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是程朱桑梓乡邦，也是宋明理学渊源之所在。明清两代徽州人才辈出，产生了大量进士举人，成为中国科举文教事业最繁盛区域，被视为“东南邹鲁”。宋明以来婺源一邑在科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徽州府各县一直排名最前列。唐代婺源即有胡学等考中进士。宋代婺源县具有科举功名者多达288人，位列徽州府第一，宋代婺源县学人所创造的学术著作也位列徽州府第一。及至明代，婺源县出进士101名、举人303名，仅次于歙县，位列徽州府第二名；清代婺源县出进士57名、举人257名，位列歙县、休宁之后，排名徽州府第三位，而通计明清两代婺源县进士举人数量在徽州府中依然可列第三位。
　　唐宋以来婺源县科举文教事业之所以能取得骄人成就，最主要原因在于其
　　促进的正面作用，明代学者方承训《复初集》卷三十一《星源游侍郎公传》说：“（游侍郎）公族为星源大姓，与大坂[畈]汪族钜相伯仲，而荐绅不逮，始与公偕诸生者千一。”这也是良好的教育氛围使然，在此氛围下婺源县产生了诸多名臣大儒，以至于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四《疆域五·山川·方山》收录有清代婺源谚语：“方山笑，湖水平，婺源出公卿。”
　　根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选举·科第》，明清两代婺源进士、举人的分布在时间上并不均衡。整体而言，婺源县产生进士、举人数量最多的时期是明代中后期和清代中后期；而且从数量上看整个婺源的科甲及第数量，清不如明，而且有清一代婺源科甲成就也主要在乾隆中叶之后取得，清前期非常微小。全县情况如此，具体到宗族和村落也是如此，清初类似桃溪潘氏、济溪游氏、大畈汪氏等村落家族的科甲文教事业鼎盛局面，已大不如明代，乾隆《济溪游氏宗谱》的编纂者就此盛衰过程提出过疑问：“自景南奋绩，凤举鹏飞，联翩接武，抑亦盛矣！继自今岂无振翮而起者乎？”笔者认为，清初婺源科举衰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影响，当时士人怀有对故朝的眷恋和对异族的抵抗心理，同时清初各种政治变动也波及深山中的婺源。徽州区域最为恪守上层精英文化传统，真切地反映在士人心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