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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清平是我喜爱的相声演员，他的代表作《幸福童年》对小学习作教学的批评入木三分，值得每个语文老师反思。但相声中有一句话不对：“（老师）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儿可记的呀！（只好）胡说八道呀！”——方清平这样说情有可原，他毕竟不是专业教师，他毕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受的小学教育。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就不应该了——这说明当下的习作教学在某些领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突破，有些理念还没有能深入人心，有些方法学生还没有真正掌握。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首先是因为有些事教师不允许他们“记”。台湾作家三毛在散文《拾荒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次作文经历：那次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志愿》，三毛写的是长大了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因为在她看来，“这种职业，不仅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更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 ”三毛的作文让老师勃然大怒，在又骂又打（黑板擦打偏了，击中了三毛身边的同学）、两次重写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三毛只好用“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的“志愿”过了老师这一关。
虽然课标一再强调习作就是写“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写“自己想说的话”，但对内容的苛求、对“意义”的“崇拜”，几十年来依然如故，个中原因已有不少深刻的剖析，在此我不作赘述。我想说的是，当一个孩子无法轻松自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当一个孩子无法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诉诸文字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感到拘束，必然会觉得习作“没有什么事可记”。但可怕的还不止这些，最可怕的是，如果让这些错误的习作经验占据了学生的大脑，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不配作为习作的材料;他们还会以为习作题材就是那种“说来很好听、写來很漂亮但不和实际生活发生联系的花言巧语”，而“这种花言巧语必须费很大的力气去搜寻……搜寻未必就能得到，所以拿起笔写不出什么来，许多次老写不出什么来，就觉得作文真是一件讨厌的事”（叶圣陶语）——也许我们的习作教学就是从对内容的限制开始偏离正确轨道的。所以，引导学生自由地倾吐，不仅仅可以解决写什么的问题，也可以使作文从神秘的、特殊的事情变成寻常的、普通的事情，变成一件人人都可以完成的事情——对习作教学来说，这种认识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我看来，小学习作教学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对习作有兴趣;就是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消解学生对习作的“戒备”和“恐惧”，让学生放开手脚大胆地写。因为只有学生不怕写、喜欢写，他们才有可能慢慢地“会写”，一天天“写好”。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跟教师对儿童的理解不够深刻有很大的关系。小学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逻辑表现，有时候教师认为是错误的、不足的、无聊的，在孩子看来恰恰是正确的、合理的、有趣的。王栋生老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在习作里说他的妈妈胆子特别小，他想做一条狗，保护妈妈。教师的批语是：“为什么要做狗呢？为什么不做一个人民警察呢？”在教师看来，这个学生不懂自尊，所以要启发他、教育他。但这个孩子的理由是：“狗可以不用上班，一直陪在妈妈身边。”教师的评价对学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很多孩子虽然才读三年级、四年级，但就已经会“察言观色”了——他们会努力“满足”教师的需要，尽量写教师“喜欢”的事情，他们变成了一只鹦鹉，当他们是一只鹦鹉的时候当然会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
儿童的“视界”和想法成人有时候很难理解，但作为专业教师，我们必须要学会理解。否则，学生感兴趣的事，教师不明白;教师认为有意思的事，学生不能理解。如此，习作教学就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要理解学生，教师就必须拥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一个善于倾听的教师会自觉地矮下身段，以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对待学生，这时他就会发现小学生不是缺乏某些品质和知识的“幼稚成人”“缺陷成人”，而是一个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样他就会把学生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来接纳。这时教师就不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学生也会从种种束缚和顾忌中解放出来，获得表达的自由以及由这种自由带来的快乐。
一天放学后，我所在学校进行教师广播操比赛，我们班的几个“淘气包”偷看了比赛并搞了个“即兴评奖”，一个叫王喆的孩子在日记中写道：
“最不认真奖：当仁不让的由我们的孙老师获得了！手臂伸不平，脚尖绷不直，表情不刚毅，目光不坚定……这些他批评我们大家的话，今天在他一个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一套广播操被他演绎成了一套太极拳，他不得此奖，何人能得？”
我知道，王喆这样写不是在贬低我、嘲讽我，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非常诚实地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而已。第二天，我在班上展示了这篇日记，并讲了一个笑话：
