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的父亲冯仲云和东北人民一起与日寇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在此期间，他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省委巡视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苏联红军八十八旅（中国教导旅）情报科科长等职务。
　　在我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他的战友杨靖宇、罗登贤等人。每每忆起往事，父亲总是激动地说：“我们这些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而牺牲的战友和群众。”
　　当年，抗联部队奔袭在大小兴安岭之间时，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父亲曾有近两年的时间没进过房子里睡觉。我听父亲的战友们说，父亲克服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难。在战斗中，他两次受伤，染上过伤寒和克山病。在艰苦的环境下，抗联部队极度缺医少药，在父亲生命垂危之际，战友们只能用盐和卤水为他消炎、治疗。伤口被盐水浸渍后，疼痛难忍。父亲硬是咬紧牙关，不吭一声。凭借顽强的意志，父亲的身体竟然渐渐好了。
　　父亲是个知识分子，总是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冯瞎子”。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回忆我父亲时说：“冯仲云的眼镜是他的命，虽然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但绝对离不开。有时眼镜实在不能用了，他就靠战友用树枝拉着他在黑夜中摸着行走。”
　　父亲是南方人，说话有明显的南方口音。在与敌人面对面时，非常容易引起怀疑。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1933年，他到汤原七号屯开展抗日活动，住在汤原县委妇女委员、朝鲜族抗联女战士金成刚家。有一天，父亲正准备开会，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见到外来人就抓。在万分紧急的时刻，金成刚把我父亲的眼镜藏了起来，并让他“不要说话，装哑巴”。不一会儿，伪军冲进屋，一看我父亲不像当地人的模样，就把我父亲捆起来拷问，说他是“共匪”，还要拖出去枪毙。金成刚和婆婆扑上来死死地护住我父亲，哭着喊着不让带走。金成刚的婆婆说：“他是我儿子，从朝鲜来看我。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金成刚也大喊：“他是我弟弟！”因为周围邻居也都赶来帮助做证，伪军只好放了我父亲。


　　东北抗日联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并远离党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孤军奋战。1939年10月，父亲作为北满省委的代表，越过边境到了苏联，辗转联系党中央。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从1935年5月到1939年5月，整整四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啊！这四个年头中，北满省委完全是处在四处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组织的领导……他们在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地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
　　1955年9月27日，父亲获得了一生中最高的荣誉，他同包括朱德元帅在内的战功卓著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一起，获得毛主席亲自颁发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是唯一身穿便服接受勋章的。
　　回到家，他捧着两枚勋章热泪盈眶地对我母亲说：“雯，这两枚勋章不只是给我个人的荣誉，它凝结了满洲地下党、东北抗联14年苦斗中千万英烈的鲜血，也是他们的荣誉。”他还说，毛主席在为他授勋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啊！”父亲的眼泪立刻流出来了，他说：“毛主席了解我们。”
　　父亲他们那代人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需要我们这些后人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