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新常態”,看得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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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從貴賓廳開始擴散的賭收下跌風暴雖然是從2014年6月開始,但其實在行業內部,不難發現2013年底、2014年初賭廳收入就已見頂回落,至今未有增長。
  風暴滾滾來,早有征兆
  回顧2013年的快速發展使得賭收總數近3,600億,平均而算是300億一個月的極高水平了,之後再要突破具有高難度。而且賭收不單未有再創新高,2013年底在關聯行業卻呈現出下跌征兆,例如香港、澳門的高級零售業受到影響,奢侈品消費開始出現下滑趨勢,在2014年第2、3季度高級餐飲業也反映出類似情況,浮現出不斷遞推的過程,由從集中旅遊相關行業開始再漫延至其他行業的“滯後反應”,包括居民收入開始減少。
  而目前對於居民最大影响的不是樓價,某種程度而言,不斷下調的樓價反而讓不少年輕人或者居民有能力藉機上車置業。首要關注反而是就業問題,全澳就業人數在2015年第一季達到頂峰,隨後開始出現萎縮,其中博彩從業人員的數量不斷下降。這樣的影響持續變化中,從1.7%的整體失業率到前兩個月的1.8%再到近日的1.9%,不少關注是否會升至2%的水平。當然,隨著今年底與明年初大型項目陸陸續續開幕,可能能夠緩解一部分就業壓力,但如果不能持續吸納新的財源,就業情勢不無惡化的可能。
  博彩泡沫背後的“信心”崩盤
  事實上,這17個月的深度調整與人民幣貶值並無關係,澳門博彩業調整的起因可追溯到2010年、2011年,當時大量的熱錢投入到貴賓廳的營運中去,貴賓廳的運行也更似於金融公司,錢源越多,生意就越大,以此來“錢滾錢”,博彩毛收入更產生了一年58%、42%增幅,如此一來便開始形成博彩泡沫,這樣的泡沫一直擴展發酵到2013年底。另外,人民幣貶值或者貨幣的大幅波動始於2015年6月之後,因而對這一波下跌風暴並無實質影響。
  真正造成澳門這一輪風暴的原因應該向內部檢討。本身泡沫不是瞬間就形成并爆破,而是需要一段較長時間。博彩業有別於其他行業,例如房地產行業的泡沫,只要超過供款能力,或者租金長期低於市值的1%就容易產生。而反觀貴賓廳產生泡沫的關鍵在於兩個字:“信心”。本身內地遊客赴澳門攜帶的現金額度是不能超過5000美金,所以大量的消費必須藉助刷卡或借貸等形式,這也客觀要求了中介人短期融資的實力,強化了中介人的角色。這凸顯出了一個關鍵機構在澳門博彩業發展中的缺失,那就是“中央信貸資料庫”,目前在內地與澳門之間是不存在這樣的獨立機構。在美國與香港,特別是美國依靠獨立公司從中央信貸資料庫中查詢個人財產、現金流等情況。在賭場進行賭博行為的客人,一旦出現現金不足的情況,就會採取借錢的狀況,而只需要顧客出示這樣的銀行號碼就可以依靠獨立公司,在商業保密的營運機制下來確認該客戶在相關銀行的存款或者財產額度,依據相關額度就可以借出5%的現金來讓賭客繼續消費。
  而在大中華區內,掌握顧客財產資料的是國家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制度上不會允許此種操作機制的存在,因而在此背景下就催生了中介人制度,通過中介人來借出籌碼尋求賭客的繼續賭博行為,進而發生後續的收賬等行為,這就凸顯了“信心”二字,賭客是否有能力償還賭資,中介人能否收回出借的資金、以及這些大量的資金在澳門政策的限制下又怎麼回到澳門維持現金流的運轉,都關乎各個環節的“信心”。從2014年6月開始就出現了“沒信心”的特征,在多重疊加效應的共同作用下,一下子澳門賭收就呈現出今年年初48%的跌幅,貴賓廳的生意大量萎縮,亦沒有足夠的現金流來保障,內部的漏洞過大,也沒有辦法及時調錢滾動維持,從2014年4、5月的黃山跑路事件開始危局呈現,6月份澳門賭收首次應聲下跌,“信心”出現了崩潰,在資金周轉不來的情況下,中介人便採取極端的“卷錢跑路”行為,今年的“多金事件”也可以看出連鎖效應的危害。
  這種信心崩盤的表現可以用股市的例子來說明,在內地存在這種融資、融券的現象,20元購入市值100元的股票,但是如此超過一定額度與比例,必然導致股市泡沫的現象,一旦崩盤就是今天內地哀鴻遍野的“股災”了,這一點,也是澳門為什麼信心爆破的原因。因為在博彩業的運營中,呆賬、壞賬的比例必須控制在安全比例內,如果100元的博彩收入中,39元上交政府,16元左右轉給賭場,另外還有25元的其餘支出,自己必須留下20左右的收入一方面維持盈利,一方面進行資金流通,當留給自己的接近10%甚至低於這個額度,就會來到某個程度的危險,在這樣一個波動的過程中,呆賬、壞賬就更加類似于股票了。
  當然這種系統性的風險也必須用系統來解決。在這一點,新一屆政府正努力讓中介人與博企了解政府的立場,明確相關博企與中介人的責任。博監局也剛發出“博彩中介人會計制度規定”指引,要求博彩中介人必須嚴格遵守,以及博企積極配合,優化管理。除此之外,系統性的化解風險也需要修改相關法律,增加透明度與監督,在此種種的措施下自然可以減少相關風險,整合各方資源。後續的變化可以留意11-12月間,各大博企交下一年與之合作的中介人名單給博監局申請,於明年一月就可以看出中介人的變化與調整情況。
  內地經濟亮紅燈,
  澳門紅燈否?
