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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关于宋代大儒胡瑗先生潜心治学和诲人不倦的非凡教育人生的叙事，以详尽的史料厘清了名满天下一代宗师的教育思想脉络及历史贡献。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专题叙事；胡瑗；豪杰魁
中图分类号：G４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１）０２-00５５-0４
“人过留名。”一个人能够得到从皇帝到同侪，从门生到吏民的交口赞誉，可谓备极盛荣。
北宋的胡瑗（安定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宋神宗赞之曰：“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王安石誉之为“天下豪杰魁”。朱熹认为其一生事迹可为“百世之法”。明末清初的颜元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口碑载道，这是怎样的荣耀啊！
且让我们走近这位先贤，走进他的世界。
平生行迹
胡瑗，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公元９９３年（宋太宗淳化４年）生于今江苏如皋市。他自幼聪颖好学，７岁善属文，１３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为了求学，胡瑗毅然辞别家人，径自北往泰山，这一年，胡瑗大概二十五岁。他与孙复（字明复，今山西临汾人）、石介（字守道，世称“徂徕先生”，今山东泰安人）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深造，潜心研习圣贤经典，１０年不归。
古代的文人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隋文帝始开的科举考试差不多是文人进阶的唯一途径。胸怀鸿鹄之志的胡瑗当然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奇怪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才华出众的胡瑗总是名落孙山。胡瑗在４０岁时断然放弃了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初中部）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命名，称安定书院。这，掀开了胡瑗３０多年从教生涯的第一页。
１０３４年，４２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范仲淹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让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到胡瑗门下。胡瑗到任后，随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郡学很快就成为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１０３６年，经范仲淹的引荐，４４岁的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宋仁宗召见，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三年乃成。随后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
１０４１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吴县）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创立了卓有成效的在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苏湖教法”。
１０４４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
１０５０年１１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３年时间完成。
１０５２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身份致仕（封建时代的官员退休）。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１０５６年，６４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他虽身为朝廷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他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被视为一代宗师。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１０５９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
一代宗师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
（一）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
胡瑗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是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一名《松滋儒学记》）中的开篇文字。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材、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强化“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
胡瑗力倡“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应该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他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力主州县办学，推广普及教育
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
面对宋初“轻教育”的状况，胡瑗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实现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慨然下诏全国，要求各州、县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四）开创了分科教学的先河
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这是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是对中国古代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革新。他在中国教学制度史上第一次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他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分斋教学制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分斋教学直接影响了中央官学的教学制度，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当时就“取胡瑗法以为法”。北宋以后，历朝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大都实行分斋教学。分斋教学对书院教学制度影响也很大。北宋以后的书院，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书院，往往也采用分斋教学。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晚年他规划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清朝后期泰州另一位热衷教育的大家刘熙载的教育思想受同乡胡瑗的影响很深，他晚年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也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分斋教学，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五）建章立制，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５００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１００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３００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他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六）注重音体美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超越功利性，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极富光彩的一笔。
（七）首倡太学“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１０５６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小心火烛。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在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八）重视社会实践，组织游历考察活动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还组织学生到野外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以培养“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宝藏，至今仍然非常实用。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多才多艺
