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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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生活与治学的天平上,有人将生命的砝码过多地放置于治学的一边“流光容易把人抛”,事业有成,身体也垮了下来。如果明知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为了给后人留点“东西”,偏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累月成年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地追求学术上的建树,甚至声明“为了作好学问,少活几年也无妨”,这样的人恐怕就为数不多了。已故的袁行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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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生活与治学的天平上,有人将生命的砝码过多地放置于治学的一边“流光容易把人抛”,事业有成,身体也垮了下来。如果明知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为了给后人留点“东西”,偏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累月成年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地追求学术上的建树,甚至声明“为了作好学问,少活几年也无妨”,这样的人恐怕就为数不多了。已故的袁行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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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文试图就中国法制史的整体研究,谈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以期有益于这一学科的改革和发展。 一、进一步明确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 从一九七九年法史学会成立大会的讨论和近几年的研究看,对法制史的研究对象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制度的发展史;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历史,两者并重,甚至主张改“法制史”为“政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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