所作的经院式文化考索，而是渗互着自己强烈的情感意识，通过对西方哀歌理论的鉴定和东方古代社会文化形态的检测，不仅认为哀歌系“古代中国诗歌中最成功的、占主导地位的体裁”(第134页)，而且将屈原《离骚》对哀歌理论的积极贡献与屈原诗派的双向(寻求理想与抛弃理想)发展予以清晰地勾画。能够宏扬法国汉学以探求中国文化奥秘为主体、以多层面文化透视为方法之精神而达致一新境界的，是《牧》书选译的桀溺(J·P·Diény)研究汉乐府《陌上桑》和《古诗十九首》的两篇论文。在《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中，桀溺以大文化史观从西方马卡布律的《牧女诗》与中国汉乐府《陌上桑》的比较研究入手，对桑园文化背景和罗敷艺术形象进行了既通体观照而又精深入微的历史考察，作出罗敷诗“概括了一个悠长的过去，以及一个最有原始想象和基本冲突的领域；……它把同样丰富、标志着中国文化两个时代的前后作品连接起来”(第206页)的见解。这一新见绝非蹈虚之语，而是作者从中西文化之异同探索“桑园文学”题材由“民间传说阶段”、“道德家反对阶段”、“牧女诗与桑园诗平行发展阶段”到“道德化阶段”、“缓和阶段”五层次的逻辑推衍得来；从此角度对中国诗学一古老主题的发现，诚如编者《译后记》所云：“无疑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具有启迪意义”。至于《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坛之“谜”，无论其作者、创作时间或思想内容、艺术风格，都极为神奇地缠绕于我国研究家的脑际，致使结论龃龉，莫衷一是。而桀溺《论<古诗十九首>》一文，是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此“诗谜”的破译，其中特别是对《古诗》何以博得“诗母”美名这一思想主旨的选择，是弥足珍贵的。作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取得“诗母”美名，关键在其“具有一股独特的更新力量”(第208页)；而认识这一点，又必须深入《古诗》产生之时代(汉代)的文化机制，寻找来自先秦中国文学之源的诗、骚传统，从而确认其对诗骚的整合、递变、重建而出现的新诗体、新精神。清人章实斋论中国文学：“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所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文史通义·诗教》)诚哉斯言！倘对照桀溺予《古诗》的审美观照，这种深谙中国文学精微奥妙之“悟心”为法国汉学家道破，不禁令人有云山万里、灵犀自通之感。这一精辟之论为编者所撷取、所称赏，又出于其对法国汉诗研究的深切理解。
由于《牧》书编者以其醇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赴法国讲授中国文学多年，与法国汉学家过从甚密，所以兹编“入选的篇目，多数是当代法国著名学者推荐的，因而在它研究的课题，使用的方法和达到的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程千帆《牧女与蚕娘序》)。在这部论文集中，我们不仅看到编者长期从事中法文学比较研究的心血凝聚和中法学界已建立起的学术友谊、研究信誉，而且能够通过入选作品清晰显示编者心中的一幅法国汉诗研究发展的历史画卷。概述法国汉诗研究史，大略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十八世纪的发端期；这时的汉诗研究主要表现在对《诗经》的引进、介绍方面。二是十九世纪的开拓期；这时的汉诗研究除了评介《诗经》外，又开辟了如《离骚》、“唐诗”、“宋诗”、“清诗”等新领域。三是二十世纪初的深化期；这时的汉诗研究已由简单的文化诠释转向对汉诗深层文化结构的开掘，取得较大的理论成就。四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复兴期；这是在法国三大汉学家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弃世形成一段空白后，由戴密微及其學生掀起的复兴思潮，其对中国古诗艺术的文化观照由单向而多元的理论转移，意味着汉诗研究进入一辉煌时代。依据这一历史线索，编者于“发端期”因缺乏理论价值未予译选。在“开拓期”，编者择取了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和于阿里《中国古典诗歌的三个时期》两篇论文；其中于阿里对“唐诗”“宋诗”“清诗”的理论分析，既有廓除中国古典诗学“唐以后无诗”偏见之功，又对法国汉诗研究有巨大的拓展。在“深化期”，编者选译葛兰言《<诗经>中的爱情诗篇》为代表，向读者披示了该文以“主题”性研究恢复《诗经》之情歌本质、驳正宋儒《诗》学以“礼”窒“情”之曲误的深邃思考和洞察能力。而《牧》书入选戴密微三篇论文，使该书学术价值达到高峰，这既标明法国汉诗研究的“复兴”，又表现了编者广阔视野中之精识所钟。要言之，是戴密微以其精深的汉学造诣开创了法国科学的中国诗学研究新纪元，才赢得近代法国汉学的空前繁盛。这里包括了戴密微的高足桀溺、侯思孟、吴德明诸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取得的卓著成就。