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快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比，农民身份转换一直不彻底或严重滞后，这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并越来越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性举措，同时，也是加快社会体制全面转型的主要着力点，由此可从根本上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将提高城市化率、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1.5亿农民工如果转为城市市民。估计有1亿个家庭、3亿人口变成新的城市居民。将大大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社会素质明显提高，并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中国城市化最本质的部分是人口城市化，而不是城市地域的扩张及房地产的发展，过去以房地产发展和城市地域为主的城市化是一种畸形城市化。未来城市化的核心是要推进农民工从劳动力的城市化向家庭的城市化转变，亦即从半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的转变。
　　其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加快社会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体制改革滞后正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社会体制改革滞后既表现在总体上教育、医疗改革不到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更表现为以城乡户籍分割的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里关键是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消除城乡户籍分割的社会制度阻碍，促进城乡一体化和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促进分享社会的形成，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稳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保障是近期中国必须着力解决的五大民生问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主要症结正是与户口相挂钩的五大民生权利在制度安排上严重不平等。完全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五大民生与原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農民由此将会获得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收入分配将会趋于合理，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四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大规模的农民工转换身份变成市民，可以为农村土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可以较快地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如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呢?
　　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分省内和跨省两种类型采取有别的户籍改革措施。
　　二是主要依托流出地中小城市(包括县城)推进身份转换。农民工大量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而沿海大城市房价高、产业升级迫切、社会福利成本高等，难以成为农民工转换身份的主要承载地。从经济和社会成本角度看，最经济的途径是依托流出地中小城市(包括县城)来推进农民工身份转换。这里关键是要将农民市民化过程与产业的区域转移相结合。
　　就业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关键中的关键，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可能面临就业不足问题而难以推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且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将明显减弱，因此，必须加快向中西部转移才能保持这一传统产业的国际优势。这一转移的过程恰好是增加流出地城市就业机会的过程。
　　为此，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同时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也应制定相应的承接产业转移的鼓励政策。这是加快以流出地为主要依托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重要条件。
　　三是建立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在内的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是关键。农民转换身份不仅是取消农民工的称呼或户籍登记制度一元化(统一都叫居民)这么简单。它涉及一系列为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地位平等所需各种权力的调整和再分配，即农民工转换身份需要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并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人口自由迁移制度。
　　农民工身份转换所需成本可按以下方式分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以国家负担为主，住房方面以城市政府负担为主，其他以农民负担为主。国家和地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订不仅要考虑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也应把亟待转换身份的农民工纳入进去。