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蓟门烟树”，注入了新时代的灵魂。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革新中继承、在创造中发展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生命力。
　　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的修建，既保持了传统的文化遗产，又加强了现代化生态环境的维护。这样做，关注的就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成了执政者最高的追求。这样，“风雅长存”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从朝西阳台眺望，前方二百米处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遗址。清朝有个好到处题字的“古稀天子”，当然不会漏掉这一胜景，一如他为卢沟桥题“卢沟晓月”，刻石以垂千古。
　　抗战胜利，我上北大求学，曾慕名来寻此景，但见旷野寒鸦、荒村疏树、老圃枯沟，一片凄凉景象。问牧羊老人，“蓟门烟树”是在这里吗？他指着远处一片灌木丛说：那儿有块碑。按他指的方向，果然找到一只尾部侧陷在土坑里、昂首伸着长脖子的，好像想爬又爬不起来，旁边草丛中躺着一块碑阴朝天的大石碑。
　　举目四望，《马可孛罗游记》中13世纪世界最宏伟壮丽的元大都城城垣，坍圮殆尽：近处，断续高低的土阜，依然是旧城残迹；远处，还有几段土城，也已雉堞崩颓、草树丛杂，毫无庄严模样。牧羊老人随着羊只过来，扬鞭北指：老辈说，那里原有大水洼子，现在都干了。往东还有水关，那附近还有几段土城。
　　广袤的冀北原野正秋风落日，只有天边苍茫的暮霭中兀立着一带燕山，像是一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组练而成的雄兵，守卫在祖国这片疮痍满目的大地。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去看一个住在今日蓟门桥附近的同学，又故地重游，石碑还躺在那里，没有翻身，却把头昂得更高。附近有人在修路盖楼，那个黄土小村依然寂寞地守着那片菜地。我担心“蓟门烟树”景观遗址，会不会随着大水洼的干涸，不再冒“烟”，而与元大都城残垣一同消失，永远淹没在人们的脑海里。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始创燕山八景之说的《明昌遗事》(明昌为金章宗年号，公元1190年)一书中，只有“蓟门飞雨”一景，而蓟门所指为金中都一地名，约在今广安门内牛街北口，其地有大悲阁，辽圣宗曾入阁避雨因而得名，明初姚广孝有《蓟门诗》云：
　　 云树依依接远丘，时看飞雨洒征裘。
　　 不知铜马坊何在，惟见桑干水自流。
　　桑干指永定河。李东阳有《蓟门作》一律云：
　　 蓟门城外访遗踪，树色烟光远更重；
　　 飞雨过时青未了，落花残处绿还浓；
　　 路迷南郭将三里，望断西林有数峰；
　　 坐久不知迟日暮，隔溪僧寺午时钟。
　　诗中景物表明，当时蓟门在金中都无可怀疑。
　　把“燕山八景”的“蓟门飞雨”衍为“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的，是明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而把金中都蓟门之名移指元大都城西垣之肃清门遗迹的，则是这位清“古稀天子”弘历。他在乾隆十六年（1751）题字立碑于此，蓟门之名从此就在元大都西土城肃清门遗址生根，人们也就逐渐忘记了“燕山八景”的“蓟门飞雨”。如果今人不再来保护“蓟门烟树”和元大都城遗迹，那么后人就会像今人忘记“蓟门飞雨”和金中都城遗迹一样，忘却“蓟门烟树”和元大都城遗址；这大概是可以预期的。
　　
　　命运仿佛一定要把我锁定在元大都城遗址上：“文革”后，我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它已搬到黄亭子东侧，北凭元大都城北垣，黄亭子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寂寞地守着那片菜地的黄土村庄。我第三次来到当年寻访“蓟门烟树”遗址的地方，一切都变了：石碑和不见了，土阜上绿荫蒙络，有人在种油松、刺槐、丁香，也有人在修治土城西侧的沟渠。不久，我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建厂的开工典礼，它要从我厂分出，独立从事儿童电影的制片工作。接着北京电影学院、国家专利局的楼房纷纷拔地而起。菜地消失了，农民搬进了新宿舍楼。小月河西岸也建起了饭店和住宅楼群，它们都以“蓟门”命名。我厂南门前面的大路改称北三环路，它与从明光村沿元大都城西垣北来的西土城路正交处建起立交桥，命名：蓟门桥。这些路名、桥名、小区和饭店名纷纷启用，大大缓解了我往日的担忧。但在群楼包围中的“蓟门烟树”胜迹和元大都城遗址的命运又将如何？毕竟名称不一定就能代表得了事情的实质。