  當然內地改革對澳門的整體影響早已存在,但不能視為主要原因,坊間更多地把內地的反腐歸結為澳門賭收持續下跌的重要原因,其實打擊了需求方,自然而言會減少客人,但這只是間接的關係。反腐在歷任領導人中都存在並不是今年獨有的現象,因而將反腐視為澳門賭收連續下跌的主要原因,在邏輯上存在問題。
  但無法迴避澳門經濟與內地經濟高依存度的事實。在2010年之前,澳門經濟發展與內地總體經濟發展的關聯不是非常明顯,以至於業界、學界都一時難以找到合理的模型來研究或者預測二者的相關性,主因是因為博彩毛收入的基數仍然很少,但內地客之博彩需求大,所以,儘管內地經濟波動,不會對澳門的博彩毛收入有多大的影響。
  而從2010年之後,澳門博彩收入進入高速增長期,2013年的年收入3600億已經佔據當時內地GDP總量的0.5%,開始存在影響,從2013年開始澳門與內地的經濟依存度越來越大,到了今日更無法單看澳門經濟來預測自身發展,更要研判內地經濟的走向。   對於明年內地經濟GDP預期下調至6.9%,不少人對於內地經濟發展表現出很大的憂慮,也有人對於伴隨著“一帶一路”等戰略的佈局下的內地經濟充滿希望,在此時更要審慎觀察。對於經濟樂觀派而言,“一帶一路”的持續推動將推高中國GNP的增長,GDP的下跌,這樣總體國民收入還是上升。例如美國,內部的GDP雖然不高,但是利用美元和國民在全球各地的投資以此來提升GNP,日本也是同樣的狀況。因此樂觀派更願意相信“一帶一路”戰略將促進大陸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而另一派則更加謹慎些,其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本身需要長時間的鋪路,可能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才能看到成果,未來兩年內沒有重要支撐的內地經濟將會走下坡,呈現衰退的一面。
  事實上,這兩種猜測都有機會,但我更傾向於後者,畢竟“一帶一路”的投資與收益並不是短期就可以實現,就好比亞投行的設立,需要一段時期來醞釀發酵。因此明年內地經濟跌破7到達6.9%是有可能的,甚至跌破6.9%的機會也較大,因此對於澳門的賭收與經濟而言不是一個樂觀訊號。澳門經濟也可能不太樂觀,但這並不代表著下跌,因為澳門經濟處於一個深度的調整期,當中有可能“過度反應”。在沒有“信心”的狀態下,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會採取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的行為來約束自己,因為大陸經濟的下滑貴賓廳也更加謹慎發展,但9月、10月黃金周的一些數據表明總體經濟已經在“過度反應”過後出現“反彈”,因而令賭收跌幅減少,這與週期並無關係。例如在九月發生的多金事件不可能對澳門博彩業毫無影響,但從數據上卻看是“零影響”,這是由於來自“過度反應”後的反彈力量抵銷了多金事件的負面影響,如果反彈是從9月開始顯現,10、11月將會是重要的評估期,以判斷澳門博彩收入是否已觸及“底線”。若是,未來將圍繞這個“底線”開始在這個區間上下波動,這將是澳門賭收的“新常態”,至於未來賭收的上下波動則關乎外部經濟環境與政策。
  做好五件事,未來更省心
  博彩的平穩發展關乎到澳門社會的安定與居民的安心,未來的澳門如果能做好五件事,大家都將更加安心、省心。
  第一:於市場路線而言,可分為貴賓廳路線與大眾市場(中場)路線。隨著這一年半的風暴發展,居民開始更加認同與接受澳門博彩業走大眾路線,依靠高端中場市場來穩定博彩收入。貴賓廳的大幅波動對於經濟、社會、居民的衝擊過大,日後也將更加充分地吸引大眾路線中的較為高端的客源。除此之外,澳門更要強化非博彩元素,因為對於絕大多數來澳門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而言,賭博只是其中的選項之一,此外還包括住宿、飲食、購物、觀光等一系列的非博彩消費環節,如何吸引客人在這些領域消費,需要相關營運商認同及加緊推進。隨著10月27日新濠影匯的開幕,2016年3月永利皇宮,以及明年MGM路氹項目、澳門巴黎人等的開幕,可以拭目以待是否開發出更多的非博彩項目來瞄準中場市場。
  第二:於綜合度假村構成來看,分為博彩元素與非博彩元素。傳統的博彩元素大同小異,無論亞歐美各國的角子機等系統與形式幾乎相同,而更多的設計與吸引偏重在非博彩元素板塊。,接下來就是考驗運營商的市場分析能力與營銷能力,在未來的2-3年內推出何種項目才能產生博彩與非博彩的聯動效應,,繼而瞄準方向進行規模生產,促進資源的配置與有序流轉。