“一天，水蛇爸爸教水蛇宝宝游泳，他非常不满意水蛇宝宝的动作，训斥道：‘你怎么老是扭来扭去的，好好看我的示范！’于是水蛇爸爸下水卖力地游了起来。水蛇宝宝发现他扭得更厉害，笑得差点晕了过去。
我，就是水蛇爸爸！”
听完笑话，孩子们乐得前俯后仰，笑声中，他们没有了担忧，感受到了平等，我们一起走进了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具有无限包容性的奇妙地带。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还因为没有掌握“切割”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过程的，既然有过程，就意味着它既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又可以进行无穷的切割，而切割出来的任何一段，无论多短，都是事情，都是习作的内容。学会用“切割”的眼光看生活，学生就不会把目光仅仅锁定在那些偶尔发生的“大事”上，就会发现无数的事，就会有写不完的事情。这时他们就不会为无事可写而烦恼，只会为选择写哪件事而犯愁。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南京晓庄学院苏支超教授举的一个例子：今天上了六节课”，如此一句话，就把一天的生活写完了。但如果学会了切割，你就会发现，哪怕是一节课，也包含着许多事情。比如，老师还没到上课时间就来到了教室，他把作文本往课代表桌上一放，说：“发下去！”这就是一件事，就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发下去》。从课代表接过作文本，到发完最后一本，又是一件事，还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发作文本》。你拿到作文本打开一看，居然得了一个优，你很想跟你的同桌分享你的快乐，于是就和你的同桌聊了起来，这又是一件事，你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叫《分享》。上课了，老师问了什么问题，让谁站起来回答，怎么回答的，最后老师说了什么，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提问》。老师提的问题很难，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没有回答出来，而你能够回答，你心里非常希望老师能叫你回答，尤其是在全班学习最好的同学没有回答出来之后，但老师终究没有请你，这又是一件事，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遗憾》。上课期间，不知道谁放了个屁，你的同桌悄悄地对你说：“危险！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这又是一件事，你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化学武器”》……
我经常把这个例子说给我的学生听，说给家长听，最后，我总要来个“总结”：“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我们生活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发生事情，如果大家能用切割的眼光看待生活，一天该有多少事情啊！只要随便从中拿出一个，用通顺的语句，清清楚楚、原原本本、有头有尾地记述下来，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作文吗？怎么会没有什么可记呢？”
解放儿童，理解儿童，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他们就不会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当学生不再为“写什么”犯难的时候，我们的习作教学就成功地翻越了第一座大山。
（作者单位：江苏昆山市花桥中心小学校）
责任编辑 郭艳红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首先是因为有些事教师不允许他们“记”。台湾作家三毛在散文《拾荒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次作文经历：那次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志愿》，三毛写的是长大了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因为在她看来，“这种职业，不仅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更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 ”三毛的作文让老师勃然大怒，在又骂又打（黑板擦打偏了，击中了三毛身边的同学）、两次重写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三毛只好用“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的“志愿”过了老师这一关。
虽然课标一再强调习作就是写“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写“自己想说的话”，但对内容的苛求、对“意义”的“崇拜”，几十年来依然如故，个中原因已有不少深刻的剖析，在此我不作赘述。我想说的是，当一个孩子无法轻松自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当一个孩子无法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诉诸文字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感到拘束，必然会觉得习作“没有什么事可记”。但可怕的还不止这些，最可怕的是，如果让这些错误的习作经验占据了学生的大脑，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不配作为习作的材料;他们还会以为习作题材就是那种“说来很好听、写來很漂亮但不和实际生活发生联系的花言巧语”，而“这种花言巧语必须费很大的力气去搜寻……搜寻未必就能得到，所以拿起笔写不出什么来，许多次老写不出什么来，就觉得作文真是一件讨厌的事”（叶圣陶语）——也许我们的习作教学就是从对内容的限制开始偏离正确轨道的。所以，引导学生自由地倾吐，不仅仅可以解决写什么的问题，也可以使作文从神秘的、特殊的事情变成寻常的、普通的事情，变成一件人人都可以完成的事情——对习作教学来说，这种认识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我看来，小学习作教学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对习作有兴趣;就是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消解学生对习作的“戒备”和“恐惧”，让学生放开手脚大胆地写。