在这些中国古诗专家的研究著作中，或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心理作宏观透视，或从特定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对一作家、一主题、一门类作钩汲眢沉的探究，然其以文化之观照深入于诗灵之体悟，殊为一贯之精神。面循此“史”迹，读者还可以看到法国汉诗研究方法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发展。这在由圣·德尼的文化学之单向研究到戴密微、桀溺等文化学的多元研究有明确演示。应该特别一提《牧》书中法籍华人学者程纪贤(Franfois Cheng)《论<春江花月夜>的内容与形式》一文。这是一篇运用法国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唐诗的佳什，文中首先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考析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韵脚、音调的对称与对偶，字的重复、音乐效果、诗的节奏等内部规律，攫住“江”和“月”的“内在的结构”(深层结构)，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研究，以明其“孤篇横绝”之意境美。如果说这仅是作者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诗艺之个例，那么程氏《中国诗语言研究》便是采其方法描述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深蕴的精湛著述。这种以结构批评之符号学原理对中国古诗内部特征的细密解析，不仅意味着法国汉诗研究方法的嬗变，而且与近年来我国新生代古典文学研究更新方法之呼声桴鼓相应，显出中外文化在方法论层次上的新交互。可见编者之心，亦冀以“他山之石”提供给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借鉴。
钟嵘《诗品序》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也许正是中法间诗心传递的个中妙趣。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法文学交流同样经过了兴废曲折的历程，钱先生勤劬编译这本论文集，未知亦寄寓此深沉意愿否？近悉钱先生新著《中国文学在法国》已由花城出版社付梓问世，其《中法文学交流史》也将结撰，歌德“东方西方，不可分离”之古老“预言”，在这里将奏响更为雄壮的乐章。
(《牧女与蚕娘》，钱林森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5.45元)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民族文学之精髓是诗歌艺术。汉诗创造，“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以收“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的美感效应，故对此高妙玄远之艺术的理解，东、西方学者因时空的距离必然存在思想上的隔膜。而试图打破这层隔膜，以诗人之心体味诗人之意，形成一种心灵的交互，正是《牧》书向我们介绍法国人探究中国古诗奥奇的可贵尝试。法国汉学界第一位出版研究中国诗人专论《嵇康的生平和创作》的侯思孟(D·Halzman)于《牧女与蚕娘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对待中国古诗“试图用‘科学’办法处理”“是徒劳的”。因此，他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心，沉潜于汉诗的翻译和研究，为《牧》书所选的《论阮籍二题》文，正其从“诗歌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契入，对阮籍《咏怀》诗中内含“追求长生”与“神秘主义”之心态的昭示。这种诗灵的感荡作用，在被法国汉学界誉为“我们的光芒”的保尔·戴密微(P·Demieville)对汉诗的研究中尤为显著。他的《中国古诗选·导言》(译者更名为《中国古诗概论》)对中国诗史之发展作纵向研究后品鉴诗歌之自然美时指出：“近三千年来，一个最平凡而又最灵敏的民族能够用这种诗歌来沟通情感，她把这种诗歌看成是自己智慧的最高表现。她依靠这些诗歌营养而获得新生；她在诗中寻找鼓励和慰藉，追求一种近于酒醉，中魔或狂喜似的心摇神荡的境界。”(第62页)戴密微所感受到的如痴如迷、如醉如狂的境界，岂不正是来自中国诗人“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王维)的宁静之心、旷放之情，且与中国诗论家“妙造自然，伊谁与裁”(司空图)的精神冥符默契。可以说，戴密微是沉醉在中国古诗的幽深智慧，才能从诗歌的题材、词句和成千上万的意象中“发现中国浩瀚无垠的疆土，与人类相适应的宇宙，以及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低沉的回响”，并在“一个一切都是宁静、纯朴、悠逸的世界里发现自我”。(第63页)这个“自我”，无疑兼综了诗人和研究者的双重情愫，而使诗灵于交互中一体凸现。如果说前引戴密微的观点是对中国诗歌审美世界的总括之论，那么，《牧》书中收录了他的另外两篇专论《禅与中国诗歌》、《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则是这种理论观念的具體阐发。