除了在教育上戛戛独造，世所瞩目，胡瑗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冠之以思想家、军事家、音乐家衔号，实不为过。
（一）倡导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成。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１０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二）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
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三）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说胡瑗是军事家，并非对这位乡里先贤的溢美之词。我们知道，党项的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后，北宋的西北边境便战云密布。在几次更换将帅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韩琦主张起用贬斥越州的范仲淹。于是范仲淹官复原职，拜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延州（今延安）。深知胡瑗文韬武略的范仲淹举荐他为丹州（今陕西省宜川县）军事推官。
上任伊始，胡瑗随范仲淹视察边防，了解敌我形势，潜心探讨宋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通过与归顺番酋的倾谈，他提出了孤立元昊的“恩威并济”方针。针对宋军战斗力不强、山路运输不便的现状，他提议范仲淹实施“营田和筑城”的措施，对巩固宋朝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此间，胡瑗还撰有《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表现了高远的战略眼光。他还以不俗的军事造诣，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培养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军事人才，如范纯祐、苗授、卢秉、顾临（官至龙图阁学士，编有《武经要略》）等。
（四）具备杰出的音乐才能
１０３６年，经范仲淹引荐，已过不惑之年的胡瑗以布衣的身份，受到了宋仁宗的召见。召见的缘起是雅乐的改定。历史上，各朝祭祀、朝会、宴饮、庆典都要奏乐，所奏之乐被称为雅乐，也叫宫廷音乐。在此之前，雅乐已更定过两次，但两次更改都不令人满意，于是就有了第三次更定。这次，宋仁宗选了两个人，一位是正在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另一位就是胡瑗。两人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很忙活了一阵子，虽然不能十全十美，但已比原来的柔和悦耳了许多。加上胡瑗举止应对悉合古礼，甚得仁宗赏识，官拜校书郎。
１０５０年，为在明堂祀祖，仁宗皇帝下诏要求礼乐官及修制官另铸钟、磬。胡瑗因精通音律而再次被召到开封京城，赴大乐所，会同邓保信等礼乐官员，依照经典著作，参照历代规制，用上等秬黍，制成音律、乐律等法物。随后，钟、磬陆续制成。１０５２年，胡瑗又精心研制出大小轻重一样的十二钟，其音律的精准度，即使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此间还和阮逸等人合作撰就了《皇祐新乐图记》３卷。他本人还写过《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等音乐著作，惜乎而今不存于世。
他在教学实践中很注重音乐教育。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就是他的高足，跟着胡瑗专攻音乐，“得古乐钟律之说”，最终卓然成家。
胡瑗“述”而又“作”，创新多多。在丰富的实践的同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遗留至今的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多种。这是今人弥足珍贵的财富。
斯人远逝，风范长存。
参考文献：
［１］徐建平．胡瑗［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Ｕ Ｙｕａｎ
ＳＨＩ Ｐｅｎｇ－ｓｈｏｕ
（Ｒｕｇａｏ Ｎｏ． １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ｕｇａｏ ２２６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Ｈｕ Ｙｕａｎ，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ｏ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Key words: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 Ｈｕ Ｙｕａｎ； ｈｅａｄ ｏｆ ｈｅｒｏ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专题叙事；胡瑗；豪杰魁
中图分类号：G４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１）０２-00５５-0４
“人过留名。”一个人能够得到从皇帝到同侪，从门生到吏民的交口赞誉，可谓备极盛荣。
北宋的胡瑗（安定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宋神宗赞之曰：“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王安石誉之为“天下豪杰魁”。朱熹认为其一生事迹可为“百世之法”。明末清初的颜元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口碑载道，这是怎样的荣耀啊！
且让我们走近这位先贤，走进他的世界。
平生行迹
胡瑗，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公元９９３年（宋太宗淳化４年）生于今江苏如皋市。他自幼聪颖好学，７岁善属文，１３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为了求学，胡瑗毅然辞别家人，径自北往泰山，这一年，胡瑗大概二十五岁。他与孙复（字明复，今山西临汾人）、石介（字守道，世称“徂徕先生”，今山东泰安人）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深造，潜心研习圣贤经典，１０年不归。
古代的文人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隋文帝始开的科举考试差不多是文人进阶的唯一途径。胸怀鸿鹄之志的胡瑗当然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奇怪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才华出众的胡瑗总是名落孙山。胡瑗在４０岁时断然放弃了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初中部）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命名，称安定书院。这，掀开了胡瑗３０多年从教生涯的第一页。
１０３４年，４２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范仲淹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让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到胡瑗门下。胡瑗到任后，随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郡学很快就成为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１０３６年，经范仲淹的引荐，４４岁的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宋仁宗召见，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三年乃成。随后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
１０４１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吴县）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创立了卓有成效的在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苏湖教法”。
１０４４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
１０５０年１１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３年时间完成。
１０５２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身份致仕（封建时代的官员退休）。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１０５６年，６４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他虽身为朝廷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他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被视为一代宗师。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１０５９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
一代宗师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
《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
（一）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