　　其实事情早已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远在1957年，元大都城遗址的保护已列入北京市政规划，1959年开始在西土城绿化，密植大量乔灌木，1985年配合小月河的整治，海淀区开建元大都遗址公园，除了保留原有树木和野生植被外，还增补各种名花名木，建设各种建筑小品，设置各种供游人休憩的设施，组成了一组传统的又是民居、别馆式的优雅园林建筑群：馆舍、游廊、歌台、舞榭。至1990年，西土城遗址公园面积已达36.52公顷。在新世纪修建北土城公园同时，又增建了游廊和厅堂，形成为西土城公园的中心和高潮的，是在土阜高处，用灰砖建起一段明清式城墙，东西两侧城头，以正立方体花岗岩块，按“品”字形叠砌，状如雉堞，但只供观赏，与元大都城夯土墙垣相区别。在这段城墙的高处，筑坛两重，周环精致的白石雕栏，上置石坛一座，竖起乾隆御笔“蓟门烟树”碑；那只负重多年，想起来造反又爬不起来的，最终得到了解放，不知所终。
　　我曾多次登台观赏这块御碑，欣赏它四周的景色：沿小月河两侧，满眼叠翠如峦，车流如水，参差不尽是楼群。与这些楼群相比，碑竖得再高也已失去了王者的气势，不过从河边石凳或歌台院落里仰望，御碑毕竟居西土城公园景区之至高，在“雉堞”、雕栏的高拱中，依然显得气概轩昂，与当年卧于荒草之中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是人民保护和抬举了它。乾隆前期，弘历保持了康雍盛世的发展势头，捍卫了我国西北边陲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在文治上也颇多建树，以十余年时间修成《四库全书》79339卷，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是一例。他书法固然缺乏个性，但就其功力和地位论，完全足以当“燕京八景” 地标的重任；此碑公园的设计者用得其宜，完善地保护了文物。
　　如与北土城公园联系起来看，设计者以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共处的特点为依据，以各种自然物和现代化为手段，集豪放与秀丽、塞北与江南、古典与现代、帝王与平民、汉满蒙与色目人等多种生活特点和文化元素为一体，创造了一个优美的中华文化生态环境。构思巧妙，技艺精湛、底蕴丰富而深厚。对往日的荒废、残破、凄凉而言，它们达到了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境界，难怪四季游人不绝。如果说，北土城公园以粗犷舒展为特征，更多表现了汉蒙文化的结合，那么，西土城部分则以典雅精巧为特征，更多表现了满汉文化的结合。只可惜在这里，两处刻上述姚广孝诗，游廊里的准确无误，而北边墙上的明显地刻错了字，居然多年無人纠正，实在贻笑大方。
　　虽然今天的“蓟门烟树”，一眼望去，楼群一片，失尽了当年铁马秋风冀北的旷远和豪迈，但也注入了新时代的灵魂。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革新中继承、在创造中发展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生命力。正如歌台楹联所说：
　　
　　 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如此
　　 看今日这般光景或者有之
　　这是作者对自己的艰苦创作，所作曲折而含蓄的表述。联语看似虚无闪烁，不着边际，其实与这一园林一样精致，文学意味悠长，对仗措词工巧，令人一见难忘。实际上，它是在启发人们思索所指究竟是什么。我的解读是，通过今昔对比，让人们看到历史的演变、世事的兴衰和时代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元、明、清三代的帝王将相，都已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长留人世的，只能是他们曾为国家民族做过的德政和善举，概括言之，就是配合上述楹联的横批：“风雅长存”。这也是这片胜景的点睛之笔。按照传统的说法，“一国之事为风，天下之事为雅”，风雅代表的是百姓的利益和为政者的风范，它永远是鄙劣的对立物。古今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而风雅之大义却永远相通。就像这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的修建，既保持了传统的文化遗产，又加强了现代化生态环境的维护。对游人不卖票，却不断地派出大量工人来维持公园的绿化、水体的清洁等。这样做，关注的就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成了执政者最高的追求，这样，“风雅长存”就不是一句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