  第三:於非博彩元素而言,地點發生在哪裡?如果未來的非博彩元素項目一如往常落戶度假區域,將未能給中小企業帶來收益,如果單純安排在舊城區將有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但又會引發“人流爆棚”的客觀問題,因而無論哪一種解決方案必須找到博彩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平衡點,才能互利共贏。因為“分享人流”與“分散人流”是兩個差異巨大的概念,如果只是安排在部分舊城區就形成分散人流,無法共享,試想一下十月初五街與下環街的人流程度是截然不同的。而如果落戶路氹博彩區將有助於分享人流,不與居民爭奪空間,更讓消費群體在各大賭場間流轉,如果此時又能結合中小企業的非博彩元素的服務進駐就能夠在路氹新城區產生極大化的價值,提供澳門發展的新動力,相比較而言落戶在舊城區就無法創造較大的社會與經濟價值。
  當然舊城區也必須逐步思考“分享人流”的模式,這就需要在“大三巴”等世界遺產附近做好系統的規劃與配套措施,否則過度的引入遊客只會造成居民生活空間的虛耗,未能合理優化路線與空間等。
  第四:與居民素質與遊客總量間的認知是一個動態過程。社會談及承載力問題往往介乎3,000萬已經是頂峰,不能再做任何增加。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遊客數量與承載力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未來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澳門輕軌的建設與明年正式投入使用的北安碼頭,承載力也將得到進一步提升。關鍵在於如何優化路線與遊客數量,這也正在考驗著本土居民的認知,是否能將其看成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而非一條生硬的基準線。
  第五:於競爭而言,澳門如何自處?如何在內地不同城市、不同程度的定位競爭中保持優勢進行合作而非相互對打,更考驗我們的應對能力。面對周邊地區,例如橫琴、中山、南沙、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省都有不同程度強調自己是“休閒旅遊中心”,在客觀的經濟形勢下,更多的城市願意傾向休閒旅遊業來提升自己的經濟發展,當中產階級數量壯大,居民收入增加,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大家對於休閒旅遊的需求也就不斷增長,這就是商機不斷湧現的原因。其實這對於珠三角區域的城市是一件好事,把餅做大,更好的爭取遊客,澳門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怕競爭,但必須預防不公平的競爭。考慮到大陸居民赴澳門簽證的種種限制,未來是否需要中央與澳門聯手在政策面上調整,已經是不得不思考的事情了。
  而做到五件事的同時,不妨回歸到全局來看,澳門究竟需要怎樣的城市定位。傳統上,近十年我們定義為“世界旅遊休閒城市”,而老牌賭城拉斯維加斯定義為“世界休閒與會議中心”,而新興崛起新加坡則定義為“世界休閒與商務中心”,其實二者都是一模一樣的商業與休閒定位,未來的澳門也應該是走相同的道路,而考慮到大中華區域內再難有澳門這樣的集休閒、娛樂、餐飲、住宿、購物、會議等為一體的綜合體,澳門更可以好好發展大型會議業。因訪客在15分鐘步行距離範圍,已隨時觸及上述的所有元素,恐怕今天的台北、北京、香港、上海都無法做到,因為交通客觀上限制了自由場地的轉移,而在澳門,在綜合度假村中這些問題一一解決。而且隨著路氹博彩項目的落成,將會有更多的住宿房間建成,未來如何來解決週一至週四的大量房間供給,會議業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相對於普通旅遊、觀光業多集中在週五至週日,通過吸引數萬人的國際會議在澳門召開恰巧解決了澳門無總部經濟之外的平日“經濟空檔”,如此一來更讓澳門經濟獲得活化的多元動力,因此建議澳門未來定位需有機地結合休閒與會議這兩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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