因为只有学生不怕写、喜欢写，他们才有可能慢慢地“会写”，一天天“写好”。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跟教师对儿童的理解不够深刻有很大的关系。小学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逻辑表现，有时候教师认为是错误的、不足的、无聊的，在孩子看来恰恰是正确的、合理的、有趣的。王栋生老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在习作里说他的妈妈胆子特别小，他想做一条狗，保护妈妈。教师的批语是：“为什么要做狗呢？为什么不做一个人民警察呢？”在教师看来，这个学生不懂自尊，所以要启发他、教育他。但这个孩子的理由是：“狗可以不用上班，一直陪在妈妈身边。”教师的评价对学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很多孩子虽然才读三年级、四年级，但就已经会“察言观色”了——他们会努力“满足”教师的需要，尽量写教师“喜欢”的事情，他们变成了一只鹦鹉，当他们是一只鹦鹉的时候当然会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
儿童的“视界”和想法成人有时候很难理解，但作为专业教师，我们必须要学会理解。否则，学生感兴趣的事，教师不明白;教师认为有意思的事，学生不能理解。如此，习作教学就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要理解学生，教师就必须拥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一个善于倾听的教师会自觉地矮下身段，以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对待学生，这时他就会发现小学生不是缺乏某些品质和知识的“幼稚成人”“缺陷成人”，而是一个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样他就会把学生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来接纳。这时教师就不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学生也会从种种束缚和顾忌中解放出来，获得表达的自由以及由这种自由带来的快乐。
一天放学后，我所在学校进行教师广播操比赛，我们班的几个“淘气包”偷看了比赛并搞了个“即兴评奖”，一个叫王喆的孩子在日记中写道：
“最不认真奖：当仁不让的由我们的孙老师获得了！手臂伸不平，脚尖绷不直，表情不刚毅，目光不坚定……这些他批评我们大家的话，今天在他一个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一套广播操被他演绎成了一套太极拳，他不得此奖，何人能得？”
我知道，王喆这样写不是在贬低我、嘲讽我，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非常诚实地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而已。第二天，我在班上展示了这篇日记，并讲了一个笑话：
“一天，水蛇爸爸教水蛇宝宝游泳，他非常不满意水蛇宝宝的动作，训斥道：‘你怎么老是扭来扭去的，好好看我的示范！’于是水蛇爸爸下水卖力地游了起来。水蛇宝宝发现他扭得更厉害，笑得差点晕了过去。
我，就是水蛇爸爸！”
听完笑话，孩子们乐得前俯后仰，笑声中，他们没有了担忧，感受到了平等，我们一起走进了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具有无限包容性的奇妙地带。
学生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还因为没有掌握“切割”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过程的，既然有过程，就意味着它既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又可以进行无穷的切割，而切割出来的任何一段，无论多短，都是事情，都是习作的内容。学会用“切割”的眼光看生活，学生就不会把目光仅仅锁定在那些偶尔发生的“大事”上，就会发现无数的事，就会有写不完的事情。这时他们就不会为无事可写而烦恼，只会为选择写哪件事而犯愁。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南京晓庄学院苏支超教授举的一个例子：今天上了六节课”，如此一句话，就把一天的生活写完了。但如果学会了切割，你就会发现，哪怕是一节课，也包含着许多事情。比如，老师还没到上课时间就来到了教室，他把作文本往课代表桌上一放，说：“发下去！”这就是一件事，就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发下去》。从课代表接过作文本，到发完最后一本，又是一件事，还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发作文本》。你拿到作文本打开一看，居然得了一个优，你很想跟你的同桌分享你的快乐，于是就和你的同桌聊了起来，这又是一件事，你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叫《分享》。上课了，老师问了什么问题，让谁站起来回答，怎么回答的，最后老师说了什么，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提问》。老师提的问题很难，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没有回答出来，而你能够回答，你心里非常希望老师能叫你回答，尤其是在全班学习最好的同学没有回答出来之后，但老师终究没有请你，这又是一件事，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遗憾》。上课期间，不知道谁放了个屁，你的同桌悄悄地对你说：“危险！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这又是一件事，你又可以写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化学武器”》……
我经常把这个例子说给我的学生听，说给家长听，最后，我总要来个“总结”：“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我们生活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发生事情，如果大家能用切割的眼光看待生活，一天该有多少事情啊！只要随便从中拿出一个，用通顺的语句，清清楚楚、原原本本、有头有尾地记述下来，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作文吗？怎么会没有什么可记呢？”
解放儿童，理解儿童，教给他们合适的方法，他们就不会觉得“没有什么事可记”。当学生不再为“写什么”犯难的时候，我们的习作教学就成功地翻越了第一座大山。
（作者单位：江苏昆山市花桥中心小学校）
责任编辑 郭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