前一篇文章是通过对中国佛教中的诗歌和诗歌中的佛教之互解，以明辨“禅”在汉诗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日本诗歌唯美思潮的影响。后一篇文章标举中国诗歌创作中“山”的意象，以发扬中国古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勰)的审美感受；同时又经过对众作家复杂心态、众作品多层趣味的开掘，揭示了中国文学之“游”的精神与“眩”的主题。法国学者研究汉诗能不拘抽象概念的诠释，而作深层义理的发明，确有“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刘禹锡)之功。《牧》书选录的吴德明(YvesHervouet)《李商隐诗歌中的短题诗》，文中倡言“把李商隐研究从自古到今评论家的拘谨与偏见中解放出来”，“然后，从诗作本身发现其象征意义或深一层意义”(第347页)，显然是带有极强之审美体验的感悟之语。
法国人研治中国诗，是属于两个文化传统的“对语”，因而其思维定势与研究方法亦颇为不同。在中国古典诗论尚处于“言志”与“缘情”之辨，“性灵”与“格调”之争时，法国学者却已开辟了一种以全方位的文化视角对中国古诗进行研究的方法。如果说Ed·比奥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发表的《根据<诗经>探讨古代中国的风俗民情》启响以文化学研究汉诗之新音，这经圣·德尼的长篇论文《中国诗歌艺术和诗律学》、马塞尔·葛兰言的著作《中国古代歌谣与节日》的发展而为法国汉学最基本的观照方法，那么，中国近代学者闻一多于《匡斋尺牍》开创的用社会民俗学研究《诗经》的路子，显然已晚于前者一世纪，此间包含的东、西文化交流之“反馈”意识，是不可轻忽的。就法国汉学本身言，假如说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开启了法国汉学史上中法文化在戏剧中的交流，形成了十八世纪中法文学交融的第一个潮头，则法国诗人克洛岱散文诗《认识东方》、瑟加兰独特的诗集《碑林集》以及大量的学者研究中国古诗专著的出版，无疑开拓了中法文化在诗歌中的交流，涌起了二十世纪中法文学交融的又一个潮头。由此观之，《牧》书的编译问世，正是全面地向中国读者展现了法国汉学界以文化学观照中国文学之方法与法国汉诗研究在本世纪之兴盛的双重意义。在其选译论文中，匈牙利汉学家特克依·费伦茨的法文专著《中国哀歌的产生》内《论屈原二题》，是从东、西方文化大氛围作综合的比较研究之典例。作者改变了法国早期汉学对汉诗所作的经院式文化考索，而是渗互着自己强烈的情感意识，通过对西方哀歌理论的鉴定和东方古代社会文化形态的检测，不仅认为哀歌系“古代中国诗歌中最成功的、占主导地位的体裁”(第134页)，而且将屈原《离骚》对哀歌理论的积极贡献与屈原诗派的双向(寻求理想与抛弃理想)发展予以清晰地勾画。能够宏扬法国汉学以探求中国文化奥秘为主体、以多层面文化透视为方法之精神而达致一新境界的，是《牧》书选译的桀溺(J·P·Diény)研究汉乐府《陌上桑》和《古诗十九首》的两篇论文。在《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中，桀溺以大文化史观从西方马卡布律的《牧女诗》与中国汉乐府《陌上桑》的比较研究入手，对桑园文化背景和罗敷艺术形象进行了既通体观照而又精深入微的历史考察，作出罗敷诗“概括了一个悠长的过去，以及一个最有原始想象和基本冲突的领域；……它把同样丰富、标志着中国文化两个时代的前后作品连接起来”(第206页)的见解。这一新见绝非蹈虚之语，而是作者从中西文化之异同探索“桑园文学”题材由“民间传说阶段”、“道德家反对阶段”、“牧女诗与桑园诗平行发展阶段”到“道德化阶段”、“缓和阶段”五层次的逻辑推衍得来；从此角度对中国诗学一古老主题的发现，诚如编者《译后记》所云：“无疑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具有启迪意义”。至于《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坛之“谜”，无论其作者、创作时间或思想内容、艺术风格，都极为神奇地缠绕于我国研究家的脑际，致使结论龃龉，莫衷一是。而桀溺《论<古诗十九首>》一文，是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此“诗谜”的破译，其中特别是对《古诗》何以博得“诗母”美名这一思想主旨的选择，是弥足珍贵的。作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取得“诗母”美名，关键在其“具有一股独特的更新力量”(第208页)；而认识这一点，又必须深入《古诗》产生之时代(汉代)的文化机制，寻找来自先秦中国文学之源的诗、骚传统，从而确认其对诗骚的整合、递变、重建而出现的新诗体、新精神。清人章实斋论中国文学：“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所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文史通义·诗教》)诚哉斯言！倘对照桀溺予《古诗》的审美观照，这种深谙中国文学精微奥妙之“悟心”为法国汉学家道破，不禁令人有云山万里、灵犀自通之感。这一精辟之论为编者所撷取、所称赏，又出于其对法国汉诗研究的深切理解。