胡瑗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是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一名《松滋儒学记》）中的开篇文字。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材、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强化“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
胡瑗力倡“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应该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他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力主州县办学，推广普及教育
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
面对宋初“轻教育”的状况，胡瑗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实现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慨然下诏全国，要求各州、县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四）开创了分科教学的先河
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这是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是对中国古代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革新。他在中国教学制度史上第一次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他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分斋教学制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分斋教学直接影响了中央官学的教学制度，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当时就“取胡瑗法以为法”。北宋以后，历朝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大都实行分斋教学。分斋教学对书院教学制度影响也很大。北宋以后的书院，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书院，往往也采用分斋教学。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晚年他规划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清朝后期泰州另一位热衷教育的大家刘熙载的教育思想受同乡胡瑗的影响很深，他晚年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也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分斋教学，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五）建章立制，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５００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１００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３００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他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六）注重音体美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超越功利性，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极富光彩的一笔。
（七）首倡太学“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１０５６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小心火烛。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在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八）重视社会实践，组织游历考察活动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还组织学生到野外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以培养“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宝藏，至今仍然非常实用。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多才多艺
除了在教育上戛戛独造，世所瞩目，胡瑗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冠之以思想家、军事家、音乐家衔号，实不为过。
（一）倡导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成。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１０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二）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
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三）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说胡瑗是军事家，并非对这位乡里先贤的溢美之词。我们知道，党项的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后，北宋的西北边境便战云密布。在几次更换将帅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韩琦主张起用贬斥越州的范仲淹。于是范仲淹官复原职，拜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延州（今延安）。深知胡瑗文韬武略的范仲淹举荐他为丹州（今陕西省宜川县）军事推官。
上任伊始，胡瑗随范仲淹视察边防，了解敌我形势，潜心探讨宋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通过与归顺番酋的倾谈，他提出了孤立元昊的“恩威并济”方针。针对宋军战斗力不强、山路运输不便的现状，他提议范仲淹实施“营田和筑城”的措施，对巩固宋朝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此间，胡瑗还撰有《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表现了高远的战略眼光。他还以不俗的军事造诣，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培养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军事人才，如范纯祐、苗授、卢秉、顾临（官至龙图阁学士，编有《武经要略》）等。
（四）具备杰出的音乐才能
１０３６年，经范仲淹引荐，已过不惑之年的胡瑗以布衣的身份，受到了宋仁宗的召见。召见的缘起是雅乐的改定。历史上，各朝祭祀、朝会、宴饮、庆典都要奏乐，所奏之乐被称为雅乐，也叫宫廷音乐。在此之前，雅乐已更定过两次，但两次更改都不令人满意，于是就有了第三次更定。这次，宋仁宗选了两个人，一位是正在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另一位就是胡瑗。两人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很忙活了一阵子，虽然不能十全十美，但已比原来的柔和悦耳了许多。加上胡瑗举止应对悉合古礼，甚得仁宗赏识，官拜校书郎。
１０５０年，为在明堂祀祖，仁宗皇帝下诏要求礼乐官及修制官另铸钟、磬。胡瑗因精通音律而再次被召到开封京城，赴大乐所，会同邓保信等礼乐官员，依照经典著作，参照历代规制，用上等秬黍，制成音律、乐律等法物。随后，钟、磬陆续制成。１０５２年，胡瑗又精心研制出大小轻重一样的十二钟，其音律的精准度，即使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此间还和阮逸等人合作撰就了《皇祐新乐图记》３卷。他本人还写过《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等音乐著作，惜乎而今不存于世。
他在教学实践中很注重音乐教育。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就是他的高足，跟着胡瑗专攻音乐，“得古乐钟律之说”，最终卓然成家。
胡瑗“述”而又“作”，创新多多。在丰富的实践的同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遗留至今的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多种。这是今人弥足珍贵的财富。
斯人远逝，风范长存。
参考文献：
［１］徐建平．胡瑗［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Ｕ Ｙｕａｎ
ＳＨＩ Ｐｅｎｇ－ｓｈｏｕ
（Ｒｕｇａｏ Ｎｏ． １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ｕｇａｏ ２２６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Ｈｕ Ｙｕａｎ，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ｏ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Key words: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 Ｈｕ Ｙｕａｎ； ｈｅａｄ ｏｆ ｈｅｒ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