由于《牧》书编者以其醇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赴法国讲授中国文学多年，与法国汉学家过从甚密，所以兹编“入选的篇目，多数是当代法国著名学者推荐的，因而在它研究的课题，使用的方法和达到的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程千帆《牧女与蚕娘序》)。在这部论文集中，我们不仅看到编者长期从事中法文学比较研究的心血凝聚和中法学界已建立起的学术友谊、研究信誉，而且能够通过入选作品清晰显示编者心中的一幅法国汉诗研究发展的历史画卷。概述法国汉诗研究史，大略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十八世纪的发端期；这时的汉诗研究主要表现在对《诗经》的引进、介绍方面。二是十九世纪的开拓期；这时的汉诗研究除了评介《诗经》外，又开辟了如《离骚》、“唐诗”、“宋诗”、“清诗”等新领域。三是二十世纪初的深化期；这时的汉诗研究已由简单的文化诠释转向对汉诗深层文化结构的开掘，取得较大的理论成就。四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复兴期；这是在法国三大汉学家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弃世形成一段空白后，由戴密微及其學生掀起的复兴思潮，其对中国古诗艺术的文化观照由单向而多元的理论转移，意味着汉诗研究进入一辉煌时代。依据这一历史线索，编者于“发端期”因缺乏理论价值未予译选。在“开拓期”，编者择取了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和于阿里《中国古典诗歌的三个时期》两篇论文；其中于阿里对“唐诗”“宋诗”“清诗”的理论分析，既有廓除中国古典诗学“唐以后无诗”偏见之功，又对法国汉诗研究有巨大的拓展。在“深化期”，编者选译葛兰言《<诗经>中的爱情诗篇》为代表，向读者披示了该文以“主题”性研究恢复《诗经》之情歌本质、驳正宋儒《诗》学以“礼”窒“情”之曲误的深邃思考和洞察能力。而《牧》书入选戴密微三篇论文，使该书学术价值达到高峰，这既标明法国汉诗研究的“复兴”，又表现了编者广阔视野中之精识所钟。要言之，是戴密微以其精深的汉学造诣开创了法国科学的中国诗学研究新纪元，才赢得近代法国汉学的空前繁盛。这里包括了戴密微的高足桀溺、侯思孟、吴德明诸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取得的卓著成就。在这些中国古诗专家的研究著作中，或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心理作宏观透视，或从特定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对一作家、一主题、一门类作钩汲眢沉的探究，然其以文化之观照深入于诗灵之体悟，殊为一贯之精神。面循此“史”迹，读者还可以看到法国汉诗研究方法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发展。这在由圣·德尼的文化学之单向研究到戴密微、桀溺等文化学的多元研究有明确演示。应该特别一提《牧》书中法籍华人学者程纪贤(Franfois Cheng)《论<春江花月夜>的内容与形式》一文。这是一篇运用法国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唐诗的佳什，文中首先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考析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韵脚、音调的对称与对偶，字的重复、音乐效果、诗的节奏等内部规律，攫住“江”和“月”的“内在的结构”(深层结构)，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研究，以明其“孤篇横绝”之意境美。如果说这仅是作者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诗艺之个例，那么程氏《中国诗语言研究》便是采其方法描述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深蕴的精湛著述。这种以结构批评之符号学原理对中国古诗内部特征的细密解析，不仅意味着法国汉诗研究方法的嬗变，而且与近年来我国新生代古典文学研究更新方法之呼声桴鼓相应，显出中外文化在方法论层次上的新交互。可见编者之心，亦冀以“他山之石”提供给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借鉴。
钟嵘《诗品序》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也许正是中法间诗心传递的个中妙趣。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法文学交流同样经过了兴废曲折的历程，钱先生勤劬编译这本论文集，未知亦寄寓此深沉意愿否？近悉钱先生新著《中国文学在法国》已由花城出版社付梓问世，其《中法文学交流史》也将结撰，歌德“东方西方，不可分离”之古老“预言”，在这里将奏响更为雄壮的乐章。
(《牧女与蚕娘》，钱林森编，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5.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